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道了一起惹人注目的案件：浙江农民张召良因为征地问题起诉浙江省政府，法院判决省政府败诉，张召良赢了官司。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在国民法治意识逐步养成的背景下，各级政府还需要不断地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各级政府的法治水平应当跟上甚至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以适应法制现代化的要求。由于政府的法治水平主要就是以公务员队伍的法治水平来测度的，因此，在法制现代化的整体背景之下，国民尤其是政府公务员的现代化问题，应当引起理论界与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因为，法的现代化最终还是取决于、依赖于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下，“法制现代化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热点。学者们既关心不同法制领域的现代化问题，譬如，立法的现代化、行政的现代化、司法的现代化，等等；又为法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而煞费苦心，譬如，到底应当强调“自然演进”还是应当依赖“政府推进”，到底应当以“移植”为主还是应当以“继承”为主，到底应当坚持“私法优先”还是应当注重“公法优位”，等等之类的问题，经常成为学术研讨的主题。我相信，针对这些理论难点的斟酌与辨析，既有助于从理论上勾画出中国法制的未来，同时又增进了人们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解。

这些引人注目的法制现代化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它们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几乎都是把法制作为一个纯粹的客体或对象来加以讨论。这种单向度的理论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视角上的盲区，那就是：忽略了法制背后的人，不自觉地割裂了法制与人的固有联系。

必须看到，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制，并不像化学家面对的分子，也不像植物学家面对的花草树木。法制的逻辑起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制并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法制的实质，乃是对人际关系的规则化、秩序化表达。法制的演进，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进。从这个层面上看，所谓法制现代化，并不是法制本身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因为，只有现代化的人，才可能形成现代化的人际关系与人际秩序；对这些现代化的人际关系、人际秩序进行规则化的建构与表达，就成为了现代化的法制。换言之，法制现代化的实质，并不在于法律本身的新潮或摩登，而在于造就现代化的人。

何谓现代化的人？在法制的视野中，现代化的人首先是指现代化的立法者。只有立法者自身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才可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才可能体现现代化的属性。在当代的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法规过多地挤压了人权（譬如已被废止的收容审查条例），有些法律用语早已落后于时代（譬如“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有些法律规定明显地扩张了部门利益、忽略了公共利益（譬如以收费、罚款代替管理），要克服诸如此类的立法现象，还有赖于立法者自身的现代化。其次，还应当强调行政执法者的现代化。如果行政执法者尚未从传统的行政模式中走出来，即使有现代化的法律文本，也会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从而使现代化的法律文本形同虚设，成为一张精致的装饰纸。作为一起个案，张召良事件已经表明，行政执法者还需要进一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再次，法的现代化还离不开司法者的现代化。因为，司法者是法律的最终的宣告者，不同的司法者将会宣告不同的法律：如果是现代化的司法者，那么，公众将倾听到现代化的法律；如果是传统的司法者，公众就将倾听到传统的法律。

按照“上行下效”的原理，只要以上三类主体都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社会公众必将自动地转变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以适应“上面”的要求，否则，他们就将承担某些消极的后果。换言之，即使是在趋利避害心理的支配下，社会公众也会随之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当中国人（包括立法者、行政执法者、司法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情感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都从传统转向现代之时，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成之日。这就是说，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不能只盯着“法”这个对象或客体下功夫，而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法制背后的人，尤其是运作法律的国家公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