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与资本的相互关系，近些年学界已有较广泛的讨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有关全球化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谈论和研究的热门话题。面对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看待全球化，特别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这是实践提出的新课题，需要作出新的回答。理性地、深入地探讨这一课题，不仅对于深化全球化与资本的研究，而且对于正确应对金融危机，顺利推进社会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 全球化的深刻根源

关于全球化，虽然学界已有广泛、具体的讨论和研究，但始终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全球化作了独特的阐释和理解，全球化的概念也就因此有了不同的内涵。有的从贸易的国际化来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始终是同世界市场、世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就没有全球化；有的从金融的国际化来理解全球化，认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加速了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由此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的从生产的国际化来理解全球化，认为随着由垂直为主的国际分工、协作转变为以水平为主的国际分工、协作，各个国家生产的依存度逐渐增强，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一个大工厂，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成为不可分割的体系；有的从资本的国际化来理解全球化，认为随着资本的快速流动，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对外大规模直接投资，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还有的从信息网络的国际化来理解全球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国际交往极为快速、便捷，以致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上述理解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全球化的特征和起因，对于具体解析全球化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但是，全球化终归不是某一个方面的理解所能概括得了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概念，它是由上述各种因素复合在一起形成的，并且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于全球化及其作用不能作单一的解释，应当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全球化固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其决定性因素和最基本的推动力量还是资本。其他因素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受资本的驱动和制约的。就实际情况来看，贸易的自由化、国际化是资本发展的需要决定的。“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1]]自由贸易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原因就在于，资本是天生的自由派，它必然要排除一切影响自己发展的民族障碍和地区障碍，取消一切有碍于它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失去了自由贸易，也就失去了资本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金融的国际化是由资本的扩张推动的。资本是趋利的，金融国际化就是资本由低回报率地区向高回报率地区流动的过程。国际信贷市场、国际债券市场、国际股票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各种国际衍生工具，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各种虚拟资本的膨胀更是由资本的投机刺激起来的。生产的国际化也是由资本赢利的需要决定的。资本要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必然要求分工精细化、专业化与协作范围扩大化、规模化，进而形成广泛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尽管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但科学本身也不是发展的原动力，而是被作为资本创造财富的工具来运用的。不是科学操纵资本，而是资本操纵科学。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总之，全球化的深刻根源就在资本逻辑之中。

资本不仅是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而且是整合、融会全球化各种因素的凝聚力量。资本渗透、贯穿于全球化各种因素之中，使其作用的发挥受资本的统一支配；资本同时起着“神经中枢”的作用，既将各种因素、力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将这些因素、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指挥之下。因此，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之下，各种因素、力量并不是彼此分离、孤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胶着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就此而言，资本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而且是全球化依以旋转的轴心。

资本之所以会有这样神奇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日益具有“主体化性质”，或者说，资本变为主体性资本。[[3]]马克思指出：“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4]]这里所讲的“主体化”，主要是指资本对商品社会各种对象、现象和社会关系有着“主体性”般的主宰作用。资本本来是由人创造出来并为人使用的，但在商品社会中，资本则成为能动的主体，人则成了被支配的客体。如同黑格尔所讲的实体即主体一样，资本这一“实体”变成了像“绝对精神”那样无所不能的真正“主体”，人则成为执行资本意志的工具。资本的这种主体性标志着资本是一种权力，即资本不光拥有对物的支配权，而且通过对物的支配拥有对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支配权，因而资本是统治世界的巨大社会力量。在当代社会，资本的种类、形式、流向、作用的方式尽管与自由竞争的时代相比有较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现象和关系也比较复杂，但资本的这种特性和性质并没有多少改变。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全球化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二、资本的双重逻辑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

既然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那么，何谓资本逻辑？它是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全球化？这是探讨全球化与资本关系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所谓资本逻辑，简要说来，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的。就像有市场存在就有市场规律的作用一样，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必然发挥作用。资本逻辑主要是由资本自身的规定和本性决定的。资本通常有两种含义的理解：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这两种资本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增殖。资本的规定和本性表明：资本虽然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又不能离开物，社会关系的力量就是借助物的力量来实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逻辑：一种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全球化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主要是通过下述运演方式来对全球化产生影响的：一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资本要增殖，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扩大，随之引起交往的扩展；交往的扩展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而普遍竞争又大大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这样，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二是推动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这样的配置和流动，意味着资源和生产要素更有效的利用，世界经济结构全面的调整，物质财富的巨大创造，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国际经济交往变得非常快捷，巨额资金的调动瞬间即可完成，这就为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是促使社会生活各种关系日益走向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7]]这里所讲的“普遍”，既有社会性、全面性、广泛性的内涵，同时又有全球性的规定。因为“普遍”的扩展，必然是全球性的形成。四是提升和拓展人类文明。资本向来是“国际派”，它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8]]，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9]]在这样的作用下，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0]]在这里，文明的扩展与文明的提升是并行不悖的。五是促进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与交往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而这种狭隘地域性的局限主要是由资本打破的，它冲破了一切地方的、民族的限制，使人的交往与联系大大扩展，因而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资本不光会形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2]]总之，资本突破各种限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此而言，资本确实内含着创造文明的逻辑。

与创造文明的逻辑不同，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是以另外一套方式和机理来影响全球化的。其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如下运演方式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通过从生产支配到交换、消费、分配支配来推动全球化。资本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生产上的限制，使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各个环节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等来强力推行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资本的生产和增殖往往依赖交换的顺利进行，因而“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3]]。交换和流通的发展，无疑为全球化的形成打开了便利的通道。资本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消费、分配与之相适应，因而刺激消费、需要的增长便是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14]]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日常生活消费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日常生活消费品变成了货币符号，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甚至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也成为取得信贷的手段，成为资本运作上的需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5]]在消费数量、消费范围不断突破限制的推动下，资本的扩展程度大大增强，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密切。因此，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就是在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即资本对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支配过程中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既是这种逻辑发展的产物，又是其发展的要求。

其次是通过从经济控制到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来影响全球化。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支配来贯彻，而且要通过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来推行。如果说前者的支配还属于经济领域的话，那么，后者的控制则越出了经济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这种“脱域性”并不仅仅是资本盲目发展的结果，而主要是资本的本性使然。资本的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进行的并受这些条件制约，要顺利实现增殖，必须冲破一切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束缚和限制，寻求相应的支持。为此，资本必然会越出经济轨道来干预社会生活。首先是对政治的控制。消除政治障碍并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是资本运行的必备条件，因而追求权力保护进而控制政治权力，便成为资本逐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力量尚显薄弱的情况下，资本往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进行积累，奠立资本发展的基础；在资本的羽翼丰满之后，资本又总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和控制来推行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随着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以至向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资本对政治生活的操纵与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国家政治权力对垄断资本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资本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权力，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力；不再单纯是地区性的权力，而且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资本权力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不光要进行政治控制，而且要进行文化控制。文化原本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则成了资本统治的工具。资本一方面把所有的文化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一切能够进行交换的并能为资本带来利益的才是“有价值的”，价值通约主义成为衡量和评判文化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又把同自己一道发展起来的理念、价值作为“普适的”文化来对待，并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向世界推行，由此产生了文化霸权。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与文化的渗透、结合日益紧密。资本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赢利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用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服务。就像马尔庫塞所说，“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奴役状态的逻各斯”。[[16]]资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控制的结果，便是整个生活世界的货币化和资本化。资本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变成一个货币世界，生活世界的每种事物既成了一种货币符号，又被强制性地纳入货币规则之中。货币这种普遍化的趋势，无疑为打通世界铺平了道路。

再次是通过从民族统治到世界统治来实现全球化。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决不会满足于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力图摆脱民族的、地方的限制走向对世界的控制。在利益的驱动下，资本总是要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7]]伴随世界市场的开拓，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是资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对于世界历史条件下自由贸易的实质，马克思作过这样深刻的揭露：“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8]]既然贸易自由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那就不可能排除资本的剥削。“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19]]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贸易尽管使各交换方可以获得一定好处，但它并不完全是按照商品中实际消耗掉的劳动量来进行交换的。由于发达国家比落后国家在生产上有较大的优势和便利，因而其劳动生产率比落后国家要高得多，从而每个单位商品中耗费掉的个别劳动时间比落后国家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以较少的劳动赚回较多的劳动，即剥削到更多的剩余劳动成为超额利润。所以，自由贸易后面所隐匿的是世界性不平等，即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和掠夺。这种不平等的体系形成两极的对立，即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对立逐渐演变为一个由“中心”与“外围”即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体系。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图式，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平衡的格局。在当代社会，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其主体、形式、流向、规模、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性质和格局并没有改变，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占据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投资的主导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其出口增长并不快，出口的产品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产品价格不断被压低，因而尽管其出口量不断增加，但出口额却在减少，不平等的贸易依然保持。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固然加强了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数字鸿沟的不断加深、经济行为的日益失控、霸权主义的日渐盛行，等等。这一切，均潜藏着全球化新的危机。目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冰山”上显露的一角。

资本从生产到交换、消费、分配的支配，走向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以及整个生活世界的全面支配，再走向从民族到世界的支配，这是一个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全球化的形成过程，二者就是这样相生相随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种逻辑来看，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的力量决定的并由其推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成了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空间既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发展的手段；资本必须借助空间的变化与重组来寻求新的发展。对此，当代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并作了独到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来，其手段就是不断占有空间，并生产出新的空间，借此维系自己的生命结构并延长自己存在的诸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就来源于对空间进行的多次重组，正是空间的不断重组导致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像美国学者苏贾所说，“当代的机遇将被视为重构资本主义的空间母体和时间母体的最新尝试，即对以生存为目标的空间—时间‘定位’的另一种探索。”[[20]]哈维则认为，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快捷的电子信息技术、方便的网络传播等，使社会生活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空间的压缩意味着空间关系的巨大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的出现，而空间关系的重构则成为调和资本主义生产和全球扩张的结构性危机和总体化危机的重要方式。曼德尔更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区域问题联在一起，认为在19世纪末期，面对危机的出现，社会重组和空间重构导致了一种新的趋势的形成，超额利润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通过这种重组，资本主义渡过了危机，得到了较快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导致了新一轮的社会重组与空间重组，这一时期超额利润的形成依赖于“增长部门的发展与其他部门的欠发展两者之间的总体并置，主要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以一种附属方式存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21]]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了空间的变化。

三、理性地对待资本全球化

资本全球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肯定是既有利又有弊。但是，仅仅抽象地谈论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得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提高我们的理论自觉，增强我们的应对能力。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是相对的，对某一国家是利，对另一国家则可能是害；利弊的关系也是随着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最后发展的结局如何，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条件，尤其是取决于一个国家趋利避害的应对能力。

既然资本具有双重逻辑并有双重效应，那么，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两种逻辑的关系，合理发挥二者的作用。资本的两种逻辑虽然表现形式、发挥作用方式以及产生的后果并不一样，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二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离开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来理解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后一逻辑来孤立地理解前一逻辑。两相比较，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更为根本、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资本创造文明的能力也是来自资本的本性，正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烈欲求，促使资本不断开拓、创新，由此形成文明创造的逻辑和新的文明成果。当然，创造文明的逻辑也并不是被动决定的，文明创造的能力、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资本的活力和生命力。如果资本不能使生产力实现较快增长，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那就必然影响到赢利的水平和能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欲望也难以实现。因此，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应当看到，二者虽然相依相存，但毕竟是两种逻辑，因而在总体把握的前提下，还是应当区别对待，注意发挥和控制各自不同的作用。

就前者而言，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创造文明的效能。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2]]这三个“有利于”充分体现了资本的进步意义。在现阶段，资本还未走到尽头，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必然。拒斥资本就等于拒斥文明、进步，就等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后者而言，又必须合理地引导资本的发展。资本作为资本，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本性，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里，它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规律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为此，必须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必须恰当地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这就是要合理地调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防止资本对其他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侵入，消除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警惕资本力量对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控制，消解资本的话语霸权，等等。对于资本的不同作用，无论是发挥也好还是限制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让资本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面对今天的资本全球化，要顺利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对资本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战略，有一套相应的应对措施。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重点是明确与此直接相关的这样两种关系：

一是利用、发展资本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不能不要资本。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经济发展过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商品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存在方式，生产要素也越来越资本化，市场经济由此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高级阶段，资本关系也由此成为商品关系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运作的经济，离开了资本的流动和运作，也就不会有现代市场经济。然而，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放任资本。资本由其利润最大化所驱动，发展往往是盲目的，一旦失去监管，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更是如此。而且，资本总是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它不会关照和兼顾其他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因此，发展市场经济，不能完全听任新自由主义，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和资本要素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全球市场，不完全是市场规律、自由竞争规律在起作用，资本积累规律、生产和资本集中以及垄断的规律也在起作用。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一方面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另一方面又使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失衡。在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面前，甚至连世界经济论坛也不得不承认：“如何证明新全球资本主义对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了贡献，而不仅是使公司管理者和投资者获利，这是一项挑战。”[[23]]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赞成者有之，怀疑、否定者有之，歧异纷呈。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实行投资、金融的自由，要不要实行金融的创新，而是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国际竞争的能力等，走出一条有利于资本利用和市场发展的积极稳妥的道路，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既要积极参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不宜盲目地全面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取消外汇管制，以免造成投机资本排挤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侵害实体经济的严重后果。

二是利用外国资本与发展本国资本的关系。加快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要靠自身的力量，要靠本国资本的发育、发展。这是捍卫经济主权、增强经济自主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全依赖外国资本，往往会受到外国资本及其投资机构的制约，难以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强调经济安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轻视外国资本的利用。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效地利用和使用外资，这是发展经济的通则。我国要加快发展进程，必须注意外资的引入和使用。这不仅是因为目前我国资金还比较短缺，更为重要的是外国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还有着本国资本难以发挥或难以替代的功能：外国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的投入，常常是与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相随的，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可以大大克服地域限制，加快这些知识性产品的扩散和流通；外国资本往往更具开拓性，因为外资不会把本国资本和本国企业已相对饱和的成熟部门或产品作为投资的重点——这里利润率已经平均化或者比较低，而更多地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拓那些新部门、新产品，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这就客观上有利于本国新部门、新产品的开发和成长；外国资本更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因为外资企业可以根据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当地政府的种种优惠条件，降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强开拓国际市场和所在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显然，外国资本的这些功能和作用一般是本国资本难以相比的。不过，并非所有的外资都是多多益善，必须考虑自身的基础和条件。内资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资本要赢利，总是首先流向那些已经存在资本并运行有利的地方。只有国内资本本身有较高的发育程度且投资环境较好，外资的吸收和利用才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也只有国内资本具备一定的实力，才能有效地引导和控制外国资本。所以，正确处理引入外资与壮大内资的关系，对于合理应对资本全球化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3]] 参见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中国经济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39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9]] 同上。

[[10]] 同上。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

[[1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页。

[[20]] 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5页。

[[21]] 转引自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926页。

[[23]] 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