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解社会心态不仅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以及公众情绪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前提。
本调查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063个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户中按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访问。调查时间为2006年4～6月。本文主要涉及公众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冲突。
社会感受
（一） 生活压力感——遇到最多、感觉最大的生活压力来自经济方面
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负担过高是民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调查显示城乡居民遇到最多的生活问题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其次是“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再次是“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比例分别为51.3％、45.5％和45％；排在第四到第六位的生活问题分别是“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 和“家人下岗失业或无稳定收入”，比例分别为34.8％、34％和30.1％； 排在第七到第九位的生活问题是“社会治安不好，常常担惊受怕”、“社会风气不好，担心被欺骗和家人学坏”和“赡养老人负担过重”，选择的比例分别为24.5％、23.3％和22.3％；选择比较少的问题是“家庭成员有矛盾，烦心得很”和“家人与邻居有矛盾，担心发生纠纷”，比例分别为9.8％和5％。
城乡居民对所遇到的压力评价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低、赡养老人、人情支出、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民众感到生活压力大的依然是经济压力，其次是社会压力，人际压力较小。
（二） 社会安全感——食品安全感最低
安全感是人们对于目前处境的一种主观判断，是一种面临风险大小的判断。调查发现，居民安全感最高的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最低的是食品安全，其他各项由高到低分别是人身安全、劳动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
居民认为食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2.6％，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46.4％，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36.7％。认为医疗很安全的比例只有9.5％，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6.7％。认为交通“很安全”的比例仅为11.7％，“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8％，“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合计为32.3％。认为财产“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8.4％，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8.8％，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0.2％。认为劳动“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7.2％，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6.9％。认为人身“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0.3％，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1％，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7.2％。认为个人信息、隐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1％，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6.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1.3％。
（三） 社会支持感——家庭、亲友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人们遇到困难和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得到获得建议、指导、鼓励、帮助的社会性资源。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社会压力、改善情绪和行为反应。
调查问卷中民众感受的社会支持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朋友、同乡、战友、生意伙伴等）”， “家庭”介于“帮助较大”和“帮助很大”之间的水平，“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介于“帮助较少”和“帮助较多”之间，属于有帮助水平。而其他机构和组织中“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组织”和“党组织”得分稍高，但得分水平介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之间。
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弱，城市单位较强的社会支持功能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而民间团体和组织还没有发育，使得家庭、亲友这些传统的社会资源仍为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
（四） 社会信任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
信任是人们对他人或者组织未来表现的推测，与个人的信心和预期有关，这里的社会信任感是指人们对于所调查的社会组织、社会角色、信息来源是否可以信任的主观感受。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而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接近比较信任水平，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等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与之接近；信任程度更低的是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在信息获取上政府新闻媒体、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的信任程度高于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
（五） 社会公平感——制度公平高于机会公平
社会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公正性。
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接近比较公平。公平程度最高的是高考制度，其次是义务教育和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最不公平的是城乡之间的待遇，其次的不公平是提拔干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综合起来看，民众对制度公平感评价较高，而对机会公平感评价较低。
（六） 政府工作满意度——对社会保障最不满意
调查中为了了解民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问卷设计了包括如下方面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救助、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与推广、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依法办事、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公正十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义务教育工作最满意”，对“社会保障和救助”最不满意。
群际关系
（一） 干部与群众——干群关系被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
调查问卷把社会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城里人与乡下人”、“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了解城乡居民对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性的判断，推断不同群体矛盾和冲突的存在程度。统计结果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主和雇员，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
调查还显示，公众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距是最大的，50.7％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最大，17.5％的人认为干部和群众差距最大，9.5％的人认为城里人与乡下人差距最大。
虽然被调查者认为穷人与富人差距最大的人最多，但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人却最多。调查显示，有71.4％的人认为近10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另外还有49％的人选择了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按照民众一般的理解习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者也被视为“干部”，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公众认为干部更多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拉大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再考虑到公众对于部分干部腐败行为的痛恨，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就不难理解了。
被调查者对不同层级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评价不同，最基层的村（居委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总的表现比较融洽，“很融洽”与“比较融洽”两项合计的比例为72.5％，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关系两项合计为53.8％，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两项合计为40.4％。由于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有更多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好说，而相应地选择融洽和不融洽的比例都低于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二） 穷人与富人——致富归因影响贫富阶层关系
在一个三选题中有10.87％的公众把“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列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重要社会问题中的排序中列第三，综合三个选项，有33.05％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更多的被调查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最大，但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可能的被选比例却排在干群关系之后。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这与人们如何看待富人致富的原因有关，与如何理解富人致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关。
总的说来，人们对于富人致富的归因中包含了积极的因素，如承认富人致富的努力和能力，以及教育程度，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把富人致富的原因作负向归因，作外在归因，这就使得人们在与他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不公正感，怀疑富人致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成为贫富阶层冲突和矛盾的隐患。
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
（一） 公众视野中的社会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的社会因素。那么，在公众视野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究竟如何呢？
有57.32％的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重大社会问题，33.13％的人认为就业、失业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33.05％的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重大社会问题，28.04％的人认为贪污腐败是重大社会问题，26.39％的人认为养老保障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9.71％的人认为教育收费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有五个问题属于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如13.34％的人认为住房价格过高是重大社会问题，13.16％的人认为社会治安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44％的人认为城乡、地区差距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08％的人认为社会风气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司法不公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卖淫嫖娼问题和劳资矛盾等问题，只有10％以下的人认为这些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
（二） 矛盾、冲突化解策略
1. 社会矛盾和冲突
调查中调查了公众对于不同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应对方式，问卷中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分为四种类型：
（1） 与政府公共权力相关的矛盾和冲突
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政府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矛盾和冲突了解比较多的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不了解的比例仅为27.1％，但主要是间接了解，有亲身经历的只有3.2％；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但直接了解的比例较高；被调查者对“社会保障纠纷”的了解最少，亲身经历也最少，而有5.3％的人回答亲身经历过“司法不公、执法粗暴”，但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亲自参与司法过程人数的比例并不高，所以，5.3％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这些问题的了解渠道主要是新闻媒体。
（2） 与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这三项矛盾冲突既可能是政府行为也可能是经济组织甚至个人引发的，在分析时与经济组织中的典型矛盾和冲突放在一起讨论。在这些问题中，“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的影响最大，只有32.3％的人回答不了解，而回答有亲身经历的人数最多，占18.4％。
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其次，对“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了解的人数比较多，考虑到样本中大量的农村样本的存在，因此，这一问题在城市社会中应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一项，虽然亲身经历的比例为7.8％，亲身经历的比例低于前述几项，但考虑到这一问题本身涉及的社会面较为狭窄，但所产生的影响却大于其他问题，因此，这样的比例也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3） 教育、医疗行业中的矛盾和冲突
调查中发现，教育和医疗行业中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特点。被调查者对于“学校乱收费”的了解程度较高，只有31.4％的人回答不了解，但有19％的人有过亲身经历，是所调查各项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亲身经历人数最多的；而有“医患纠纷”经历的比例较低，为3.4％，这一比例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医疗问题并非是以一种纠纷的形式表现的，而教育的问题在教育费用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4） 消费矛盾和冲突
消费的问题与前几类问题相比，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了解程度都很低，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包含大量农村样本的条件下，购房等城市生活中容易引起纠纷的大型消费并不普遍；二是消费矛盾在商品市场化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已经不突出，或者已经有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法。
2.化解策略
（1） 无行动是最普遍的行动策略。各种类型的行动方式中采取最多的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其次是“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在各种类型的矛盾和冲突中，采取这种消极忍耐方式最多的是遇到“学校乱收费”，其次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再次是“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然后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采用最少的是“购房等大额消费中的纠纷”。
（2） 诉求策略是面对与政府公共权力有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其次是沟通策略。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有11.58％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对“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有8.14％，对“社会保障纠纷”有21.69％，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有15.74％作了同样的选择。对“社会保障纠纷”有16.67％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其他几项都有5％以上的人选择了这种沟通策略。
此外，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的另外的主要的行动还有“打官司”，有15.71％的人作了选择，另外的行动方式还包括“找关系疏通”。
（3） 沟通策略和诉求策略是解决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各项分别有11.09％、10.45％、18.47％、12.62％和10.03％的人选择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而选择“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比例分别是18.99％、12.13％、8.38％、4.55％和16.93％。
此外，在面对“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时有6.08％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并有2.59％的人选择了暴力反抗。
（4） 沟通是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策略，面对教育乱收费无奈采取无行动策略。在遇到“医患纠纷”时，22.13％的人采取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的行动方式，其次有5.45％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而遇到“学校乱收费”，无论是沟通策略还是诉求策略，虽然依然是选择最多的策略，都明显低于遇到其他问题时的选择比例，显然，这样的策略对于问题的解决可能有作用，但采取这种行动方式后的不利影响或者对不利影响的顾忌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
沟通策略是消费纠纷的主要解决策略。有22.13％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大额消费纠纷。其次，“打官司”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51％和5.45％。
（5）法律策略没有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除了在面对较为严重的“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有15.71％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外，另两个选择较多的问题分别是“医患纠纷”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所占比例分别为7.51％和6.08％，其他问题中选择“打官司”的比例均在5％之下。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大众的法律观念不是很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律策略的成本较高。
（6） 疏通策略很少采用。被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具有关系取向，但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找关系疏通极少被采用，除了在遇到“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有5.59％的人选择了疏通策略外，其他情况下极少被采用。
（7） 对抗策略虽然很少使用，但在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且侵害主题明确的情况下也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