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法国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Génie Féminin—Hannah Arendt），该书似乎为许多青年读者所青睐，也是去年年底各地学术书店畅销书，网络上也不时读到不少青年写的“书评”。遗憾的是该书中文版存在一些明显影响根本上对原著理解的硬伤，没有为国内阿伦特爱好者、研究者门指出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列举该书的第5章《讲述21世纪》中一个单词的错译，顺便简单地谈谈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两个特定的用词。
因为该书第5章的头几页是克里斯蒂瓦叙述阿伦特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的朋友们，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因为希特勒时代遭受迫害的一起流亡的“难友”。这些犹太人朋友都有过沦落为“贱民”的经历，所以，译者想当然地把“mob”单词翻译成“贱民”（第93页），殊不知“mob”这个单词，在阿伦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特指进入20世纪之后传统社会的各个阶级因为资本阶级的投机，失去了自己特有阶级权利的时候，这些阶级瓦解了。零零落落地从原先阶级脱落的人们，被所有的阶级都看成是过剩的、多余的人，也就汇合成乌合之众（mob）。那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她认为，开始的时候，“mob”和“人民”（the people）是有区别的；以后到了队伍扩大了的阶段，与“大众”（the masses）——没有阶级意识的人们合流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以至破落的人们——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出身的没落的知识分子与这些乌合之众（mob）相遇的时候，双方会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东西，即对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虚荣激烈的怨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章，就是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乌合之众（mob）与精英结成同盟那一段：
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代言人，往往忽视当代民众对最广泛、普遍的经验的痛苦的失望和陌生。那是因为传统的命题与价值消亡的气氛中，某种意义上，与伪善的、已经变得陈腐的旧时的真理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明显是愚蠢的命题。这也是因为谁也没有好好地认真思考过这些愚蠢的命题。粗野随着愤世嫉俗，一起放弃了原先尊重的准则和认可的理论，乃至率直地承认最邪恶的东西，不顾所有的这些只是一种托词，容易产生犯错误的勇气，何况，还以新生活的名义。……出于传统憎恨资产阶级的、自动舍弃高贵社会地位的那些人，在愚蠢的乌合之众的荒谬中，只看到内在没有伪善和高贵，没有看清其中的本身。（p.334）
汉娜·阿伦特认识到：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下，甚至海德格尔那样精英也会与成为社会多余的人的乌合之众、暴徒（mob）们结成同盟。个人变得更加原子化、更加非人格化了。“从同样的无教养的大众”提供最能干、最无耻的官员。“无教养的人或是被自己阶级边缘化了的资产阶级，或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没落产生的被原子化的个人，……没有教养的人们除了自己的世界崩溃外，对自己个人安宁以外的任何事情不在意，他们是为了蝇头小利，可以牺牲自己喜欢的信念、名誉和尊严的资产阶级。” （p.338）
由此可见，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中译本的第90页末的一段：“精英分子对贱民的妥协。……法国种族主义者对反犹主义还要加上意识形态的想象……”中的“精英分子对贱民的妥协”应该是“精英分子对乌合之众的妥协”。
当然，“贱民”这个词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她使用的对应单词是“pariah”。尽管“pariah”除了做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解释之外，也有被社会抛弃的人的意思，可是，阿伦特的著述里是把它用做表示欧洲反犹历史中或希特勒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犹太人的特征的一个概念。不仅在她早年著作《拉赫尔·瓦恩哈根传》（Rahel Varnhagen）中反映了她的这种犹太人同一性认识，而且，后来她对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城堡》和《审判》的读解、分析（如《卡夫卡的再评价》、《瓦尔特·本雅明》、《过去与未来之间·序》等文章），也是从犹太人摆脱被孤立、排除在社会之外“贱民”地位，极力同化于欧洲社会的角度着手的。阿伦特去世后,1978年,弗尔德曼(R.H.Feldman)还将阿伦特这些相关论文收集起来编过一本《论犹太人“贱民”》（The Jew as Pariah）。
但是，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mob” 和“pariah”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即使那些加害者——纳粹分子，也是如前述说是成为社会的多余的人后转化的。最大的讽刺。阿伦特在1948年读到了关于集中营的资料集之后，谈到极权主义统治者自身也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感到自己不过是“自然”和“历史”的工具；作为集中营的官员，与自己监督的牺牲者一样是失去生气、没有灵魂的一具躯体的外壳，也就是“已经不是心理学能理解的人了。”26其本身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有用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所在的是社会的、政治的目的，被维持邪恶的机构的人们，和被屠杀的人们一起捕捉到“疯狂、非现实”的网罗里。“极权主义不是为了对人们进行独裁统治，而是要尽力建立一个把人作为多余者那样的体制。” （p.457）
最后，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中译本回出现这样的问题？本来从法文版，不是从英文译本直接翻译克里斯蒂瓦的著作是中国出版界、学术界一个进步的表现，但是，这５位懂法文的翻译者，但是未曾好好读过、或者说一点也未读懂阿伦特原著（哪怕法文版的），从字眼硬扣词义，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姜义华先生翻译《精神生活》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原因。因此，那些读了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中译本，未读过阿伦特原著的青年写的书评，读起来让人感到更加离谱，不知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