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常被视为“积贫积弱”的时代，其实“积贫”纯属误解，正如宋史专家漆侠所说：“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积弱”也可商榷，虽然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但那是古代农耕民族不敌游牧民族的规律所致。事实上宋人对金与蒙元的侵略实行了长期的坚决抵抗，南宋军队且与蒙古军队联合灭金。蒙元侵宋后，南宋军民的抵抗长达45年，远远超过亚欧大陆上惨遭蒙古铁骑扫荡的任何其他民族。虽然最后厓山战败，但陆秀夫背负帝昺蹈海殉国，其后文天祥在燕京从容就义，为华夏民族保存了气节和尊严，也为大宋王朝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至于文化，则宋代堪称古代中国的巅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著名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科技史》第一卷《总论》）这两个结论分别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就前者而言，宋人既能全面总结前代学术文化传统的精华，又在整体上以追求义理为宗旨，从而在思想深度上远迈汉儒章句之学，达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就后者而言，宋人对前代的诸多科技发明踵事生华，后来居上，例如造纸业与印刷出版业的高度繁荣，火药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指南针在航海中的普遍运用，都在宋代臻于鼎盛。宋代还出现了对前代科技文化进行总结归纳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等科技巨著。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都是奇峰突起，宋文、宋诗、宋词、宋书、宋画、宋塑、宋话本、宋杂剧、宋南戏等都成为光耀中国文艺史的专有名词。毫不夸张，宋代文化的总体成就前迈汉唐，后启明清，影响深远，直至如今。诚如严复所云：“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致熊纯如书》）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之金石学》）

具体地说，高度发达的宋代文化的现代意义究竟何在？换一种说法，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继承早已成为历史的宋代文化？我认为，从现实价值与可操作性这两个维度来看，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时应把目光对准其中的观念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器物文化，包括与其共生的科技文化，总是不断发展、后来居上的。当代中国人仍可登临万里长城来感受先民坚苦卓绝的精神，却不会再去修筑类似的国防屏障。我们依然敬仰祖冲之推算圆周率达七位小数的伟大成就，但如今借助机算机将π值推算到小数点后十万亿位已非难事。制度文化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演变、与时俱新的。宋代的民间书院曾经培养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但书院制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的教育体系。只有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才能日月长存，万古长新。因为它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是列祖列宗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观念文化不依存于任何物质载体，不需要任何制度支撑，也就无法用物质力量或政治手段予以摧毁，它可以穿越时空，垂之永远。观念文化可以让我们感知列祖列宗的精神血脉和气质风度，如果用一个汉字来进行概括的话，或可称之为“韵”。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归纳得很准确：“韵者，态度风致也。”在中国古代，“韵”最初用于音乐范畴，后被移用来评价人物、文字和书画。例如《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评论，经常用到“气韵”“风韵”或“韵度”“韵致”等词，有时也径用一个“韵”字。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韵”的理解最为准确。黄山谷论人、论书，都以“韵胜”为最高标准，他甚至认为“凡书画当观韵”（《题摹燕郭尚父图》）。山谷弟子范温在其《潜溪诗眼》中特设《论韵》一则，对“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就其整体成就而言，宋代文化最值得称道的也许不是像万里长城那样的巍峨建筑，也不是像郡县、科举之类的制度建设，而是其精神内蕴和价值取向，诸如在国家政治层面上重视文治教化，在个人修养层面上重视气节德操，在文学上的“文以载道”精神，在书画上的写意手法，在审美风尚上重视简约、淡雅等等，不但是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增添了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等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我认为浙江省作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决策，既是对新时代文化浙江的精准定位和理论创新，也是对宋代文化精神内蕴的探骊得珠，它一定可以得到学术界最坚实的学理支撑。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新时代中，“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策划和实施真是得其天时。

在上述背景下，由浙江省绍兴市社科联推出“绍兴宋韵文化研究”项目，可谓得其地理。众所周知，绍兴建城历史长达2500年，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大禹治水功成后在绍兴境内的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此山，从此茅山更名“会稽山”，城市也因此得名“会稽”。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此为中心建立越国，后来越王勾践在此生聚教训，建立霸业，城市因此得名“越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勾践卧薪尝胆，堪称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先民们在越州留下的遗风余烈，光耀史册。到了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年号与地名合二为一，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从建炎三年（1129）到绍兴二年（1132）的数年间，高宗屡次驻跸于此，整个朝廷也随而临时设置于此。当时的绍兴不但有皇帝的行宫，而且有举行祭祀典礼的堂所，例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朝廷“改行宫禁卫所为行在皇城司”；同年九月，朝廷又“祭天地于明堂”。前几年高利华教授论证陆游《钗头凤》词中关于“满城春色宫墙柳”的描写并无舛误，这与《宋史》中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绍兴曾是南宋皇朝的陪都，也曾是承续华夏正统的国家政治中心，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更拥有得天独厚的有关宋韵文化的丰富资源。

经过全面细仔的调查和认真深入的论证，“绍兴宋韵文化研究”课题组设计了22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都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合在一起则充分体现出整体性的学术含量和预期成效。比如“宋六陵志”和“南宋皇陵文学研究”，前者着重探究南宋皇陵自身的具体情形，后者则着眼关于宋陵的文学书写，虚实互衬，相得益彰。又如“宋代绍兴古城研究”和“绍兴山川景观的宋代形塑”，前者是关于绍兴宋城的“营造法式”，后者则是对稽山镜水的历史文化考察；再如“宋代绍兴知州知府与地方治理研究”与“宋代绍兴幕府文学研究”，分别从政治与文学的不同角度对宋代绍兴的地方官府进行观照，都是互为表里，两全其美。最能体现“宋韵文化”之独特韵味的研究对象，当推宋代文学，本课题立项数量最多的子课题即顺理成章地集中于文学方面，如“宋代绍兴进士家族研究”“北宋绍兴籍士大夫文学研究”“宋代绍兴文人行迹与创作研究”三者和“宋代绍兴民间文学与习俗研究”，分别从雅、俗两个维度对宋代绍兴的文学写作进行研究，不但观照全面，而且主次分明。宋代文学的文体门类齐全，“宋代绍兴文赋整理与研究”与“宋代绍兴士人尺牍整理与研究”就关注到不同的文学体裁。宋代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者首推陆游，本项目中特列三个子课题即“陆游文学渊源与影响研究”“陆游文学与南宋士大夫精神文化研究”和“日本汉籍中陆游诗歌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都是陆游研究领域具有良好前景的学术生长点。此外，充分凸显“宋韵文化”特征的子课题还涉及到经学、方言、书法、佛教等领域，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两个在研究视野上涵盖全局的子课题也很有意义，“绍兴宋韵文化概览”对整个项目进行提纲挈领的总览，而“绍兴宋韵文化地图平台建设”则为项目提供数字检索手段的技术支撑。总之，整个课题设计视野广阔，内容丰富，而且点面结合，结构合理，是一份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规划。

也许由于我忝列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与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之职，绍兴方面邀请我担任本课题的学术顾问，且让我参加整个课题的论证工作。虽然我对宋韵文化知之甚少，对一些具体的课题更是非常陌生，但出于对宋代文化的高度热爱与对陆游的无限崇拜，我便冒然受命，谨述一孔之见，希望得到学界内外的友人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