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从汤一介先生的文字里，第一次“触电”龚鹏程。
十几年前，我在汤一介先生北大二十四楼南门书房里，看到了龚鹏程老师的《四十自述》。这本书的序言为汤先生所作。在文字中，我读到了汤先生视野里的“龚鹏程”。
后来我得知，汤先生与龚鹏程老师相识很早。1989年春天，龚鹏程先生得到蒋纬国、张建邦诸大老的支持，整合台湾学界，带领学术团来到大陆，展开两岸正式的学术交流。龚鹏程与汤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及北大校园里开会，讨论十分热切。那是龚先生为两岸文化交流打开格局的破冰之作。
后来他从政去主持台湾政府的两岸交流业务，建树甚多，可说即是由此开始的。
十多年后，时局变化，龚鹏程先生卸去在台湾的官职，也辞掉佛光大学大学校长，又回到北京时。旧时慷慨激昂的朋友，许多都沉默了。汤先生则依旧坚持邀他去讲学。龚鹏程先生受邀参加了北大和中国文化书院共同举办的蔡元培讲座，题目为“符号学研究”。校长亲自签发邀请函，汤先生主持，活动很是隆重。
龚鹏程老师借此整理了演讲稿，出版为《文化符号学导论》，列入乐黛云先生主编的北大学术丛书。要知道，当时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论述极少。汤先生肯定龚鹏程老师在该领域的成就，所以也想借重他来刺激一下学术界，后来他们好像还合作编了一套这方面的丛书。
我做助理时常在汤先生，乐先生身边，也时听乐黛云先生时常提起：“龚鹏程有才华!”。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很多年后，龚老师托我给汤先生带话，说他办了个活动，希望能得到汤先生的关注和支持。汤先生一听，笑着跟我说：“只要是龚鹏程老师的事情，咱们都要支持。”
汤先生，乐先生对于来自台湾的龚鹏程老师格外关注外，我的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温儒敏教授，对于龚鹏程老师也是格外关注。北大曾召开过一场龚老师作品讨论会，温先生不仅准时出席，在开场前专门准备了精彩的充分的发言。
在更早的时间，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特别希望龚鹏程老师能够在大陆任教。温先生颇有魄力的“力排众议”，力邀了这位“有性情的学者”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温先生认为，龚老师学问称得上“渊博通达”，是颗“读书的种子”，更是个“通才”。
汤先生、温先生都是我最敬爱的先生和老师，也是学术大家，他们对于龚鹏程老师的支持与学术认同，让我也不禁对这位有才情、有学识的大学者仰慕起来。
(二)真正认识龚鹏程老师，是在2008年，我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做访问学者时，选了他的课。
龚老师在北大开《文艺理论》课程。我毫不犹豫，就选定了他的课。
他讲的课听起来真难——这是我对龚老师的第一印象。龚老师的“理论课”，穿插大量文献、经典、史实，知识点密集。我跟随温儒敏先生学习时，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散文，对有些文献并不熟悉，课上得十分吃力。现在想起来，龚老师上课时，实打实，全是干货——这倒也像极了他稳步扎实的治学态度。
第二个印象是，老师其实非常温和的。他在江湖上名声响，但站上讲台，就是一个安静的书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间中型的教室，台下坐满了学生。龚老师的声音温和低沉，很有穿透力，字斟句酌，清晰条理，理论，概念，思路，逻辑——在讲课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沉浸其中，更象是位儒者。
生活中的他也是如此，对人谦恭有礼，不仅有儒家精神，也有一种侠义精神。有一次，龚老师邀台湾师范大学林保淳教授来北大中文系讲学。在接待宴请中，在场的人讨论着要喝什么——(那时候还没有中央八项规定，一般的接待都是合规的)。从一个角落里，一个低沉而惯有的穿透力的声音传来：“就喝小二(二锅头)吧。”我循着声音看过去，果然是龚鹏程老师。后来聚会，我想当然认为龚老师特别爱喝这酒。很多年后，他才无意提到：“江力啊，谁不爱喝好酒，那次喝小二，是想给咱们系里省点钱呀。”这件事给予我印象特别深，龚老师厚道，能跟体谅人，由此可见一般。
龚老师的交往圈子，也有这样的特点——既有学界的学术大家同仁，也有云集四海的江湖弟子。龚老师的思想非常开放、非常平等，与人交往，也最认人品。
有一次，和龚鹏程老师谈到我的老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对于他的学问人品的肯定并引以为“我的兄弟”时，龚老师认真的对朋友们讲了一个故事：台湾一个学者需要熊十力的材料，他找到了他的朋友，正在做熊十力研究点校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老师，守常老师把自己的资料全部无偿的提供，用那时候很贵的价格，在五星级酒店复制了一套，送给龚鹏程老师。龚先生称道守常老师“大气、义气、厚道”。我想他评价学界好友的话，来评价他自己，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自从在系里上了老师的课，我们的交流慢慢多了起来，私下成为恩师挚友。只要有机会，朋友们总创造机会给我，总能和龚先生一起吃大餐。老师是个美食家，和他一起吃饭，是很享受的。有次，某人请他，炖了一锅肉，端去隔壁一家破旧的小饭馆。龚老师不挑环境，带着一群学者、媒体老总，在吵吵嚷嚷的大厅，就着小酒聊天，谈学问，谈生活。这样的氛围很容易让人进入美好又融洽的状态。
还有，印象很深的是，龚老师在饭桌上从不看手机，这种自然而然地周到，对客人的尊重，让你有一种亲近感。
(三)如果要说龚老师有一点争议的话，我想是在学术里——那些争议的声音，无非是因为他的才华和骨子里的傲气。
我在中国文化书院工作时，龚老师被汤一介先生，王守常院长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所以我们后来又有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作为师者，他在他掌控的学术平台，给予了我很多机会，有意培养我，邀我一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在路上”的青年研究者，我也很愿意去跟着老师一起学习。我也时刻关注着他的思想变化、在文化等领域的努力，见证他作为一个学问大家的气象。
在我印象里，龚老师写作不大引用材料。我们写作，或电脑检索或查阅材料做卡片，他的风格则是“信手拈来”。我们一般在聚会后回家，睡觉的睡觉，看微信的看微信，只有龚先生回家后还要伏案奋笔。
不一字一句引用材料，这是古代大家的习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引用就与原文有出入，我与汤先生核对请示，问道：“不完整的引用是不是有问题?”汤先生告诉我：“古人写作不需要引证原文献，凭记忆，写完了便是定论。”
不过古人读书庞杂，感悟体验无不成为积淀。龚老师的文章，力透纸背，字里行间，足见功底。陈独秀先生曾写过一本《小学》(除了大家熟知的《新青年》，陈先生还是小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领域学问大家)，前阵子东方出版社再版，约龚鹏程老师为其写这篇非常有分量的大序。
我读到那篇短序，老师循序渐进，信手写来，对整个学科历史、研究现状做了非常重要的深入的描述。对于陈先生的治学理论，龚鹏程老师完全了然于心。龚老师的文章，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美文美食，涉猎武术江湖，看似路子很开很“野”，实则学术功力深厚，稳步又扎实。
另外，我还觉得：龚老师熟读各类文献，但他治学从不拘泥于古法。
做学问方法有二。其一是从文献出发。有人认为，儒家文化都藏在文献中——从先秦到晚清，儒学典籍里都是能称得上“家”的名人。另一个方法是，在现实环境中，将纸上文献与地下发掘物质互证。
龚老师治学，绝不仅仅拘泥于此。他独辟蹊径地将文献中的材料、器物、礼仪，恢复到现实生活中来，用当代人的体验还原过去的儒家生活，专注在礼仪、道场修复，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上下功夫。例如他修复完善迄今千年历史的都江堰文庙，并召集人们演示了古代婚礼，射礼，冠礼，乡贤酒礼，祭孔大典等。很多年来，这样有“规矩”的传统礼仪，非常不容易看到。
如此特别的全新的治学角度，有学者笑言，在龚先生之前，海内外仅见一人。有一位孔家后人孔德成先生在台湾大学教书时，拍过一套古代的婚礼仪式黑白电影。除了这位孔先生外，龚老师恐怕是唯一一位将恢复古礼并付诸实践的学者了。
温先生曾说，龚鹏程是现代学术的一条“漏网之鱼”，他始终保持个性、情操和批判意识，著述鲜活潇洒，观点跳脱，所以常引发学术振动，引起人们思考和探究的冲动。这样的治学境界，真令人敬重而高山仰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