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法制史学家蒲坚教授2023年5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蒲坚教授自退休后直到96岁去世前，始终坚持潜心治学、笔耕不辍。世上能活到90岁的人已经不多，而在90多岁的耄耋之年仍能清醒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蒲坚教授是我敬重仰慕的一位真正以学术为业的学者。

我与蒲坚教授之间的个人交往并不多。首先是因为专业完全不同，我是从事国际法专业的，与中国法制史联系相对较少。其次，我1988年从国外留学毕业到北大法律系（后改名法学院）工作后没几年，蒲坚教授就退休了。尽管如此，蒲坚教授对我这个不同专业的晚辈学者一直都很关爱。蒲坚教授曾主动赠送给我他编著的四卷本的《中国古代法制丛钞》和《中国法制史大辞典》。他还时常（直到去年下半年）给我打电话聊他过往的经历，有时他会在电话中跟我聊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正是通过这些电话聊天，我了解到蒲坚教授亲身经历的一些北大往事。

蒲坚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49年至1954年）毕业后，1954年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的。蒲坚教授告诉我说，他在北大任助教期间，连续几年都坚持到北大历史系旁听课并仔细做听课笔记。北大历史系在民国时期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如陈寅恪、陈翰笙、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孟森、钱穆、陈垣、陈受颐、顾颉刚，等等。虽然1950年代后多数史学家或离开北大或已离世，但仍有一些民国时期就很著名的史学家留在北大任教，诸如向达、邓广铭，等等。所以，我的印象是，蒲坚教授的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功底主要是通过在北大历史系旁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课而奠定的。

蒲坚教授那一代学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即使没有遭到政治迫害，也都被不断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二十多年。正是这种经历，促使这一代的一些学者，如蒲坚教授（还有北大历史系田余庆教授等）在晚年尤其奋发努力治学，取得了累累硕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蒲坚教授历时7年，到90岁完成的四百万字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这部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法制史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大辞典。2020年《中国法制史大辞典》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确实是实至名归，也是蒲坚教授不朽的学术遗产。蒲坚教授从不用电脑，也从未有过学术助理，收辞11343条四百万字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完全是蒲坚教授根据他多年学术积累的卡片、笔记手写而成的。

蒲坚教授在跟我电话聊天时反复强调他的人生原则，即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蒲坚教授在电话中还提到原来也在北大法律系教法制史后到历史系任教的祝总斌教授也是这样的人。蒲坚在电话中跟我谈的最多的，还是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现象。原来我曾以为，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主要是最近二十年的现象，通过与蒲坚教授的聊天，得知学术腐败是中国学界的痼疾。我在2019年6月21日为FT中文网撰写的《“拖后腿”的中国人文社科》曾提到：“学术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早已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中国大学有一个独特的怪现象：大学对教师‘政治上不正确’言论零容忍，但对教师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却经常无限容忍。”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常态现象。奥地利裔英籍经济学者和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4年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写道：在“对官方意见的辩护成了历史、法学或经济学的唯一目标”的情形下，“人品低劣的人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因此，在我看来，北大的真正学术脊梁不是那些欺世盗名、争名夺利的赢家或有权有势的“著名”教授，而是那些生前没有多少学术头衔或光环、人品高尚和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诸如蒲坚、祝总斌、以及被誉为“中国力学界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却不屑于申请当院士的朱照宣，等等。

202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