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含两部分。第一部分谈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期盼赋予经学学科地位的不断呼声；第二部分谈了为什么说“是时候了”的四条理由：1、请看孔子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2、请看习近平总书记对经学的高度重视与科学定位；3、请看古今学者对经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的剀切论述；4、请看废止经学百年给二十四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由此得出结论：尽快赋予经学学科地位，是时候了！
一、一个多世纪以来期盼赋予经学学科地位的不断呼声
民国元年，蔡元培先生作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中宣布：“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从此，经学退出了学校，教师不教了，学生也不学了，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没有经学的时代，迄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这一举动，蔡元培先生的同僚马一浮先生是反对的。据丁静涵编著《马一浮先生年谱简编》：“一九一二年三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聘为秘书长。但到职不久，因反对废止读经，不为蔡所采纳，故辞归。”
此后，呼吁赋予经学学科地位者连绵不断。
1941年，顾颉刚先生《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说：“吾国文化，发端绝早，史官纪载，合为《六经》。凡欲审识我先民缔造之历程与夫古今学术之根源者，灿然之迹，咸在乎是。后代商讨，实举其数为十三。二千年中，一切政治制度、道德思想无不由兹出发。故《十三经》者，吾国文化之核心也。近世外患日亟，举国骇惊，丧其所守。自科举废而遂谬谓经学无与于人事，大师凋落，后学彷徨。苟由此道而不改，再历数十年，经学固沦胥以亡，我民族精神其能弗涣离其本耶？”
李学勤先生在2010年发表的《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一文中说：“当时由于强调接受西学，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元培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怎么评价，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经学被取消后，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确实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禁区，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彭林先生先后三次为经学学科地位呼吁：首先，撰有《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一文，发表在《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其次，《光明日报》2011年1月17日第015版“国学”发表了彭林先生撰写的《经学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一文；再其次，2018年12月《中国经学》第二十三辑发表了彭林先生撰写的《经学的历史贡献与学科诉求》。
笔者撰写此文，不过是追随上述几位先生之后而已。
二、为什么说“是时候了”？
有四条理由，请逐一说之。
1、请看孔子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
北京大学孙钦善先生《论语新注·前言》说：“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爲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就其实际影响而言，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对东方来说，人们所熟知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对西方来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启蒙思想家就曾吸收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反专制、反宗教。当人类跨入21世纪之际，1988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议论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会上有的学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个建议是在会议的新闻发佈会上，由瑞典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的，从而成为会议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 应该说，这是西方有识之士，回顾20世纪， 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危机而发出的强烈呼声。”
按：国外对孔子的评价如此之高，而由孔子创立的儒家经典在我国已经被废止一百多年，迄今未变，这合理吗？
2、请看习近平总书记对经学的高度重视与科学定位
⑴据权威媒体报道，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⑵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从研究室走出来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快步迎上去同汤教授亲切握手。在汤教授研究室里，总书记同他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新华网北京5月4日电）
⑶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5日）中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又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⑸习近平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按：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在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时提到的十个四字成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都是出自儒家经典。具体地说：
⑴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⑵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⑶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⑷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⑸任人唯贤，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
⑹天人合一，《汉语大词典》解释说：【天人合一】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认为“天”有意志，人事是天意的体现；天意能支配人事，人事能感动天意，由此两者合为一体。战国时子思、 孟子首先明确提出这种理论，汉儒董仲舒继承此说，发展为“天人感应”论。参阅《礼记·中庸》、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2册第153页“天人合一”条。
⑺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⑻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⑼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⑽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按：作为“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竟然迄今尚无学科地位，这说得过去吗？
3、请看古今学者对经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的剀切论述
司马迁《史记》是“二十四史”第一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让我们看看司马迁是怎样说的和怎样做的。
《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按：“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典籍虽然多得汗牛充栋，但都要以“六艺”作为鉴别是非的标准，都要用孔子的“六艺”作为判断事物的准则。这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指导思想是“六艺”。而“六艺”这个概念，通过实际考察可知，并不限于“六艺”，而是儒家经典的代名词；简言之，就是经学。
咱们再看看司马迁是怎样做的，举个实际例子：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五帝本纪》又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之首，《五帝本纪》又是以黄帝为首。试问，你司马迁以黄帝为首的根据何在？唐司马贞《索隐》在《五帝本纪》开篇第一句“黄帝者”这三字下面注释说：“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这就是说，司马迁的理论根据是《大戴礼》。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跋大戴礼记》：“《大戴记》在宋日，曾列之于经，故有“十四经”之目，此亦学者所当知也。”从上述实际例子来看，《大戴礼记》不是到了宋代才被视作“十四经”，而是早在汉代，在司马迁《史记》中就被当作经书看待了。
第一个从理论上明确指出经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者是南朝梁刘勰。请看刘勰《文心雕龙》是怎么说的：
⑴刘勰《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原道》是第一篇，《征圣》是第二篇，《宗经》是第三篇。前三篇的主题都是经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体繁变，皆出于经。”
⑵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之《史传》解题云：“第三部分论史书的体制与写作。指出史书记载王朝的盛衰兴废，要写出一代的制度和政治演变，表现劝诫与夺之旨，必须征圣、宗经。”
请看，刘勰把经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揭示得多么明白！而晚近学者明白这一道理者也大有人在，请看他们发自内心的忠告：
⑴张之洞《书目答问》：“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⑵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征圣第二》：“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宗经第三》：“宗经者，则古昔，称先王，而折衷于孔子也。”
⑶吕思勉先生《中国史籍读法》：“要治古史的，于经学，必不可不先知门径。”
⑷马一浮《楷定国学名义》：“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马一浮先生不仅认为六艺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一文说：“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的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诸生勉之！”
⑸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夫学不本于经，即无根柢。孔子《六经》，诸子百家之渊源也。”
⑹顾颉刚先生《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册有一篇标题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的笔记。
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说，在绵延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
⑻程应镠先生《国学讲演录·经学举例》说：“经学是我国学术思想的主干。辛亥革命之前，谈学术就不能不谈经学。我国思想史中，只有隋唐的佛学和春秋战国的子学与经学无关。两汉以后，脱离经学的学术思想是不存在的。”
⑼饶宗颐先生《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
⑽王元化先生《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序》：“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着代代相承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
⑾李学勤先生《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在中国的历史上，‘经’的作用与地位与‘史’是不一样的，虽然古人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可是二者在历史上、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经’与‘史’是相等的，如果说这二者是相等的，那就等于把‘经’在历史上或者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否定了。”
⑿杜维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台湾中研院的文哲所，从筹备到成所，当时讨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应该是什么？大家一致看法是经学。”
⒀清华大学经学研究院院长彭林《经学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说：“经史子集四部，不是并驾齐驱的关系，经学处于主导地位，是领军的学术。”
按：一个多世纪以来，史学（中国历史）有学科地位，而作为史学的指导思想的经学竟然没有学科地位，这说得过去吗？不出乱子才怪呢！
4、请看废止经学百年给二十四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这在世界上是极罕见的。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下，有关方面组织中国社科院和全国高校的力量，对二十四史先后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四项宏大工程，即二十四史点校、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二十四史全译、二十四史今注。毫无疑问，这四项宏大工程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是主流；但也毋庸讳言，这四项宏大工程也有不可小觑的败笔。败就败在经学上。二十四史引经极多，有明引，有暗引。明引的我们往往没有看懂，暗引的我们往往浑然不觉，于是乎产生了不少失误。
说话要有证据。对于二十四史研究中的经学失误，笔者做了抽样调查，写了五篇调查报告性质的论文，即：
1、《〈二十四史〉引经考》示例，——以许嘉璐主编《晋书全译·礼志上》为例，载《历史文献研究》第43辑，2019年。
2、请注意经学——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进一言（上、
下），分载北京大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21年第13辑，2022年第14辑。
3、废止读经百年的沉思——《史记·礼书》四句暗引经文的注释何以今不如古？载《历史文献研究》第47辑，2021年11月；
4、论近百年《宋史》研究与忽视经学——从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说起，载《历史文献研究》第49辑，2022年12月。
5、请注意经学：为二十四史今注进一言，将发表在2023年清华大学经学研究院的《中国经学》。
下面我将上述五篇调查报告予以简要介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二十四史〉引经考》示例——以许嘉璐主编<晋书全译·礼志上>为例，此文9千字，简介如下：
按：拙文指出《<晋书全译·礼志上》的引经误译三十二例。限于篇幅，姑举五例如下：
⑴天经地义之道，自兹尤缺。
按：《晋书全译》的译文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从此更加无人理会”。乍一看来，译文十分流畅，何误之有？按：误在不知“天经地义”四字是暗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那个“礼”字被译者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建议此句译作“作为天经地义之道的礼”，庶几达意。
⑵《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
按：《晋书全译》“其传说差详”的译文是“后人的解释欠详”，错得很离谱。为什么？第一，那个“传”字读作zhuàn，应加书名号，指的是《仪礼·丧服》子夏《传》。《隋书·经籍志》：“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是其义也。第二，那个“差”字，读平声，是“比较”之义，不是“欠缺”之义。《晋书全译》把原文的意思译拧了，建议译作“《丧服传》的解说比较详细”。
⑶扫地而祭，牲用茧栗。
按：《晋书全译》“牲用茧栗”的译文是“贡奉的牺牲用的是蚕茧和栗子”，错的太离谱了！须知《晋书》此句是暗引《礼记·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意谓祭祀天地所用牛的规格是其牛角像蚕茧、栗子那样大小。
⑷《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
按：《晋书全译》译文：《郊特牲》说：“天子在大社祭祀，必然会受到霜露风雨。”按：译文又译拧了。建议译作：天子的大社，必须接受霜露风雨(这样才能通达天地之气，收获万物)。知者，《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
⑸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
按：《晋志》失校。《宋书·礼志四》征引这两句“二”作“过”，是。《通典》卷四十五、《文献通考》卷八十二征引《晋志》此节亦均作“过”。《晋书全译》将此二句译作“如果有二社的祭礼却废除一个，不如多祭来保存它”，太离谱了。建议译作：与其错误地废除一社，何如错误地保留一社。
2、请注意经学——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进一言（上、下），此文65千字，简介如下：
此文由五篇對比报告组成，即：
⑴中华书局《宋书·礼志》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
⑵中华书局《南齐书·礼志》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
⑶中华书局《魏书·礼志》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
⑷中华书局《隋书·礼仪志》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
⑸中华书局《金史·礼志·乐志·舆服志》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
五篇对比的结论是：
⑴中华书局《宋书·礼志》修订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凡90例，其中88例是重复了点校本《宋书·礼志》的引经校点失误；另外2例则是点校本不误，而修订本竟然错了。
⑵中华书局《南齐书·礼志》修订本的引经校点失误计46例，其中45例是重复了点校本的失误。另外1例，点校本不误，修订本反倒错了。
⑶中华书局《魏书·礼志》修订本引经校点失误凡81例，这81例失误，均是重复了点校本《魏书·礼志》的失误。
⑷中华书局《隋书·礼仪志》修订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凡凡65例。此65例中，承袭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礼仪志》者62例。另外3例，点校本不误，唯修订本误。
⑸中华书局《金史·礼志·乐志·舆服志》修订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凡52例，这52例失误, 百分之百都是承袭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失误。
总的来说，修订本反不如点校本。
3、废止读经百年的沉思——《史记·礼书》四句暗引经文的注释何以今
不如古？此文9千字，简介如下：
《史记·礼书》太史公曰：“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这四句，句句暗引经文。南朝宋裴骃《集解》已经言简意赅地一一指出了出典，而我们当代三位令人敬仰的《史记》研究名家，由于对经学陌生，导致连连失误，落在古人后面，令人叹惋。
姑以“大路（天子所乘之车叫路）”一词的注解为例：
裴骃【集解】引服?曰：“大路，祀天车也。”
张大可先生《史记全本新注》注释：大路：装饰朴质的天子用车。
吴树平先生《全注全译史记》注释：大路，即大辂，天子乘用的礼车。
韩兆琦先生《中华经典名著全注全译丛书·史记》注释：大路：装饰质朴的大车。
吕按：服虔是《左传》的东汉注家。他的“大路，祀天车也”，实际上是说大路，就是天子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中的玉路，这是天子五路中的最豪华的路，专门用来祀天时乘坐。《左传》桓公二年：“大路。”杜预注：“大路，玉路，祀天車也。”可证。张注、韩注皆以“装饰质朴”形容大路，大误。为什么？所谓玉路，就是此车的部件两端皆饰以玉，所以它是五路中最豪华的路。吴注“天子乘用的礼车”也不达意，改作“天子乘用的最豪华的礼车”庶几近之。
4、论近百年《宋史》研究与忽视经学——从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说起，此文将近60千字，摘要介绍如下：
众所周知，邓广铭先生是史学大家，《宋史》研究的开山，德高望重。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写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书成，就教于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着《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癸未二十七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1评价之高，寄望之重，跃然纸上。遗憾的是，在忽视经学这一点上，就连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莫能外。知者，1948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在为杨树达《论语疏证》所作的序中说：“寅恪平生喜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经典，然不敢治经。”
拙文标题为什么说“从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说起”？理由有二。
笔者调查了邓先生写作《<宋史·职官志>考正》的主要参证资料计有18种，都是与宋代有关的史书，没有一种经书。而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十余万字，笔者粗读一过，也一字未及经学。而据笔者对《宋史·职官志》十二卷的调查，《宋史·职官志》引经甚多。有明引，有暗引，暗引是绝大多数。据统计，《宋史·职官志》明引经文4次，暗引经文132次。其中，暗引《周礼》102次，暗引《礼记》16次，暗引《尚书》6次，暗引《春秋左传》3次，暗引《毛诗》2次，暗引《论语》2次，暗引《孟子》1次。
尤其让人感到惋惜的是，邓先生竟然把《周礼》一书也排除在外。须知《周礼》原名《周官经》，是历代官制的鼻祖啊！谓予不信，试举一例，看看《宋史职官志》是如何听从《周礼》的指挥：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左仆射、右仆射……皆为宰相之任。大祭祀则掌百官之誓戒，视涤濯告洁，赞玉、币、爵坫（按：坫，衍字）之事。”试问：为什么宋代的左仆射、右仆射作为宰相要干这些活儿呢？答案请看《周礼·大宰之职》：“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及执事，视涤濯。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大宰，就相当于《宋史》宰相。
由于忽略了引经，邓先生的《考正》出现了下列四种失误：
⑴《考正》因忽视经学而导致误校者3例；
⑵《考正》因忽视经学而导致失校者，8例；
⑶《考正》校勘结论正确，但缺乏经学原始文献支撑者，3例；
⑷《考正》是以溯源为目的的，因忽视经学而导致失源者，59例。
据笔者调查，近百年的《宋史》研究，都是受邓先生《<宋史·职官
志>考正》的影响，走的都是忽视经学的模式。举例来说，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这本书邓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但试看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凡例所开列的参考书：“本《补正》参考数据，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佚名《靖康要录》、杨忠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惪《皇宋十朝纲要》、孙逢吉《职官分纪》、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马端临《文献通考》、《元丰官制不分卷》、王应麟《玉海》、及近人邓广铭教授《宋史职官志考正》等书为主，旁采宋代文集、笔记、政书、地方志、碑刻，以及今人有关宋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之研究成果。”也是没有一种经书。
按照无徵不信的原则，拙文列举了十二个研究《宋史》而全然忽视经学的例子，即：
⑴漆侠先生对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忽视经学毫未察觉，一片赞美之词；
⑵高纪春《<宋史·本纪>考证》的忽视经学；
⑶刘浦江对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忽视经学毫未察觉，一片赞美之词；
⑷李华瑞《<宋史>论赞评析》的忽视经学；
⑸包伟民对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忽视经学毫未察觉，一片赞美之词；
⑹罗炳良《宋史研究·前言》的忽视经学；
⑺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辨证》的忽视经学；
⑻王曾瑜《宋朝礼制研究的重大进展：评<宋史礼志辨证>》的忽视经学；
⑼李方元博士论文《<宋史·乐志>研究》的忽视经学；
⑽王志跃博士论文《<宋史礼志>研究》的忽视经学；
⑾王兵硕士论文《<宋史·舆服志>研究》的忽视经学；
⑿倪其心主编《宋史全译》的忽视经学。
以上十二例，限于字数，恕不举例。有意者请看笔者原文。
5、请注意经学：为二十四史今注进一言，此文56千字，将分两期发表在2023年的《中国经学》，简介如下：
此文的论证部分由四篇调查报告组成：一、今注本《三国志·魏书·武帝》引经注释失误51例；二、今注本《梁书·武帝纪》引经注释失误36例；三、今注本《隋书·礼仪志》后三卷的引经注释失误58例；四、今注本《金史·舆服志》引经注释失误36例。
此文还建议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全国经学力量，继“二十四史”点校、“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再搞一个大工程，名字叫作《“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引经考》。具体地说，就是把“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明引经文全部规范化，把“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暗引经文全部明朗化。这项工程完成后，就意味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引经（明引和暗引）难题将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那种遇到“二十四史”引经就趑趄不前的时代将一去不再复返！这是一件利己、利人、利子孙、利世界的大好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按：上述五篇拙文，论证了我们以举国之力开展的四项宏大工程无一不是败笔于经学，论证了以泰斗级学者邓广铭为首的《宋史》研究无一不是败笔于经学，原因何在？答曰：“在于当事人不懂经学。”再进一步追问：“当事人为什么不懂经学？”答曰：“因为废止经学一百多年，所以有三四代人不懂经学了。”急人之急，这不充分说明了赋予经学学科地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吗！
总而言之，根据全世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经学的科学定位，根据两千年来学者归纳出来的“经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的剀切之言，根据以举国之力进行的四大工程在经学上的败笔，根据以邓广铭先生为开山的近百年《宋史》研究在经学上的败笔，痛定思痛，我们还不该迅速赋予经学学科地位吗！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