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1982），记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pp.279--282)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准备在第三部分中重新通过斯大林主义的事例来追究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在撰写第三部分的时候，她注意到了与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种粗俗的理论，其中含有西欧政治思想传统的要素，因此世俗世界很难避免被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所吸引。于是，她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研究。在《理解评论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94)中，阿伦特强调：极权主义体制式20世纪产生的、没有先例的、没有比较可能性的史无前例的事件，使用已有的现成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政治经验已经无法对它带来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完整的有效的理解。（p.309）所以，为了理解极权主义体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一个中介的方法，就是把现有的认知作为预备性理解，才可能不扭曲地理解极权主义体制中的“新生事物”的一部分，逼近其本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中介的预备性的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研究也就成为她对斯大林主义本质更深入探究的一个前奏式的过程，也就是想要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一补充。阿伦特说：

我是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这样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数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与社会群体的命运，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纳入这样体制之中，至少是实际上卷入了其政治体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崭新的统治。因为这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关系事件，所以，其他所有的传统的断裂的修复开始变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们的传统的断裂成了既成事实。它作为事件，任何个人要在事前对它观察、思考已经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进行预测、作出预先安排。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光从过去的知性的、物质上的原因来进行推论了，所以只能在照亮自身、自身的过去的事件本身发光的地方所反映出来的那些原因。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已经与马克思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又具有新的意义。马克思是以往的大思想家中唯一的、不仅是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的人物，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恶用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的足迹。因为马克思还是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比如他反抗、颠覆传统，从停留在优先理论阐释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迈入了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之中），所以，尽管不得不把极权主义诞生作为20世纪最核心的事件，传统的崩溃也已经成了既成事实，我们还是对与这不一样的、在传统及其本身概念里框架里没有的新的事实抱有一点关注。（引自《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传统》一文）

引起她转向对马克思与西欧政治传统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48年底至1949年春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澜。阿伦特在1949年6月3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非常厌恶地这么说：

这里的政治状况，是令人忧郁的。特别是大学、大学教师（也有几位是意外的优秀人物）非常厉害，掀起反共的浪潮。本来很激进的、长久以来反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人，多少有点倾向国务卿那种立场，……结果大学教授们都不敢相互袒心置腹说话了。……人们甚至不敢提马克思这个名字。那些愚蠢的家伙，简直把贬低马克思作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时期她还写了《前共产主义者》等文章抵制、批判麦卡锡主义对民主传统的背叛。当然更加深层的引起她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原因，是她长期无形中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亲友们的影响。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也曾都有交往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奥登、布莱希特也可以归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她虽然很厌恶阿多诺，但是早年与阿多诺也有过交往。作为“左翼人士”对她影响最大的要算她后来的丈夫布鲁希尔（Heinrich Blücher）。布鲁希尔曾德国共产党反对派成员，参加过卢森堡、李卜克纳西组织的斯巴达克团，亲历过1918年德国革命。（详细，参见孙存之《阿伦特与左翼人士》、载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来看，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思考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的。因为阿伦特1952年申请到了古根海姆财团对“分析马克思本身”（Marx analysis itself）课题的长达两年的研究资助。1953年11月阿伦特曾受邀请去普林斯顿大学为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班（Christian Gauss Seminar）开设为期2个月的6次讲座，讲授的内容就是上述“分析马克思本身”课题一部分：“卡尔·马克思与政治思想传统”。后来因为为了准备芝加哥大学沃尔格林的讲座，“分析马克思本身”的研究没有最后完成。估计汇集成本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手稿就是她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准备的讲稿（第二部分手稿口语化很明显）和当时撰写、提出的研究报告。

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条件》（1958年）、《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年）、《论革命》（1965年）和遗著《精神生活》（1978年）等著述中系统地表述出来。她政治思想体系中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西欧政治传统2500年的发源问题、“活动”、“劳动”、“工作”之间的区别问题、关于权力与暴力区分的问题、近代以来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蚕食问题、关于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贡献评价等等都有涉及，而这些课题无一不与马克思思想对西欧政治传统挑战不无关系，所以，杨—布洛赫在上述传记里评述：“《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都是追溯马克思思想源头的产物。”(p.279)阿伦特对马克思思想的热衷关注大约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后期。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阿伦特在这些手稿里最主要的关于马克思的三个命题的论述。

这三个命题是：1，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2，劳动创造了人；3，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首先，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学传统发端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遮蔽了本真的古希腊政治经验，终结于马克思。鉴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柏拉图开始的政治传统把人间世俗社会视为黑暗的领域，追求终极真理哲学家必须离开这个政治世界，选择独自“沉思生活”；马克思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政治与哲学、哲学家关系观，声称真理正在人类事务之中，哲学的真理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所以，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第二，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颠覆了古希腊的人的条件——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为标准，把劳动、制作作为人类必须受制的必然性，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上。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19世纪后半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却与他的最后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消灭劳动的异化，争取最大限度的余暇是相矛盾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蓝图。第三，阿伦特看来，希腊城邦市民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对话，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目标，马克思颠覆这一传统，强调暴力的历史作用，也和国家、阶级消亡后失去暴力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

今天，世界进入了一个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的激烈冲突等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阿伦特研究者关注点集中在她担忧现代性导致划一大众化社会的深刻危机，那么，我国学者恐怕会更加关心阿伦特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分歧。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两点

是共同的：一，看到工业革命后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二，都向柏拉图以后的西欧政治传统提出挑战。这一手稿和她去世后后人整理的多种书信集、《政治是什么？》、《康德政治哲学讲座》、前述的《精神生活》和《思索日记》等文本一样、对于准确、全面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和了解她思想发展轨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材料。而且因为是大学研究班讲座讲稿，所以相对于文字著作而言，行文平易，更加简扼，容易解读。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美国一流大学文科教学风景的一个片断。

正如在马格利特·卡诺芬所分析的那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事件有着难以分割、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她思考方法的却是内省方式，于是，这种孤独的精神生活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紧张关系是潜伏在著作中，增加了她的思想复杂性、理解的难度和容易引起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对立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所以，阿伦特很难被简单地归属于左派或右派，或者其他什么派别。

1965年雅斯贝尔斯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曾说起阿伦特的独立的学术思想来自于独立的人格。阿伦特和本雅明、卡夫卡等那个世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作为被孤立、边缘化的犹太人，产生了自我归属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对作为整体的西欧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也产生怀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不仅批判社会、政治现状，还思考思想、政治领域的整体问题。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孙传钊译，2007年4月出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