一再结集，一再分裂，最后是分头多极发展，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特点。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佛教内部。一种专门宣讲厌生遁世而又言行一致的学说，对社会生活不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集团长期存在。佛教对人生的基本判断，也逻辑地要求对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断作出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要。

古印度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各地不仅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极大，而且在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上也有很大不同。固有的等级制度和变化着的阶级关系，加深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样，凡是流向新的民族和地区的佛教，必然会带上该民族、该地区的新色彩，就成了一条规律。佛教传播得愈广，它的内容愈丰富，统一的佛教就愈不会是一个模式。

佛教的分裂，从上座部和大众部分派开始，又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到大月氏贵霜王朝建立（1世纪中叶）时，形成了很多独立的派别，佛史一般称为部派时期。关于分派的次序、名称、时间、数目和原因，南北传佛教各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已知的部派名称有40多个，考古资料证明有25个左右。南北传的史料均记作18部，唐译《异部宗轮论》载有20部。实际上部派存在的时间很久，演变也很剧烈，至公元7世纪尚有大众、上座、说一切有和正量等四部流行，而与大乘佛教并存。

大体情况是，上座和大众两派分离以后，从佛灭第二个百年，约公元前3世纪初开始，上座部内部发生分裂。据说，当时一位名叫犊子的比丘奉舍利弗、罗睺罗为祖师，声称得到一部《九分阿毗达磨》，据此提出了关于“人我”（补特伽罗）是“有”的新理论，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支持前者的僧侣称为犊子部，反对者叫化地部。与此同时，大众部中也分出两派，即鸡胤部和说假部。前者认为佛所说都是出世的，所以也称作“说出部”，后者认为，佛所说法有些是出世的，有些则否，只是假说。以上六派都是在阿育王即位之前出现的。

在阿育王死后，从化地部中分化出说一切有部，它以“说一切有”的教义得名，主要在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一带活动，是传入中国内地论著最多、影响最大的派别。化地部的另一支由中印到达西印，形成法藏部；法藏部以阿跋兰多国为基地，后来传到伊朗、中亚，汉译《舍利弗毗昙》就是属于化地法藏系的论书，而《五分律》属化地部，《四分律》属法藏部。还有一支东到尼泊尔地区（雪山），叫雪山部。化地部更有一支南下，在南印摩偷罗一带，成立制多山部，传说部主就是提倡“五事”的大天。后来制多山部再分解为西山住和北山住两部，通称案达派。案达派以案达罗王朝的强大为背景，是大乘思潮的一个摇篮，与它对立的是法藏部。法藏部后来被南传上座部视为佛教正宗。与此同期，从犊子部中分化出四个派别来，即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和密林山部。它们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对佛经中某些颂文的解释不同，大体活动在半岛的中西部，今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一带。这四派中的正量部，以后发展起来，成了犊子部系的正宗代表。

此后，佛教继续分化。大众部中的鸡胤部又分出多闻部。约公元前2世纪初到前1世纪，饮光部和经量部（亦名“说经部”）分别从有部中脱离出来。到公元1世纪，则形成了所谓“大乘”与“小乘”两大佛教体系，而后更分“小乘”为婆沙（有部）和经部，“大乘”为中观和瑜伽等四家佛学思潮。

上述部派，既有比较稳定的活动中心，也有自己迁徙的历史。上座系的某些派别从阿槃底向南发展，后来渡海抵达斯里兰卡，在那里建立了牢固的基地，形成南传佛教的中心。说一切有部在舍卫城、江绕城和摩偷罗活动，逐渐转向西北，集中在犍陀罗和迦湿弥罗。最早在中亚立足的可能是法藏部，他们从阿跋兰多出发，循着贸易路线绕了一个圈子，经过伊朗，西至安息；继之，沿丝绸之路向东发展，进入中亚。当然各部派僧众杂处混居的情况也很多，如大众部有僧团在迦毕试，说出世部有僧团在巴支特里亚，犊子部有僧团在佛教发源地等。据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各派主要势力在古印度境内的分布大致是：说一切有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和经量部集中在古印度西北，以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为基地。犊子、法上、贤胄、密林山、正量等部居留在印度西南和西部沿海地区。大众、一说、说出世、鸡胤诸部分散在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等南方大众系流布在南印度；在这一地区和斯里兰卡，还有称作“方等”和“大空”的部派存在。

由于各个部派分布的地区不同，所以传教用的语言、编集经典用的文字也有不小差异。例如，西北最有势力的说一切有部，一般使用梵语或接近梵语的俗语佉卢虱底语（驴唇文）；以西部苏拉赛那为据点的正量等部，使用阿帕普兰沙语；以阿瓦底为据点的上座部使用派萨奇语；以印度中南部马哈拉施特拉为据点的大众部，使用马哈拉施特拉语。这些地区、民族和语言上的差别，固然造成了佛教组织上的宗派化倾向，但同时也促进了它在思想内容上的多元化，培植了它特殊的适应各种社会条件的能力。这是佛教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品格。

原载《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