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鹰派眼里，共产党中国是“冷战结束之没有最后胜利”。南有巴基斯坦，北有朝鲜，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安全。颠覆共产党政权，中国必将走向分裂。

铁桶包围的战斗已经打响。石油﹑铁矿砂涨价，纺织品制裁，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一把尖刀，直逼心脏。美国拉扯日本“入常”，用朝核危机替日本核武装说事，日本趁势咄咄逼人。2007年香港特首换届，中国共产党17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湾实施新宪法。内忧引爆外患﹑外患激变内忧的各种可能性剧增。

主讲人：王小强（经济学家。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职。现为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成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时间： 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下午3：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乌有之乡书社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稿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的这次活动。这次是我们组织的一个内部交流活动，很高兴请到著名经济学家王小强先生，给大家做这次交流。这次主题是王先生2006年的一本书，叫《史无前例的挑战》。

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怎么分析这些问题？未来我们的前途命运如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这次交流。王先生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头有系统的介绍，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看一看这本书。恐怕今天到会的朋友们，未必都看了这本书，所以我们开始交流之前，先请王先生做一下简单介绍，就他这这本书的内容、观点、思考做一个介绍，然后展开讨论。下面我们欢迎王先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王小强：谢谢乌有之乡，使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换意见。我原来想是我要说的，都已经写在书里了，希望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讲。但是，程序上，总得先有个引子。为此，我先简单介绍一些补充想法。

第一我想说说，这本书，我基本上就说了一件事，就是美国需要敌人。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经验当中的一个强烈的感受。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没有统一﹑主导的文化。最早是1986年，金观涛去美国回来，得出一个结论，说美国没文化。那时候，很少人去过美国，我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当时不太理解他这个意思。等到我生活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感受非常深。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庆，美国都庆。因为美国人都是从各个国家来的。你比如说中国城就特别典型，十一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在中国城里庆，双十是国民党庆，青天白日满地红。谁钱多，谁庆得欢。在美国，庆得最厉害的是以色列。美国人从不同国家来的，也分堆居住。纽约有钱人比较多，纽约的犹太人就特别多。有一次我去纽约，看见花车游行非常隆重，我说这是怎么了？就像美国国庆似的那种花车游行，后来说是以色列国庆。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美国以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讲理是讲不清的，只好六亲不认，法律治国。我在美国，对它这个法制社会体会特别深，就是任何事情没有例外，一律按照法律办事。这是我亲身体会，你比如说我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是从学英文开始，然后读硕士、然后接着要考博士，甭管你年龄多大、过去干什么，反正一律按分说话。这对我就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我都学过，只不过是把英文的变成我中文原来理解的这些知识。所以，我就不愿意在美国读下去。在美国两年，我虽然都得了A、也因此拿到奖学金了，最后我还是选择去英国。英国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社会，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你比如说，我如果在美国读博士，没什么可说的，甭管你年龄多大，原来干的是什么，一律是考试、评分，该怎么着怎么着。到了英国以后，我就提出来，我说我能不能不上这些课了，直接进入写论文的阶段﹖这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开会，根据我的简历说，这家伙在国内做了多年调查研究，写过什么什么，出过什么什么书，特别是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可以特殊对待，上课﹑考试全部免除！

后来我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当时我给剑桥大学的政治和经济系的学术委员会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我说我在国内做了多年研究，我对中国改革带了一脑子问题，我不愿意按照一般博士论文的规格，花三年时间，选一个小题目，然后翻来覆去浪费我三年时间。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在改革思路上清理我自己在过去实践中积累的一般性问题。我心里说了，我的资格应该是带博士生的！你就是不同意，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会浪费我三年时间。因为博士学位，它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假设你没做过研究，所以需要一个教育﹑训练过程。这封长信，英语不好，但是写得诚恳，发自肺腑，经过他们学术委员会讨论，又通过了！就是说我可以不仅不上课、不考试，而且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超出博士论文的固定规格，随便写！我的论文题目非常大，我的博士论文是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价格改革》，一篇是《中国的企业改革》。那时候，我曾经给老朋友，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写过一封信，问他对我的论文提纲有什么建议？他从美国回信说，你这个题目可以做二十个PHD，他说没有听说有你这么做博士论文的！因为一般博士论文，一定是做一个很特殊、很具体的题目，然后把这个题目里里外外全吃透，让人提不出反驳意见，论文才容易通过。而且，怎么做，像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样，是有一定规则的。第一段写理论综述，现有理论对这个具体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二段分析别人的理论碰到什么问题；第二段展开写你的贡献是什么等等；最后是结论。我的论文附标题是“批评科尔奈和萨克斯的改革理论”，反对他们的“休克疗法”，当时，1991年，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的《通向自由之路》，在所有美英大学，是理解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轨”的必读书；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过去是南美国家﹑如今是波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总设计师”。我的博士论文，用中国渐进式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和两位西方改革理论主流全面论战，写作结构完全从论战需要出发，根本没有考虑一般博士论文的固定格式。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到英国，又可以例外，别人不行你行（我的博士论文，1998年，英文麦克米兰出版社﹑中文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出书。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所以我说，通过我的这种切身体会，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没有统一文化﹑只能靠法制勉强维持的国家。任何一件事情，在咱们国家也是这样，包公办案子，先说法，法完了说情，情完了说理。为什么能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系统，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所以，就算大家都得依法办事，但是同时还可以有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特例。这个特例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是非基础﹑共同的价值基础。美国社会缺乏这个基础，美国三亿人口上百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如何凝聚立国，实在是任何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大难题。二战期间，所有日本裔美国公民不问青红皂白，统统关进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说明。

美国这个社会如何凝聚？正好我在那的时候是伊拉克战争，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绝对是疯狂的，非理性的，超出了一般理性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篇文章、我这本书，主要论证的就是美国这个特殊社会要想凝聚立国，要在比任何国家都严重得多的，种族纠纷、贫富差距﹑信仰分歧﹑价值分歧基础上，找到一个一个比较共同东西，勉强凝聚成一个“普通”国家，只能是爱国主义。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爱国主义情绪，有意无意拔高到你在英国看不见﹑在中国看不见﹑在日本看不见﹑在德国看不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像美国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而这个爱国主义要可信，要有根据，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对美国足够强大的敌人，需要这种现实的威胁。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战争没有一天停止，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冷战……。这些不间断的战争，既是在外部为美国人在世界范围谋利益，也是缓解内部纠纷的内政需要。

我这本书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主线，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敌人。咱们讲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特殊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地说，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不理解，中国想和平崛起，你美国闹不明白。有双方之间的理解问题，不简单是这个理解问题，是它从自己社会内部的内政需求产生的对外部的一种反应。这是我认为我这本书，具有学术贡献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来源于我在1989以后去美国、去英国，和我过去去过不同国家的这种切身体会。

说到这里，想补充一点。我现在正在准备出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如果说《史无前例的挑战》，提出美国需要敌人的社会原因；《投机赌博新经济》则揭示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这个也比较直观，大家也容易理解，就是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在17%不到20%的这个状态，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现在转移到中国，比如说彩电、冰箱﹑服装﹑鞋类﹑自行车﹑打火机等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高科技化了，就是现有的还保留的这些制造业都是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义语是什么呢？就是军工化，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与军工有联系，大多是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到国外的﹑甚至产品也不让往中国出口的这部分，还留在美国。如今，美国贸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有两千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

运转这个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薪，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逼近零了。在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的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什么是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大军工﹑大石油巨头。当然，有兴趣可以深入展开分析。我们研究部梁晓写过美国军工振兴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我在《投机赌博新经济》强调美国的经济繁荣需要军工繁荣。咱们老说高科技，所谓高科技，根本不是中关村这点“.COM”！真正的高科技，从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谓的高科技，都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我推荐大家去看亨廷顿的书。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实际上，说直白了，就是发展军工。一方面，美国移民社会只有靠爱国主义凝聚立国，一方面美国经济军工化只有靠军工繁荣娼盛，两方面造就了美国需要敌人，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我们如今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里来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我们自己＜大国崛起＞这样帮倒忙的，在美国，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种学术分析﹑媒体夸张，总得有一个东西在威胁着他们国家安全，或者威胁着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我这本书里我引的，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他们的原话，那他们现在确定的两个敌人，一个伊斯兰极端的原教主义复兴，一个是中国。伊斯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够替代苏联的﹑和冷战思维能够顺理成章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不说是打败了、打和了也好，总归是美国没占着便宜。所以，《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说挑战，很多人看到2008年奥运会前后，内忧外患在一个时间点上“共振”的可能，这也是我强调的现实意义。藉助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强调的理论意义是，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经济﹑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的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你不另外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你还是她的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我认为，这是《挑战》这本书，从我切身生活体会得出的学生贡献。这是我准备作为引子汇报的《挑战》这本书的主体思想。

另外，我准备就今天这个机会，补充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用政治代替经济，一切经济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拿经济代替政治。这里有我一本《摸着石头过河拆的困惑》，最后一篇是＜世界杯内外有三讲＞。虽然是调侃的语气写的，只要稍微实事求是一点都能看出，我对中央提出“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由衷拥护。我认为，经过30年经济利益驱动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太不讲政治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好像一说“利益”就是经济利益，我认为是误导。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成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以为国际惯例就是做生意赚钱，人家﹑尤其是美国，从来都是讲政治的！

举个例子说，1989年底，我在美国的时候看电视。有一天布什来国会演说。布什说，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说，冷战你们赢了！就这一句话，全场议员全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两鬓沧桑的老议员热泪磅礴，长时间都不坐下开会。气氛激动热烈得令人难忘，到今天讲起来，在我脑海里就像昨天发生的场景。所以，以后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克林顿能赢了这个老布什。在看他们的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想起，现在全世界还剩四个共产党主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越南、北朝鲜、中国。而在当时，1989年底，古巴、越南、北朝鲜、都是美国法律禁止，连游客都不许去的国家。只有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和美国实现暸正常外交关系，剩下的那三个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忧虑，虽然没有现在感觉这么明确，当时心中确实掠过一丝寒意：共产党中国的今后，生存和奋斗的条件更艰难了。

今天，小布什眼看着走不下去了。连任了两届以后，再想连任，我看没有希望。小布什的任期是2009年。陈水扁也“跛脚”了，他的任期是2008年。我们今年开十七大，2008年开奥运会。这个时间表，结合刚才说的布什在国会宣布冷战胜利的一幕，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我就认为这些人，在这一﹑两年，就是今明两年，要对我们下毒手。我这本《挑战》是2005年底写完的，先是写了一篇长文章。2006年，连战﹑宋楚瑜都来认祖归宗了，陈水扁贪污闹得沸沸扬扬。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因为实际上，陈水扁原来宣布的是2006年修宪，这个修宪闹得不得不拖延了。2006年底，《挑战》加印，我补充了几句话，像陈水扁这样牛二式的“街头”政治人物，你越让他被动，朝不保夕，他越可能狗急跳墙。结果，不幸而言中，是吧？现在这个“四要一没有”，那就是公开地、猖狂地宣布“台湾要独立、台湾要修宪，台湾要正名”，搭配一个台湾要发展。“一没有”说的是再也不存在任何模糊，就是义无反顾的台独了。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挑战》这本书的逻辑推断，至少从2005年到现在，到2007年是验证了的。我不是算命，预测，我是学术研究逻辑分析。因为台湾大选的时候，我去了台湾，一些知识分子跟我说，我们这里的民主虽然乱了点，但是基本上走上美国、英国的两党制了，能够没有社会动荡实现轮流做庄，可以非常理性地街头抗议，等等等等。后来我问，你们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岛内的社会政策上究竟有什么区别？我说两党制在美国很清楚，共和党一上台就减税，减少政府福利措施，减少公共开支，有利于资本家赚钱；民主党一上台就加大福利开支﹑教育开支﹑社会救济，有利于穷人生活。你们在这类问题上，民进党﹑国民党究竟有什么区别？回答不上来，没有区别。我说，那你们蓝绿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就是“统独”。这“统独”可不是什么轮流做庄，那是南北战争啊！这个社会分裂的鸿沟，根本不可能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那样稳定运作下去的。台湾社会危机到如此程度，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怎么还自鸣得意，以为进入了什么现代民主社会了？

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第一个观点是，要研究﹑要面对小布什﹑陈水扁的政治利益。不能认为美国要跟我们做买卖，或者台湾有五十万人在大陆做生意，就是中美﹑台海的全部利益所在。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现在抓住了这个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对吧？但是，特别在所谓“民主社会”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经济！选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人均收入。咱们都学过上层基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相对独立于经济，既服务经济，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否则，美国那么多产品不让出口赚钱，而且是赚大钱，你怎么解释﹖为了赚钱，美国哄着﹑劝着﹑逼着台湾买军火。推荐看看我《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里面描述的欧洲军工，“欧洲战机”让美国竞争得难以为继，硬是至今不肯卖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宗教信仰斗争，国际政治斗争，包括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在民主社会，尤其是现实而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也不是我在这里自作动情。《挑战》书里引用的都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等美国顶级智囊的原话。你再强调和平发展，你13亿人口的统一国家，持续高速增长30年，就是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说一千倒一万，只有中国变成欧洲，分裂成为松散联盟，才是美国全球霸主地位长治久安的根本。就是说，再没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完整国家，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向美国挑战，站在美国精英角度来看，这才是他们的大政治，长治久安的大利益。这个利益，比你拿多少亿美元买多少架波音，堵住几个大资本家的嘴，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利益太大，这个嘴，布热金斯基的嘴，亨廷顿的嘴，为美国决策者分析利害的这些嘴，你拿钱也堵不住。当然，波音那些资本家的嘴也不小，我们现在能堵上一张算一张。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糊涂认识，波音那些资本家的嘴就代表美国政府的嘴。只把功夫花在这方面，很多时间效果是两面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多数时候，少数资本家这张嘴越替中国说话，政治家越不敢大张旗鼓亲爱中国。因为，总统是由几千万张选票决定的。上海50万台湾商人越投国民党的票，台湾那些因为工厂投资大陆而就业不足的百姓，越可能投民进党的票。连战﹑宋楚瑜认祖归宗是好事，但不会增加台南那些深绿土著对外省人的信任。所以，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想当总统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讨少数资本家的欢心，否则没有政治捐款闹竞选；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不能不计算选票。政治口号不对头，政策取向不对多数人的胃口，竞选花车再花哨，没有足够的选票，还是白搭。为此，我推荐一本加拿大人写的《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出的，基辛格推荐是写的最好的一本罗斯福传。好就好在展开一幅美国政治，究竟是怎么玩的历史画卷：就希特勒这样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念处处格格不入的专制狂魔，罗斯福想对着干，把美国拖入二战，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费尽心机，处心积虑，政客﹑政党﹑资本家﹑媒体﹑人民群众，多种要素之间，因势利导，精心互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选票 — 广大多数。这是我想补充的书里没有的一条意见。

第二条我想补充是，我说小布什要“下毒手”，不是说他准备向中国扔原子弹，与我们发动战争。因为我这书出来了以后，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如今美国一个伊拉克战争已经闹不过来了，反恐需要咱们支持，北朝鲜核危机需要中国来协调等等。换句话说，美国的重心，由于有了911，有了本－拉登，伊拉克战争陷进去了，已经没有能力再在我们这个方向开展一场斗争。从军事上说，确实如此，像老布什打第一次海湾战争，亨廷顿的书里说，摆上美国常规状态60－70%的兵力。现在伊拉克驻军14万，还要不断增兵，还有阿富汗，还有全世界要驻军，美国这个时候，确实不容易下决心，直接在军事这个意义上，在东亚再和13亿人口的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对抗。我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我提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块用得着动武吗？除了一个台海危机，我书里列了几条，譬如贫富两极分化和腐败蔓延引发的“群体事件”，譬如日益迫近的金融危机，香港的民主运动，进口能源原材料和出口加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都不是需要军事对抗的问题。我提出的“共振时间表”，说的是，很多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说，都可以解决，不好办的是一下子都来了。一个桥梁可能能通过载重卡车，一队士兵，如果齐步走的话，这桥就塌了。我担心的是内忧外患齐步走，在2007、2008年这两年，或者2009、2010年，这段期间，趁着我们开奥运，需要尽可能创造一个和谐、和平﹑发展﹑又能体现中华民族振兴形象的奥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比如说李登辉就公开在刊物上说，2008年台湾共和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这些内忧外患，除了台海，不需要动武，不需要派一兵一卒。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金融危机。2002－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其中有一节叫＜等待中国的金融危机＞。这次出书《投机赌博新经济》，已经改成＜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一章了。2006年至今，中国股市﹑房地产狂涨，在我眼里，已经是金融危机的“前戏”了。

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元霸权，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后一块，没有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包括英国英镑，包括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欧洲最发达﹑欧盟的核心国家，都被金融危机洗劫过了。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坏账。这两个条件，是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早就满足得让国际金融大鳄鱼垂涎欲滴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人民币可兑换了。就这一点，索罗斯早就做出定语，在2000年他那本《开放社会》的书里说，如果人民币是可兑换货币，亚洲金融危机根本躲不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在欧洲发达国家，就是金融危机。1989年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0年，欧盟六个核心国家货币实现可兑换，资本项目放开了，1992－1993年，索罗斯冲击欧洲联系汇率机制，打得鸡飞狗跳，整个欧美十几个发达国家连手，一败涂地。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当时打完了以后，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英国财政大臣辞职而已。到了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实现可兑换，1989年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危机，高速增长一蹶不振，十几年时间，一直到现在也缓不过气来。到了亚洲，泰国1994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逼迫下实现泰铢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两亿人口，苏哈托三十二年强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两极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积重难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搀和，金融危机迅速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政权颠覆，祖国分裂，亦步亦趋。到后来就是喝凉水都塞牙缝了，海啸、地震连续不断。所以我担心的是，你说是乌鸦嘴也好，说是危机意识也好，我这本书，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奥运不好开。美国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高盛总裁，现在是财政部长，“中国通”跟你整天高级“战略对话”，就非常危险！更何况，所有敌对势力，都盯着这场奥运呢。台独李登辉想借着奥运捣乱。前一段，我们扫荡了新疆“东突”一个恐怖活动基地。我看中央台电视节目，说为什么必须扫荡它？就是它是为北京奥运会准备的！所以，我这本书强调，各种敌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认为奥运会是个机会。因此，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势必集中起来，对我们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批评、提出意见。

200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