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虽说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并非始自今日，但因其对当代社会发展格局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而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的社会历史现象，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新的课题。对于社会横向发展加以具体过程的实际考察或实证研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限于发展历程的描述和实证性的研究又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予以深刻的历史哲学观照。如果说社会横向发展实质上是人类历史从分散的发展走向整体的发展，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那么，对其研究也就意味着必须对一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如世界历史作为整体是如何形成的，其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是什么，发展的机制和趋势又是什么，等等。一旦进入这些问题，便是关于发展的规律性探讨。因此，要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要注意推进社会纵向发展规律的研究，同时要重视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探讨。由于后者尚属研究的薄弱环节，因而加强后者的探讨更具有迫切的意义。
一
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并不是有人类社会的出现就开始存在的，而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在刚刚诞生之后，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孤立发展时期。由于当时人类生存条件主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处于不同地区的人群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各氏族、部族不仅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广泛的联系，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不仅不同的氏族、部族是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发展延续的，就是在同一氏族、部族内部，不同的生活群体之间也缺少密切的联系。一个小小的生活环境，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在经历了蒙昧和野蛮时代之后，人类逐渐从孤立状态走出来，步入了多中心时期。多中心时期始于人类文明的出现。大约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世界相继出现了几个最早的文明中心。如中国的黄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等，就是人类文明的不同发源地。在多中心发展时期，虽然伴随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人类不同共同体的规模及其相互间的交往在不断增强，但总体说来，这种交往的程度是有限的。由于此时各民族、国家主要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因而这些民族、国家基本上还是处于各自孤立、隔绝的闭塞状态，相互间的交往既不频繁，又不稳定，对每一方的社会发展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整个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人类历史只能是狭隘的地域史或民族史。人类社会历史出现横向发展的重大转折，是从近代社会开始的。从15、16世纪之交起，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由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时期，即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期。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打开了东西方的通道，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发展；继之而来的西欧国家海上商业扩张和早期殖民掠夺，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各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自此，分散发展的世界因交往的空前突破而日益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可以说，人类历史真正走向横向发展，是在近代社会开始出现的。
强调社会横向发展是从近代社会开始形成的，并不意味着此前的社会历史没有横向性的发展，也不是要否定其发展的意义，而是旨在突出近代社会对横向发展的重大影响。因为尽管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横向发展，但在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拟。同样是交往，资本主义社会使其得到深刻的变革和巨大的改观：一是交往范围的变革。以前交往的范围大多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无论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人类各群体之间的交往大都限于某一地带或某些地区，而且这些交往常常因战乱与其他冲突而时断时续。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交往的范围空前扩大，区域性、地域性的交往转变为世界性的交往，阶段性、间歇性的交往趋于持续性的交往。这样一来，“亚洲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洲大陆之间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2]]二是交往内容的变革。以前的交往受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在其内容上往往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每一国家、民族往往根据自己生产的特点、产品的种类、技艺的特长以及文化的差异，在一定时期内侧重于某一和某些领域的交换与交流，而且交换与交流的规模是有限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近代以来，伴随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各个国家、民族的交往开始突破局部的、单层面的交往转变为全面的、多领域的交往。由“世界历史”促成的全面交往不仅仅限于商品交换、贸易往来，而且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在内的全面交往，这就使交往赋予了新的丰富的内涵。三是交往方式的变革。主要涉及交往的渠道、工具和具体组织形式的变化。就以交往渠道来说，由于以前交通运输技术水平低下，因而交往主要靠的是陆路，即便海上也有某些交往，但当时的海上航行基本上近海航行，且是陆上交往的补充和完善。巴勒克拉夫曾指出：“当世界上的大洋被认为是不可航行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运动的障碍，而人类的绝大多数也就生活在对远处的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中。”[[3]]近代以来交往的主要渠道不再是陆路，而是海路。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拉近了各个国家、地区的距离，而且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大大推动了交往的扩展。此后，在航海基础上形成的航空、铁路、电讯等，进一步扩大了交往的渠道，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因此，只有到近代社会，人类交往的各种局限性才不断得以克服，从而形成社会的横向发展。
近代社会的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主要依赖于世界性经济联系的形成和扩展。这是横向发展各种联系中最为实质性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尽管促成交往和社会横向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宗教、文化、迁徙、战争等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经济联系的牢固确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国家、民族的交往除了断断续续的商品交换和贸易之外，大多是靠宗教传播、文化往来、殖民统治和武力征伐等来维系的。这样的交往形式固然扩大了各个国家、民族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稳定的、持久的，随时会因各种偶然因素的出现而被打乱乃至中断。如在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古巴比伦曾远远走在前面。随着征服的扩大和领土的扩张，巴比伦文明也在更为广阔的地区得到了传播。但到公元前16世纪初，赫梯人突入巴比伦，洗掠而去，结果导致古巴比伦的灭亡。虽然此后又重建了几个王朝，但因遭亚述人和喀西特人的打击，渐趋衰落，终为赫梯王国所灭，巴比伦文明也由此中断。史实表明，交往的扩大和文明的传承仅凭文化、征服是靠不住的，唯有经济联系才能确立稳固、持久的基础。因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不会逆转，也不会轻意为外在的偶然因素所打断；而且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与分工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之间产生的不仅仅是一般的交往，而是内在的联系与交往。近代以来，就是靠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的经济联系明显增强，以致把各个国家、民族内在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因此，“世界历史”作为整体，并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体；其有机性主要来源于发达的经济联系。由此说来，仅仅是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还不足以形成世界历史，只有在世界市场和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后，才能真正形成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市场和机器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
二
近代以来的社会横向发展究竟是靠什么内在力量驱动的？有无规律可循？这是研究社会横向发展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从唯物史观来看，横向发展虽然不同于纵向发展，但还是属于社会发展；只要属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推动历史进步的规律。横向发展同样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其具体的实现。但是，横向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套用这一规律来说明，应当予以具体的分析和阐释。这里关键是要对近代以来的生产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生产”作过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前提；既然是前提，生产的一般规定就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历史阶段。“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5]]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任何生产都不是“一般”、“抽象”的，而是具体、特殊的。“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6]]。为此，在对生产进行考察时，“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7]]。要揭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研究生产的特殊而非一般。
这种考察经济与历史的方法论，对于考察近代社会横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毋庸置疑，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横向发展也是源于生产，从生产出发的。但同样是从生产出发，此时的生产远不同于以往的生产，而是和资本紧紧连在一起的，是“资本的生产”。与以前的生产相比，“资本的生产”有着新的规定性或特殊内涵。一方面，生产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它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消费需要，而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追求价值增殖。对于资本来说，“发财致富”就是其最终目的，“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8]]，因而资本的增殖便是生产的基本规定和内在要求，生产本身也就具有资本的属性并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资本又是不断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资本要取得利润最大化，必须通过生产来进行。为此，不仅要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而且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不仅要使资本的生产保持一般的连续性，而且要使这种生产“超出自己量的界限”成为“无止境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不停的运动和无止境的过程，资本才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增殖。因此，资本与生产是完全交融在一起的，二者是相互规定的。由于此时的生产是资本的生产，因而由这种生产必然产生出两种逻辑：一种是生产逻辑，一种是资本逻辑。作为生产逻辑，资本的生产体现的是生产一般，即同所有生产一样，都是人改造对象物以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过程；作为资本逻辑，资本的生产又体现的是生产特殊，它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特殊社会规定。实际上，这两种逻辑在理论上是可以抽离的，而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则是无法分开的。就资本生产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逻辑更根本，因为资本逻辑统摄着生产逻辑[[9]]，生产逻辑只有置于资本逻辑之下才能得以实现和贯彻。
近代以来的社会横向发展就是通过资本逻辑来推行的，其发展规律也正是通过资本逻辑来具体实现的。应当看到，在这样的横向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扩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从生产力和交往的扩大与发展还不能透彻地说明社会横向发展的形成。为什么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会出现于近代？为什么交往会在近代形成普遍化？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交往本身，而在于资本使然。因而就其根源来说，还得回到资本逻辑上来。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具体体现的。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而资本逻辑说到底就是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近代以来的社会横向发展，主要是通过资本逻辑的下述运演方式或运作机理而形成和推进的：
首先是通过资本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支配来推动社会横向发展。资本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生产上的限制：一方面，在国内取消生产各个环节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使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等来强力推行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都服从于自己。资本的生产和增殖往往依赖交换的顺利进行。由于交换时间和费用的减少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因而“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0]]。流通和交换的发展，无疑为全球性的交往打开了便利的通道。资本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客观上又要求消费、分配与之相适应，因而刺激消费、需要的增长与扩展便成为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11]]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日常消费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消费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在消费数量、消费范围不断突破限制的推动下，资本的扩展程度大大增强，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因此，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就是在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即资本对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支配过程中实现的；社会横向发展既是这种逻辑发展的产物，又是其发展的要求。
其次是通过从经济控制到社会全面控制来影响社会横向发展。资本的逻辑要得以彻底贯彻和顺利实现，必须冲破一切不利于资本发展的各种社会障碍，寻求相应的支持。为此，资本必然会越出经济轨道来干预社会生活，实行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控制。首先需要控制的是政治。消除政治障碍并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是资本运行的必备条件，因而追求权力保护进而控制政治权力，便成为资本逐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在资本统治确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资本的操纵下，原来“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2]]。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成为“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3]]，而且成为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工具，因为资本的扩张与殖民统治就是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的。随着资本的深入发展，资本所具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资本的权力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权力，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力；不仅仅是地区性的权力，而且是世界性的权力。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资本权力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不光要进行政治控制，同时要进行文化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相应地成了资本统治的工具。资本一方面把所有的文化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价值通约主义成为衡量和评判文化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又把同自己一道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以至价值理念向世界推行，由此形成了文化扩张。文化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加快了文化的世界性过程，但同时又产生了文化上的霸权。资本就是借助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来统治世界的。资本对经济、政治、文化控制的结果，便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是整个生活世界的资本化和货币化。资本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变成了一个货币世界，而生活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则成了一种货币符号，同时被强制性地纳入到货币规则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14]]正是由于货币的这种普遍化趋势，各个国家、民族被编入世界体系之网。
再次是通过从民族统治到世界统治来影响社会横向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由其逐利的本性所决定，资本决不会满足国内市场，必然要开拓世界市场；决不会满足民族统治，必然要走向世界统治。为此，“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5]]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最后形成的结果便是马克思所讲的三个“从属于”，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6]]。对于这种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形成，马克思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也都作过深刻的阐发。如卢森堡就突破了一国内部劳资关系的分析，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资本积累对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形成的作用问题。在她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积累的源泉不能仅仅来自本国，而只能来自本国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社会，为资本积累提供了生产、消费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或者说，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以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是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卢森堡所描述的这种情形在当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随着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世界金融投机的加剧，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日益增强，原有的资本积累方式逐渐被新的“剥夺式积累”所代替，以致形成了所谓的“新帝国主义”[[17]]。
总的说来，资本从经济领域的支配走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支配，再从民族的支配走向世界的支配，这既是一个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社会横向发展过程，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应当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兴起的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多少改变，资本仍然是现代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和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代社会的主导逻辑。不过，同样应当看到，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统治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从其早期直接控制的形式逐渐转向隐蔽化控制的形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网络、大众文化、消费等方式来实现资本对世界的控制。这样的统治，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中产阶级从中获得了“匿名”的性质，“他们扩张了，而他们的起源却轻易地遗失了……中产阶级将世界的现实转变为世界的意象”[[18]]。
揭示资本逻辑对社会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主张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这里只是就其根源、实质或“归根到底”的意义来讲的，而并非是针对所有发展情况而言的。不容否认，社会的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发展时期内，非资本因素的作用或许更为突出和明显。但从总体来看，这样的发展最终还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其他因素的存在、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也最终是受资本制约的。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开通、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资源的流动与重新配置等，都对社会的整体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全球化事实上就是借助这些因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因素或动力并不是原发性的，而在其背后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动力，这就是资本。如信息化、网络化等尽管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发展起来的并对全球化产生着巨大影响，但科学本身也不是发展的原动力，而是在近代以来被作为资本创造财富的工具快速发展起来的。不是科学操纵资本，而是资本操纵科学。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才“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19]]。
强调资本逻辑，也并不意味着轻视和排斥历史活动主体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资本逻辑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一种纯客观逻辑，而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既然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社会关系，那就同人的行为直接相关，其关系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假如无可改变，只能听任资本逻辑的左右，那么，马克思也就不会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指向，也就不会指向对资本的批判。所以，唤起对资本的意识，重视对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分析，进而指出人类解放之路，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
三
研究社会横向发展规律，不仅仅限于这种发展的起因和动力问题，同时涉及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近代以来，横向性、整体性的发展确实成了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但是，横向与纵向两种发展并非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是统一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体现为一个互动的发展过程。
就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的作用而言，可以这样讲：横向发展是纵向发展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便无社会横向发展的出现。正是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相继出现了商品经济、世界市场，才形成了普遍交往和世界性联系。商品经济和世界市场不仅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成为整合、融汇各种发展因素的凝聚力量，世界历史就是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0]]。
对于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的作用问题，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需要对后者的作用与影响予以客观的理解与评价。毋庸讳言，前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代都是分散、缓慢发展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促进社会交往扩大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力量也在日益增强，其历史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个体小生产虽然存在不少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群体协作成为社会主导生产方式，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充分发展，为后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条件。宗教虽然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一定程度的束缚和控制作用，尤其在中世纪对社会发展起了较大的阻碍作用，但其不断的传播、扩散以及不断的世俗化，也逐渐增强了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上的征伐和冲突虽然给有关社会共同体带来程度不同的破坏，但征伐和冲突也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了合作与交往的可能，甚至“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可以说，近代以前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其重大影响，而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这样的发展与积累，近代以来要形成社会整体发展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对近代以前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加以分析和总结的话，可以看到，有这样几项成果对于后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尤为重要：一是培育出一批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到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始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推动力量是专制王权的建立。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民族国家的出现，为统一“民族”与“国家”、推动不同民族之间各种交流，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依托和基本平台，因而是人类社会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最有力的推动者。二是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少国家、民族基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这些文明虽然差异很大，且发展的惯性也很大，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和特点才形成了相互间交流的必要与可能。人类的整体文明就是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中向前推进的。三是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近代以前的经济，总体来说是自然经济，但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发育出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发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像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兴起、商业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展、市民阶级的出现等，使商品经济在原来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扩大经济交往、刺激市场竞争，从而激励各个国家、民族不断变革图新，同时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总之，社会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是以往社会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然而，社会的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一经形成，它对纵向发展的影响又是巨大的。世界历史的出现，将人类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整体发展给人类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的动力，其效应与作用主要是从下述方面得以展现的：
一是加快了纵向发展的进程。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严格控制成本、关注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会大大刺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必然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一方面，科技发明的数量日益呈“爆炸”的态势，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通过其诱导效应、扩散效应和渗透效应，大大促进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是推动了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使社会发展有了分散与整体之分，而且有了传统与现代之别。世界历史是与现代社会同生共存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大转型，因而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发展，无不具有现代性。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发展与以往的社会发展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规模上都是一场重大的变革：不是局部的变革，而是全局性的剧烈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1]]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加快社会的发展。
三是给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世界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界性的竞争。谁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赢得主动，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国家必须自觉地关注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和社会运作机制，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这就必然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经济力量的竞争，实则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看有无创新能力。因而创新赋予一个国家、民族以生机与活力，并成为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是促进了文明水平的提升。社会发展状况往往是通过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出来的，文明的程度从总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文明的发展有一个法则，这就是先进的文明总是战胜落后的文明。就像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2]]既然先进文明总是战胜落后文明，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先进文明的传播与扩展必然会对落后文明形成重大冲击，使其得到改造和转换，从而提升整个人类文明水平，促进文明发展。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由各个国家、民族优秀文化的元素来不断滋养的。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了差异，没有了比较，也就没有了文化生命力，当然也就没有了文化与文明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横向发展对于纵向发展除了上述这些基本作用和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这就是“跨越式发展”的出现。跨越式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作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还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社会形成的。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跨越式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日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相应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也不能被视为社会发展规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以致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跨越”主要是相对于具体国家、民族而言的，它主要涉及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对于具体的国家、民族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这些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一定的跨越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例证屡见不鲜。当然，即使是实现了某些方面跨越的国家，要想继续有效地推进社会发展，仍然需要依赖横向发展，即扩大开放，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文明成果。
如果说上面所述主要是从实际发展过程来反映了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具体作用，那么，从理论逻辑上看也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的重大影响。一般说来，纵向发展主要指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突出地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横向发展主要指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集中体现为一种开放的和全球化的运动。这两种发展，常常被概括为关于“五形态”的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理论。按照通常的理解，先有“五形态”理论的确立，然后才有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发展的典型解剖。这样的看法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去理解。其实，没有对“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根本无法形成“五形态”的理论。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首先，“五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发现，有赖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以往长期的封闭式发展中，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其无法了解世界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走向，因而很难产生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只有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用一种宽广的视野来观察和审视世界与民族的发展，通过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相互比较，揭示出带有共同性的东西，即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重复性。也就是说，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是通过“世界历史”把握出来的，而不是仅仅通过某些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概括出来的。其次，“资本主义”的确定及其他各种形态的划分，也需要借助于“世界历史”的分析。在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在一定阶段内，既有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片”、因素，又有通向未来社会的新生的因素，整个社会就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社会的性质或时代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关键是抓住社会的“普照的光”。马克思正是通过当时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关系的分析，发现“普照的光”就是资本，即资本是现代社会旋转的“轴心”,才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时代定位于“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又通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以及前资本主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考察，对各种社会形态作了明确的划分，并对其依次演进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示。因此，离开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就根本无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更划分不出各种社会形态。简言之，离开了横向发展的考察，纵向发展就无从谈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中，社会发展的纵横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对此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这些研究并非是简单的“话语翻新”，而确实是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某种现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以致左右着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导致空间的改造与重组。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既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不断突破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各种界限的过程。为了使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资本往往会动员一切手段，将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全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而建构起一种总体性的空间社会组织。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仅仅是一定时空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是一个不断超越原有地理空间界限的“空间生产”。另一方面，空间的扩大与重组又造成资本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大与重组意味着空间障碍的消除、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世界格局的重要变动，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资本的发展也在产生重大变化，如超额利润的来源、利润的分配以及资本要素的配置等都与过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尤为重要的是，空间的重组成为资本主义解救危机的重要手段。列斐伏尔、哈维等都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其手段就是不断占有空间并生产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就来源于对空间的多次重组，正是通过这种重组，使资本主义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延长了生命过程。总之，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一大显著特征。空间既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借以发展的手段。资本与空间就是通过这样的关系来体现着当代社会纵横发展的相互作用。当然，在资本与空间的相互推动、相互转化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如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劳工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全球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世界市场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等，就是具体的表现。这些矛盾不可能总是通过扩展空间的办法来解决，当其空间扩展到极限时，解决办法也就走到极限。因此，必须从资本自身矛盾的解决来寻求其他矛盾的解决。
四
探讨社会横向发展规律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在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实践，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以引导社会健康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深化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研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
第一，自觉顺应历史潮流。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从封闭发展走向开放发展，这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扩展和增强的过程。由于横向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因而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总体性和全局性的，以致横向发展不仅是各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背景，而且是其发展的内在要素。今天谈论社会发展，不能不考虑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严格说来，在全球化条件下，能否自觉地把握和适应世界历史潮流，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二战”以来世界的发展，战败后的日本、德国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世界经济强国，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瞅准了世界经济变动和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速度；20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之所以很快跃入“新兴经济体”行列，也是由于它们及时把握住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大力转换原有的产业结构，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超常发展的势头。事实表明，善于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一般是发展比较快的国家。
把握历史潮流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我”。要加快发展，必须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并不是靠一般的反思或自我意识所能认识得了的，而是需要借助“世界历史”之镜。只有对世界历史有一个总体把握，才能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只有了解周围世界的深刻变化，才能明确自己发展的优劣得失；只有关注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应对办法。总之，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研究问题，才能在比较中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明确自己的方向与出路。
第二，合理把握资本逻辑。深化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研究，自然离不开资本逻辑。但同样是对待资本逻辑，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评价可能大不一样，由此所采取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事实与价值在这里会发生尖锐的冲突。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资本逻辑？简要说来，还是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要求把资本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来审视，而不是抽象地给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按照这样的历史分析方法，重要的是应对资本逻辑及其实际影响作出具体分析。
对于资本，马克思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23]]从资本的规定可以看出，资本虽然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又不能离开物，社会关系的力量就是借助物的力量来实现和发展的。由其规定和本性所决定，资本的逻辑必然会产生这样双重作用：一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作用，一是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利润最大化驱动作用。对于这两种作用，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的具体实际，有区别地对待和合理地利用。就前者而言，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创造文明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4]]这三个“有利于”充分体现了资本的进步意义。在现阶段，资本还未走到尽头，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必然。拒斥资本就等于拒斥文明。就后者而言，又不能随意放纵资本，必须合理引导资本的发展。资本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意改变自己的本性，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里，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逻辑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为此，必须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必须恰当地利用资本、引导资本，真正让资本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确认资本逻辑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事实上也就提出了资本逻辑的超越问题。这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听任资本逻辑的摆布，而是正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解决，使其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又因其深刻的内在矛盾，成为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和极限，因而资本的发展本身就孕育着超越资本的可能性。要使社会正常发展，既要吸收资本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又要消除资本本身的深刻矛盾，诉诸新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因此，最终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但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则是利用资本，即“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5]]。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对待资本逻辑也是非常有益的。
第三，正确选择发展道路。研究社会横向发展规律，为的是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般说来，规律是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而言的，道路是专就某一国家、民族的发展来讲的。道路既然是民族性的，那就必然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如何选择？这决不是随意的，而是需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加以具体分析、把握的。道路并不外在于规律，而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规律在不同国家、民族及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所形成的道路也不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任何规律的实现都是通过一定的条件即国情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而独特的条件就形成独特的道路。从规律和条件入手来考虑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像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公社命运或道路的看法就是从当时的世界历史格局和俄国公社本身特点的具体分析中来予以阐发的；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也是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俄国特殊国情的结合上来予以审慎考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是如此。这一道路并非是纯粹人为地确定的，而是根据本国实际从当代世界复杂关系中逐渐探索出来的。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的选择，既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如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基本的发展路径，那么，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规律”观念与意识。就此而言，深化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2]]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3]] 巴勒克拉夫：《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第1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9]] 参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17]] 见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文献版社2009年。
[[18]] 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57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92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