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文学作品，从文本的层面来说，往往离不开富有表达力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的故事情节、精巧大气的结构。如果说这些因素构成了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文学作品，那么将这些因素黏合在一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细节。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文学如长篇小说、戏剧中，细节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但是，细节无处不在，渗透在一部作品的全部肌体。正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所言：“细节是有生命的细胞。”唯有借助这种“细节细胞”，环境才能典型，人物才能生动，故事才能可信。

如果没有细节的加持，人物往往容易流于模具化

典型环境是现实主义的首要要求。塑造典型环境，离不开细节的真实与具体。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写黄土高原上一个县城二三月时候的环境，“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通过污水、破毡帽等细节，真实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并暗示了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曲折性——“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同样是在小说的开篇，高中生孙少平因为家境贫寒，连学校提供的最便宜的“丙菜”——5分钱一份的清水煮白萝卜都吃不起！他等到同学们都散场了才偷偷过来拿他的两个黑高粱面馍。突然，他发现盛“乙菜”的菜盆里还剩下一点残汤剩水，“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这是一个近镜头的细节特写，将孙少平的自卑和敏感描摹得淋漓尽致。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经常打领带的人，一般做事会比较严谨；眼睛转得快的人，往往思维比较活跃；喜欢穿运动鞋的人，往往不拘小节等。小说也一样，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是一种“符号人物”，如果没有细节的加持，往往容易流于模具化，高明的小说家都善于编织细节，让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起来。

作家孙犁就是此中的高手。他的名篇《荷花淀》中，有一处写“话别”的情节。水生嫂的丈夫接到上级通知第二天集合出发应战，当时她正在编芦苇，听到丈夫说“明天我就要到大队上去”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这里“手指震动”“吮”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但孙犁通过这两个动作的细节描写，将水生嫂关心丈夫、不舍得其离开，但又顾全大局、隐忍自己儿女情长的性情表达了出来。一位美丽贤惠同时又深明大义的传统农村妇女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普遍不够典型，一方面固然与“现代主义写作”追求抽象化、模糊化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作家缺乏处理细节能力有关。好在作家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中，又涌现了一批性格鲜明、细节丰富的人物形象，比如徐则臣《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阳、陈彦《装台》中的刁顺子等。

以《装台》为例。这部小说写一个普通剧场装台人刁顺子的人生故事，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力作，出版后获得了普通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对刁顺子这个人物的塑造，就使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其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顺子“奉命”送钱给大哥付浴资，本来身上带了两千五百元。大哥问“带了多少？”他回答说“满共两千多一点”。大哥说“那就都放下吧”。顺子放了两千二，偷偷还给裤兜里留了三张。心里一千个不愿意，嘴上还假客气：“要实在不够，我……我再去取点？”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就这么顺当地展现出来。小说《装台》中此类细节比比皆是。

细节也带来了一种分寸感。所谓的“分寸感”，是指对故事情节的控制度，不急不慢，恰到好处。《装台》中有瞿团斗两位名角的故事。瞿团唯一一次大发雷霆，命令两位名角必须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到舞台拍戏，否则翻脸不认人。小说写第二天一众人等都在舞台静候，瞿团端坐中央，十点半，人没到，十点四十，人还是没到。就在瞿团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十点五十，人到了——而且两人因为怄气，不是从一个门里进来的。这就是极佳的控制度。如果十点半就到了，缺乏紧张气氛；如果干脆就没到，情节不好收拾；迟到一会儿，而且不从同一个门里进来，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高超掌控力的体现。通过细节把控情节，不疾不缓，张弛适度。如此看来，细节也是一种叙事的方法论。

细节往往指向一种价值判断

以上所论及的细节种种，似乎更注重在“术”的层面，比如烘托环境气氛、丰富人物形象、把控叙事速度等。实际上，细节不仅有“术”的功能，也蕴含着“道”的指向，即细节往往指向一种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往往和作家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还是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为例。这部小说除了主角孙少平和孙少安之外，还塑造了一系列次要人物，比如孙少平的叔叔孙玉亭。小说对孙玉亭有两处细节描写最精彩。一处是孙玉亭的鞋，“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一处是孙玉亭的习惯性动作，爱抽烟但自己既不会种烟更买不起烟，于是每次见了哥哥孙玉厚，都要“没命地在他的烟布袋里挖得抽半天烟”。这些细节透露了孙玉亭的生活处境和性格特征：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又不想好好劳动。

与孙玉亭类似的还有他的妻子贺凤英。小说中通过孙少平的视角来写贺凤英的第一次出场：“现在，妇女主任已经从哭咽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她头发梳得油光——通常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又穿起了结婚时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下面露出一圈，非常扎眼。二妈这身打扮，说明她今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

很明显，路遥在写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带有一点讽刺的口吻，但这讽刺不是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细节含蓄、委婉地呈现，“烂鞋”“旧棉袄”“口水梳头”“挖别人的烟袋”等，价值的评价也暗含其中。路遥显然不太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路遥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带有深深的同情和怜悯。细节在这里将人物“降格化”处理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中。高加林进城后，他和刘巧珍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有一天刘巧珍进城探望高加林，他们之间于是有了一段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对话：

巧珍看见加林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她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教上书了，她没考上大学。”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堰子也加高了！”

“嗯……”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

从《人生》整部小说来看，刘巧珍即使无法和高加林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小说中除了这一次对话以外，刘巧珍在其他时候都是一个头脑冷静、表达有分寸、有见识、懂大体的女性。这一段细节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让高加林的背叛更有理由，反而更加暴露了高加林背叛的非道德性。也就是说，本来这一细节是为了让刘巧珍这一形象“降格化”，但是因为其前后不一致，反而暴露了叙述者试图为“背德者”开脱的意图。细节在这里没有服从叙述者即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以自己的“主体性”完成了其价值判断——刘巧珍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高加林的眼光。

在短篇小说《哦，香雪》里有一处带有象征意味的细节，那就是让小香雪挎着一篮子鸡蛋，冒失登上火车去交换带有自动开关的塑料铅笔盒。铅笔盒不仅象征着知识、尊严和美好的生活，更象征着传统农耕文明对现代化、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和追求。细节在这里暗示的是一代人的文明观和历史信念。

总之，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没有好的细节就没有杰出的文学。很多读者不一定能记得《孔乙己》的故事情节，但是对“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记忆犹新。《追忆似水年华》的鸿篇巨制可能让人望而止步，但众口相传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在一代代读者中广为传颂。细节不仅仅是道具、符号和点缀，同时也是一个个的活体和主体。正是因为它们存在，文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常新长青。

（作者：杨庆祥，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