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经学权威郑玄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误注，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两千年，也蒙蔽了当代不少泰斗级学者。故不揣谫陋，献丑如下。

按：《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郑玄注上句：“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注下句：“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窃以为，郑玄的上句注是答非所问，下句注则是错误的，违背常识。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历朝历代，杀的高官还少吗！然则，郑玄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离谱的答案？一句话，切入点错了。因为郑玄把这两句话的切入点分别放到“下”字、“上”字上，其结果就把这两句话搞成了伪命题。

这两句话怎样讲，宋代司马光也感到困惑不解，但他没有不懂装懂，而是在《传家集·进士策问》中公开发问：

《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礼以节民性；冠、婚、丧、祭、乡、相见。”此庶人之礼也。《舜典》：“五服三就，大夫于朝，士于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礼与刑，先王所以治群臣万民，不可斯须偏废也。今《曲礼》乃云如是，必有异旨，其可见乎？

  按：不难看出，司马光理解这两句话的切入点虽然与郑玄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王制》上明明有“庶人之礼”，《舜典》上明明有“大夫之刑”。《曲礼》为什么还那样说呢？这不互相矛盾吗？司马光感到困惑，他的结论是“必有异旨”。所谓“异旨”，就是不同于郑注的解释。他急切地想知道“异旨”，所以不耻下问，公开地向考生求教。考生回答了没有，史无明文。窃不自揣，作为一个一千年后的后学试答如下：

  如果把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切入点放在“礼”字、“刑”字上，就全盘皆活了，困惑就随之而解。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样的“礼”不下庶人？什么样的“刑”不上大夫？而把切入点放在“礼”字、“刑”字上，并不是在下的发明，而是从《汉书》的《贾谊传》、《司马迁传》中学到的。《贾谊传》有这样两句话：“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其切入点就在“礼”字、“刑”字上。谓予不信，读者可以亲自去核查。《司马迁传》有这样两句话：“《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很明显，他是把切入点放在“刑”字上。众所周知，司马迁不仅受过五刑中的腐刑，而且 “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他亲身品尝过“刑上大夫”的滋味，这不等于把古人今人所说的“大夫不受刑”的特权说从事实上驳倒了吗！

到了东汉，情况变了，学者把理解这两句话的切入点放在“上”“下”二字上的成了大多数；而把理解这两句话的切入点放在“礼”“刑”二字上的则是少数。知者，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主持召开的讲议五经同异的经学会议，会议的记录就是班固的《白虎通义》。据《白虎通义·五刑》，这次会议在讨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含义时，分成两派。一派是大多数，其看法是：“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这个主流看法，也是后世的主流看法。而少数与会者的看法则是：“挞笞之刑也。礼不及庶人者，谓酬酢之礼也。”换言之，那个“刑”字，指的仅仅是“挞笞之刑”；那个“礼”字，指的仅仅是“酬酢之礼”。都非常具体，不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明人杨慎《丹铅馀録》卷九就明确地说：“礼不下庶人，谓酬酢之礼也。《白虎通德论》之说，胜诸家矣。”

为什么“挞笞之刑”不能施于大夫呢？《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的亲身感受是“关木索被棰楚受辱”，简言之，太丢人！生不如死。《礼记·儒行》讲了儒者具有的十五种特质，其一就是“儒有可杀而不可辱”。这句话后来演变成“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基础。

细心检索文献，我们会发现正确理解“刑不上大夫”含义的例子也不绝如缕。例如：

1、《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僚，岂宜加之棰楚？’”

2、宋张方平《恩贷之罚》说：“《礼》曰：‘刑不上大夫。’盖谓不亏伤其体，皆非谓不入罚科也。”

3、《宋史·刑法志三》：“知审刑院苏颂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

4、《元史·不忽木传》：“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

5、明查继佐《罪惟录·王鏊传》：“鏊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幸勿过折辱。’”

6、韩国磐先生《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说：“‘刑不上大夫’之说从何而来呢？试读《汉书·贾谊传》，在贾谊的上疏中，有专门谈到不应戮辱大臣的一段。”

什么是“酬酢之礼”呢？凌廷堪《礼经释例·饮食之例》总结说：“凡主人进宾之酒谓之献，凡宾报主人之酒谓之酢，凡主人先饮以劝宾之酒谓之酬。”也就是说，酬酢之礼是由主人献、客人酢、主人酬三个连续性的动作组成的，故称“酬酢之礼”。通俗点说，酬酢之礼，就是家里来了客人，应置办小酒招待之礼。

这个小酒招待之礼，庶人能承担得起吗？不能。请看《孟子·梁惠王上》的记载：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就是说，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还奢谈什么招待客人喝小酒！更何况《曲礼》成篇于春秋末期战国早期（据王锷《<礼记>成书考》），还早于《孟子》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刑不上大夫”的“刑”是指挞笞之刑，产生“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基础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礼不下庶人”的“礼”是指酬酢之礼，产生“礼不下庶人”的物质基础是庶人贫穷，无力承担。《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那么，士大夫不缺钱花，要的是面子；而庶人恰恰相反，面子事小，没钱事大。于是，“礼（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刑（挞笞之刑）不上大夫”这样的节文就“因人之情”而产生了。这条节文既坚持了原则性（大夫不能免刑，庶人不能无礼），又表现了灵活性（大夫的面子和庶人的贫穷都可以得到照顾），反映了制礼者的大智慧。这是礼的人性化的表现。

遗憾的是，我们现当代的不少泰斗级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是跟着郑玄走了。

请看：

⑴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考》：“凡制度、典礼所及者，除宗法、丧服大端外，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无预焉，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

   ⑵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⑶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周朝的刑律主要是用来镇压奴隶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是例外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道破了奴隶制刑罚的阶级实质。”

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之第七节“赋税与阶级”：“所谓政治，实际止是刑罚和牢狱。他们的理论是‘政以征兵’，‘民不可逞’，‘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使民战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⑸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西周时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使是贵族、官吏犯法，他们也完全可以按‘金作赎刑’的规定而交纳金货以免罪。”

    ⑹薄熙来案发，《人民日报》2013年7月26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说“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谁都不能心存‘刑不上大夫’的侥幸”。

   文章最后，做个交代：敝人撰有《“礼不下庶人”旧解发覆》、《“刑不上大夫”旧解发覆》二文，收入拙作《<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二文将近四万字，我这次把它压缩到三千字拿出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