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学界研究现状看，马克思“历史哲学”存在一定程度的隐退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文本处于分散化、隐蔽化状态；其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造成其抛弃历史哲学的假象；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科学”面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哲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需要穿越导致历史哲学隐退的屏障，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加以澄明，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今世界发生的新变化明确其时代定向。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历史哲学”；唯物史观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何去何从”这一“世界之问”，已经唤起学界对历史哲学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法绕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所作的哲学思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关于世界历史何去何从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然而，学界迄今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世界之问”和马克思“历史哲学”在当代所遭遇的境遇反差，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问题，以便从中汲取智慧，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发展。

一、探寻马克思“历史哲学”隐退的原因

历史哲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都包含着单独的历史哲学。抛开对历史哲学各个学派的分析，仅从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当中，就能够看到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哲学问题上的理论关联及其本质区别。总体而言，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哲学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收录的论文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国际法”和“世界历史”部分）、《历史哲学》等文本当中。与此不同，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历史哲学著作。这就为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带来了诸多困难，甚至有研究者怀疑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是否存在历史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究竟是否包含历史哲学？

从近年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看，马克思“历史哲学”似乎居于隐退状态。仔细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从文本呈现看，马克思没有自觉建构专门的历史哲学体系，甚至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没有使用“历史哲学”概念，导致“历史哲学”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处于隐退状态。第二，马克思明确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形成了如下错觉：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时候，马克思表现出对“历史哲学”的反感。第三，马克思更多时候强调“历史科学”的重要地位，因而导致一种假象：历史唯物主义被等同于“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不包括“历史哲学”。现在需要对上述三种情况加以考察，以便澄清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是否包含历史哲学；如果存在历史哲学，还要进一步考察其存在方式、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大变局中会开启出怎样的新的历史哲学方向。

1.“历史哲学”隐退的文本原因

综观文本呈现，马克思更多时候使用的是“历史”“历史观”“历史科学”“世界历史”等概念，很少使用“历史哲学”概念。“历史哲学”是指对历史观、历史主体、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等所作的反思性认识，它区别于对历史事实所作的知性认识的“历史学”。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明确批判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并专门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是没有专门撰写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著作，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其唯物史观的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恩格斯也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清算黑格尔哲学的时候，顺便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们只是在提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时候，才使用了“历史哲学”概念。这便天然地导致“历史哲学”的文本隐退。那么，能否据此判断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不包含历史哲学？

实际上，这种情况普遍地存在于对马克思任何一种“领域哲学”的理解中。由于马克思本人没有专门建构任何一种“领域哲学”，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建构空间，即从多角度挖掘、概括、建构以马克思命名的各种“领域哲学”的可能，如：马克思“生态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法哲学”、马克思“经济哲学”等。马克思的任何“领域哲学”都存在着文本呈现的分散化、隐蔽化甚至“不在场”的情况。但这一点从未阻止过研究者们对马克思任何“领域哲学”的建构性理解和阐释，并且大部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都是按照这一路向进行并不断丰富着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

马克思在他的一切批判活动中，必然先行置身于某种“立场”，这些“立场”是作为全部批判的“总观点”而沉浸于每一个批判观点之中的。这些“立场”有时马克思是有自觉论述的，有时是没有专门论述而直接进入到批判之中的。文本隐退的原因在于，一切认识都是从思想中“隐匿的前提”入手的，这些“隐匿的前提”决定了全部理解的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便表现为对这些“隐匿的前提”的自觉考察，由此，哲学的致思本性被概括为“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第1页）。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的历史活动的时候，毫无疑问总是置身于某种“历史观”当中，而这一“历史观”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以系统的“历史哲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譬如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历史是否是有规律的？这一系列历史哲学问题均以分散化、隐蔽化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各个文本之中。换言之，他的历史哲学自在地存在于诸多文本之中，这种自在存在的历史哲学在马克思的诸多论述当中甚至隐而不现，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他的历史哲学，这是导致马克思“历史哲学”隐退的文本原因。

2.由批判黑格尔的“一般历史哲学”导致的“历史哲学”的隐退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隐退的假象：马克思否定了“历史哲学”。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与重塑现实的法国大革命形成鲜明对照，德国知识界普遍被视为“观念论”的王国，尽管有人把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正如恩格斯的看法，观念论哲学隐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最终被它的保守性所扼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包括德国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荷尔德林等，再到青年黑格尔派，德意志民族经历了狂飙运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构成了德意志民族“观念论”的大厦，而“思辨哲学”是这座大厦的精华，代表人物就是黑格尔。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地关注“现实的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般历史哲学”，并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定位为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纯粹的表现”形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页）所谓“纯粹”，就是抽掉了全部历史现实的“质料”，而把整个历史概念化为抽象的“一般运动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一般历史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编纂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编纂”仅仅是对历史资料的处理，而没有深入到现实的客观历史本身。对于这种历史编纂学的抽象性，恩格斯也批判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3页）第二，“编纂”带有很大的先验论特征，是为了某种主观目的而对历史资料进行的编写。马克思指责圣布鲁诺：“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前期的历史，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是：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8页）由此可以想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描述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四个时代，只是把“日耳曼世界”看作是世界历史的完成形态。“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黑格尔，2001年，第106页）这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日耳曼中心论”文明观。第三，“编纂”持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而仅仅是“时代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编纂学没有深入到真实的历史，只是在整理材料，因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历史哲学，而且还批判了历史编纂学对历史哲学的破坏。“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同上，第526页）在这段论述中，包含“独立的哲学”“现实的历史”“抽象”“哲学”等关键词。马克思特意强调了“这些抽象”与“哲学”的区别——是否能够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在他看来，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是脱离“现实的历史”而存在的“独立的哲学”（形而上学），因为它仅仅在“范畴逻辑”或“纯粹思想”的平台上编纂着“历史资料”，而没有关注真实的历史本身，不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如果说它还有存在意义的话，也只是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因此既没有真实地书写历史，也没有书写真实的历史，也就无法提供真正的关于历史的一般规律。相反，与“思辨的历史哲学”提供的“抽象的普遍性”不同，唯物史观范式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是“具体的普遍性”，这些关于世界历史普遍规律总是以“现实的历史”为基础，并随着“现实的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超出具体的历史条件寻找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特征。这一抽象的“一般历史哲学”后来在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那里形成了更加拙劣的变种，对此马克思批判到：“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当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揭示的西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当作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条件的“一般历史哲学”时，就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即“抽象的普遍性”。而且，这种“一般历史哲学”比黑格尔更加拙劣，黑格尔至少是在思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而米海洛夫斯基则非要把“特殊”当作“普遍”，这显然是强加给马克思的“荣誉”（认为马克思能够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万能钥匙），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做法更是对他的“侮辱”（这种把“特殊”等同于“普遍”的反辩证法的做法是愚蠢的）。他进一步指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第467页）可见，马克思批判的是这种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一般历史哲学”，并不是对历史哲学本身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哲学”是以“历史科学”为基础的，但决不能用“历史科学”取代“历史哲学”，否则同样会造成历史哲学的隐退。

3.“历史科学”对“历史哲学”的遮蔽

导致马克思“历史哲学”隐退的原因还来自“历史科学”对“历史哲学”的遮蔽。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往往更加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品质，而相对忽略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是相对于“思辨哲学”提出来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所谓“历史科学”是指对历史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不仅大自然有客观规律，由人类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也有类似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并对其加以实证研究而获得，因而“历史科学”是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实证科学”。尽管已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俞吾金，第24页），但这一呼吁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以至于使“历史哲学”处于被“历史科学”遮蔽的隐退状态。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以“实证科学”的面向呈现出来的。历史哲学充其量仅仅作为“唯物史观”蕴含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当中，或根本不再有“历史哲学”，而仅仅是“历史科学”。

马克思本人确实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注释②，第516页）然而，这一论断引发的误解是：历史哲学仅仅被马克思视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哲学”而被抛弃了，而他自己转向了对历史的“实证科学”研究。这样一来，仿佛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仅仅变成了一种“历史科学”。这或许是有意识地回避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最有力的根据。那么，能否依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直接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历史哲学”？

如果把“科学”界定为康德意义上的知性逻辑的认识结果，那么科学和哲学确实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知性逻辑中对经验对象及其规律的认知，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哲学是指在辩证逻辑的意义上进行的认识活动，因而是对“超经验”的对象及其本质的认知，即黑格尔意义上的“反思之学”。然而，科学和哲学不是毫不相干的，哲学能够为科学提供存在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马克思固然强调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然而，这一历史科学必然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强调“历史科学”，主要是针对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针对历史哲学本身。只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揭开这一由“历史科学”罩在“历史哲学”上面所形成的遮蔽，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才能得到澄明。

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

穿过种种致使马克思“历史哲学”隐退的屏障，褪去遮蔽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上的迷雾，才能澄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不同的哲学家在根本的哲学观上存在差异，因而相应的历史哲学也就呈现为不同的书写范式。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不同于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书写范式，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

1.历史的观念：在唯心史观的批判中确立唯物史观

确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因为历史观决定了马克思对历史本质的全部理解定向。历史是“神”的活动结果，还是“人”的活动结果？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及其以往全部唯心史观的本质性揭露。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在康德那里表现为“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康德，第16页），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绝对精神”，而作为真正的历史内容反倒变成了“附带因素”，这显然是颠倒的历史观。他们无论遵照哪一尺度，都是离开历史本身而书写历史。马克思把这类历史哲学称为“时代的幻想”。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3页）黑格尔认为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因而也是历史的本质。“思辨的历史哲学”旨在寻求历史的“概念”，以此作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与此不同，马克思鲜明地指出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性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同上，第544页）这里集中表明了马克思在历史观问题上实现的对黑格尔的颠倒，并进一步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同上）此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历史观也作出了同样的研判：“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1页）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唯心史观的批判确立了唯物史观。

2.历史的主体：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绝对精神是历史的主宰者，因而人的存在意义不是由人自身而是由绝对精神赋予的。充其量只有少数“概念的生产者”能够把握到历史的意义，而大多数人则仅仅作为绝对精神的“手段”，甚至是康德所说的“玩偶”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3页）

历史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持历史进步观，但这一进步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历史进程，仿佛在人类之上存在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着人类历史，恩格斯对此批判到：“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3页）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概言之，人类的劳动创造了历史。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得以完成的。具体地说，在这些社会形态演进的背后，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普遍阶级”，代表世界历史的进步方向。

3.历史的价值：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形成

历史不仅是“事实”，而且是有“价值”的事实，马克思把历史的价值概括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有了历史的价值，历史便有了方向和进步。这一进步在马克思看来表现为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首先，世界历史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否认，否则人类的存在将是没有方向的。但是，三者存在差别。康德认为，世界历史的价值在于实现“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历史价值的决定者，人是因为完成绝对精神的任务而获得历史性生存意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价值不能来自人类之外，而就在人本身，即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平台上自己建立起来，这种世界历史价值被称为自由和解放。

其次，人类不断寻求世界历史价值并不断接近世界历史价值的过程，构成了历史的进步。黑格尔站在绝对精神的角度，认为历史的进步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进步过程，具体表现为从“东方世界”开始，经过“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最后到达“日耳曼世界”的发展过程。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人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世界历史目的的“手段”而已，人本身不是目的，因此世界历史对人来说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与此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进步表现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过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最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实现世界历史的价值不是单个民族国家凭借自己的历史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借助于“普遍的世界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何谓“普遍的世界历史”，三者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别。康德坚信“普遍的世界历史”是可能的。“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康德，第19页）因此，康德提出借助世界公民宪法实现“各民族联盟”这一进入普遍的世界历史的方案。他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想，这是一条基于契约论的抽象法的道路，即世界公民宪法。在黑格尔意义上的“福利是国家在对别国关系中的最高法律”（黑格尔，2009年，第396页）的情况下，这条抽象法道路是无效的。黑格尔在神正论的意义上完成了康德关于“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心愿。“一个世界历史性民族的特殊历史，一方面包含着它的原则的发展，即从它幼年潜伏状态起发展到它全盛时期，此时它达到了自由的伦理性的自我意识而进窥普遍历史；另一方面，它包含着衰颓灭亡的时期，其实，衰颓灭亡标志着在这个民族中出现了一个作为纯粹否定它自己的更高原则。”（黑格尔，2009年，第402页）

马克思关于“普遍的世界历史”的理解与康德、黑格尔完全不同。在他看来，普遍交往的形成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前提，进而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同上，第541页）为什么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同上，第541-542页）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普遍的世界历史”只有打破私有制、建立普遍的生产方式才是可能的。那么，普遍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同上，第541页）

4.历史的规律：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是否存在历史客观必然性？人类能否认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这一客观必然性是什么？这是历史哲学的基本认识论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首先，在是否存在历史客观必然性的问题上，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一致的，都认为历史存在客观必然性。

其次，人类能否认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康德则延续了他的不可知论立场，持否定态度。在康德看来，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人类没有认识到它的能力。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超出了感性直观的范围，因而不适用于先天综合判断。这一对象乃是“超验”的，因而对其无法形成真知识，它仅仅是“隐蔽的计划”。相反，黑格尔则认为，历史必然性是可知的。马克思也同样认为，人类是有能力认识到历史客观必然性的。

最后，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类能够认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但这一客观必然性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两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只承认绝对精神的内在必然性，即历史是绝对精神自己返回自己的必然，而对于人类来说，人类无法先行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因为“唯一最高裁判官是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黑格尔，2009年，第398页）。相反，这一历史客观必然性只能在历史已经发生之后，在“事后思索”中才能发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同上，第16页）这是绝对精神经过外化为历史而返回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即历史宿命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首先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改造来确立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即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三形态”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在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在历史科学中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而且，与黑格尔的“事后思索”不同，这一客观历史必然性作为规律是可以“先行获得”的，并凭此规律“改变世界”。可见，黑格尔仅仅承认神正论的思辨历史必然性，而马克思给出的则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上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代定向

作为关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其主题一定是由世界历史发展中实际发生的那些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来为其定向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当今世界为马克思“历史哲学”提供怎样的时代定向？按照马克思创立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文明形态）的演进——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正反合原理，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定向同样遵循这一辩证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里实际发生的变革（正题），由此决定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反题），以及在两者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世界历史的实体性归宿（合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当代定向的内在逻辑。

1.由当代资本主义变化所提示的历史哲学定向

历史事件的“相对意义”总是要在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中给出定位，才能获得可靠的历史性评价。比如，西欧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可能带来无数个“相对意义”和“相对影响”，如扩大了文化传播，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等。然而，这些意义仅只是相对意义，而没有给出终极性判定。在终极性意义上，殖民扩张是世界历史的“否定性环节”，正是因为殖民扩张才促成了“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但它本身却应该加以扬弃。因此，殖民扩张决不能如资本主义那样被理解为西方对人类的拯救，仿佛通过殖民扩张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每个民族，从而改变每个民族的命运。前者构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后者则表达了“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可见，由于历史哲学上的分歧，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同的。这也恰恰说明，为什么历史哲学对于历史书写来说具有先行的决定性意义。这同时也表明，把一种“自在的历史观”通过历史哲学而转变为“自觉的历史观”的重大意义。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近年来学界高度重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研究。这其中遇到的历史哲学问题是：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大变局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如何认识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当代遭遇？资本主义新变化不可避免地引发基于《资本论》研究所给出的历史哲学定向。

《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规律的揭示，论证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特殊哲学”，不仅体现在“商品”一章的分析时运用了辩证法的“经济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明确指出了在“商品”一章中“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而且是站在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其结论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一结论构成了《资本论》的历史哲学定向——马克思提供的世界历史主题。着眼于马克思的最高立意，《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既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但在高阶位上同时又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演进过程，而马克思则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而这一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及其必然趋势，则是通过《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完成的。因此，剩余价值规律超出了单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的范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内在环节。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没有超越《资本论》对于世界历史趋势所给出的判断。尽管当代出现了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但《资本论》所给出的历史哲学定向并没有改变。这就需要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探索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性境遇，并把资本主义纳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结构中加以审视，才能把握到“历史的必然”。否则，如果单纯沉浸在资本逻辑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细节，那么就只能在无数个“相对意义”中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从而无法把握资本逻辑的新矛盾，进而无法在历史理性的反思中洞见资本主义的未来。

2.由“人类文明新形态”引发的历史哲学定向

历史哲学不仅要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确立它的定向，而且还要进一步由表征人类进步方向的文明形态予以定向。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然而，人类文明形态并非是线性进步的，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完成的历史性演进。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更好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代定向。这其中的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否为“线性进步史观”？马克思确实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世界历史的进步趋向。但是，并不能以此把马克思的文明演进规律判定为“线性进步史观”。线性思维一般也习惯地称之为“线性因果”思维。然而，马克思并非在线性因果思维中揭露世界历史的进步规律，相反，是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揭示世界历史进步规律的。因此，在人类文明演进这一问题上，必须遵循“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历史进步如果不是线性的，就可能是以“倒退”的方式实现进步，也可能是以“跳跃”的方式实现进步。文艺复兴被视为“回到希腊罗马”，看起来是历史的“倒退”，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俄国十月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跳跃”，而列宁找到了这一“跳跃”的必然性，因而，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恰好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而也是历史的进步。正是这两种特殊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解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必然性”，而是包含着特殊的“偶然性”在内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恩格斯的说法是极其深刻的：所谓历史客观必然性，只是在“历史趋势”恩格斯在“合力论”中表达了历史规律作为“历史趋势”的必然性而非排斥个别偶然性的特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2页）的意义上而言才是有效的，而对于特殊的历史现象并不排除“偶然性”。所以，上述两种特殊的“偶然性”的历史现象，并没有破坏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毋宁说为那些指认马克思为“线性因果史观”的观点提供了反例证据，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规律中包含着特殊事件的“偶然性”（自由规律所内在固有的特征），这恰好是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的根本特征所在。

总之，社会历史规律是在“必然-偶然”的辩证关系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历史辩证法超越了线性因果思维，因此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明形态的线性“更替”，即并非要等到资本主义文明完全消失之后才能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更不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第4页），毋宁说是后来的文明形态对此前文明形态的“扬弃”。如果是“扬弃”关系，就不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关系。唯有在这一历史哲学的定向中，才有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便表现为“螺旋上升”和“曲折发展”的辩证演进过程，而这显然不再是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和文明演进观，准确说应该是“辩证的进步史观”。

3.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历史哲学定向

世界大变局下人类历史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在当代激起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切，亟需探寻一种确定性的世界历史可能的趋势，以便能够给人类点亮未来之光，带领人类走向光明。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始终是人类前途命运的科学向导。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作为当代世界历史实体性归宿无疑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定向。这一由现实警醒出来的人类性总问题再一次跃入到理论视野。如果不能得到根本的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可能被退回到“学院派”而失去与时代的关联。因此，马克思在诸多世界历史问题上成就的“历史哲学”，显然应该在“时代之问”的呼唤中历史性地出场，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本性所决定的。

历史总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视野中敞开。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就是要追问人类命运的趋势。关注人类命运和趋势构成了历史哲学的主题。所以，历史哲学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以便发现其中蕴含的意义是否符合真理来“以史为鉴”，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哲学中确立历史“应然”趋势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唯当如此，才能为人类这个物种在全部时间绵延中获得终极生存价值。这显然超出了单个民族和国家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诸多“世界历史问题”，才把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代定向问题提上日程。马克思“历史哲学”为判断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历史哲学所关注的终极问题便是“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因为太过于“遥远”而被遗忘，但它却着实成为决定着全部其他具体领域哲学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作为世界历史的终极价值，是一切具体历史事件所承载的“具体价值”的先行范导。如果我们可以把世界历史的终极价值视为“绝对价值”，而把一切具体历史事件所承载的价值称为“相对价值”，那么“相对价值”总是由“绝对价值”赋予其价值定向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时代性主题。

参考文献

[1]黑格尔，2001年：《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2]亨廷顿，2010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3]康德，2009年：《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6]孙正聿，2016年：《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俞吾金，2009年：《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第10期。

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