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曾就俄国发展道路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但如何把这一理论设想变为现实，在实践中开辟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却始终是待解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非西方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成功探索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既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实践验证，更是对这一理论设想的创造性发展，为推进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现代化视阈下“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缘起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指的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总体历史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成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领域的综合性社会变革。现代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理论，其根本指向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行辩证分析、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指明人类的共产主义前进方向。
在唯物史观视阈中，人类社会最早的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提出过大量有关现代化的概念，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关系等。马克思曾把西方“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而其语境中的“现代”所代表的历史意蕴即“资产阶级时代”。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反映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形态演变趋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次巨大飞跃，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地位。同时，马克思无疑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对西方现代化的“动力源”“问题因”“矛盾链”进行全面诊断的思想家，是全面反思、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化的先驱者。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的现代化是充满悖论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社会福祉的增加。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是使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进入现代的“物的依赖”阶段。由于过度依赖资本增殖和扩张逻辑，西方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的灾难”。在财富分配和阶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 “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社会两极分化必然带来阶级对立和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在人的生存状态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人的异化，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促使人走向异化、畸形、片面、病态，“给‘人的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和贬值，因而是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毁灭过程”。在社会秩序运行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盲目生产、消费主义和经济危机，使得生产过剩、恐慌、慢性萧条等问题周期性出现。在处理国际关系和文明间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充满了掠夺、奴役和血腥，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人与自然间关系方面，以理性和资本为主要内核构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其思维范式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必然招致自然界更加猛烈的报复，导致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
鉴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如此之多的弊端，如何克服西方现代性逻辑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人类社会能否开辟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思考的命题。“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在这一理论追问下提出的创造性设想。这一设想运用唯物史观，通过研究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律，提出关于社会形态跳跃式发展的大胆预测，其理论旨趣就在于回答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可行性。总体上看，“跨越卡夫丁峡谷”基本思想的逻辑层次如下：
第一，有必要跨越。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俄国的社会发展和俄国人民的幸福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从1861年开始已经开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俄国必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经受已经在西欧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的无尽的痛苦，并失去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机会。如果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俄国就可以避免重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老路而开辟一条光明的社会发展新路。马克思形象地借用象征古罗马士兵战败受辱的所谓“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这道“轭门”，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的侮辱”，期待通过寻求新的道路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第二，有可能跨越。马克思曾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专题探讨过俄国公社是否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而“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土地所有制、经济组织形态、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权力运行制度和机制、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东方落后国家并不具备实现西方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跨越卡夫丁峡谷”实际上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所须面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专门术语，特指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以及同俄国国情基本相似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由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
第三，有条件跨越。所谓“条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经济条件，即俄国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形式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跨越”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是“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反，实现“跨越”必须充分吸纳发达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现代法治文明等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二是历史条件。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不难看出，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资本主义已被战胜，社会主义生产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些国家不仅给落后国家以示范和榜样，而且会帮助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三是革命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对于能否跨越的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假设的“互动革命论”。“互动革命”成为实现“跨越”的必备契机。反过来说，如果不具备“互动革命”的条件，俄国就不具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革命条件。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跨越”的可能性，但他们期待俄国实现“跨越”的历史条件和革命条件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并未真正出现，这是否就意味着落后国家不能以“跨越”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这无疑是需要通过艰辛探索和创造性实践予以回答的重大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解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极具理论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的，但由于其生前并未经历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这种设想总体上还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点题”。实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如何展开却是待解的难题。苏联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大体为时70年的探索，但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创立、发展和完善，才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创造性“解题”。
第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东方落后国家中国，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出的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属性。与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包括“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在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早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成功开创了先进制度“反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先进制度对俄国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能否真正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关键取决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推”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彰显出强大生命力，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要从“唯物论”的角度重视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还要从“辩证法”的角度重视政治活动、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推动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巨大的“反作用”。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没有完成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社会化、现代化任务，生产力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反推”效应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依靠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时空压缩”的追赶方式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目的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或经济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成功开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的1.8%。2021年我国GDP达17.7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18.5%。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党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社会总体保持稳定，打破了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兼得的“亨廷顿悖论”，创造了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长期稳定发展的人间奇迹。
第四，积极探索摆脱资本主义“问题链”的现代化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提出的初衷就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链”。中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时，始终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链”为指向，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特征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唯有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破解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追求，旨在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既重视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重视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展开方式，旨在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单向度发展，“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品质追求，旨在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旨在避免“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谋求实现国家间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验证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为了回答存在着农村公社的俄国如何避开资本主义阶段而开辟一条社会形态更替的新路，这条新路原本不是为中国设计的，但中国共产党人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中获得了理论智慧和思想启迪，从中国国情出发，成功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战略设计，并以举世瞩目的成就验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预见性和生命力。
第一，验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同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一样，现代化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开启了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等同于人类现代化的全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意味着更高阶段、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现代化阶段。但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却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唯一经过实践验证的、可行的现代化模式，经由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现代化模式是历史的终结，西欧社会之外的所有民族和国家只能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而别无选择。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本意就是开辟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来规避西方现代化的“问题链”，以此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和不可超越性。中国成功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用事实告诉世人：人类通向现代化是道“多选题”，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条路。“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可能创造出一条品质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第二，验证了选择“跨越卡夫丁峡谷”路径的必要性。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实质。人类的现代化并不是在孤立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而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快速而广泛传播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场域中成长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的普遍交往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而使各个民族的地域性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世界历史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不可或缺的时代背景，“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实现的政治转型。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作为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卡丁夫峡谷”，缘于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的共时性，即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共存，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也就是说，要想“跨越卡丁夫峡谷”，就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文明成果。基于此，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验证了遵循“跨越卡夫丁峡谷”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在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时，明确表示那种基于西欧经验的普遍史观不适用于俄国。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解释说，关于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一资本主义的起源过程已在英国完成，西欧各国正在经历类似的阵痛，但这并不表明其他国家也得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因此他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显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蕴含着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走自己的道路，这一科学方法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方法论启迪。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党的十二大创造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以来，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写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标题，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创新版”，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探索的方法论秘诀。
四、中国式现代化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其理论意义远不止于验证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有力地拓宽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视阈，丰富和发展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建构起“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第一，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但“跨越”之后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这也成为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先行运用的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活力，既充分运用资本又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这种将社会主义制度之“强”和市场经济之“强”相结合的“强强联合”式的创造性组合，使中华大地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历史性地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的经济体制建构问题，为社会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极具创新意义的发展思路。
第二，创造“并联式”整体发展的战略思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内生的现代化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不得不选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推进的“串联式”发展道路。根据马克思的设想，“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条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与俄国农村公社相结合的发展思路。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这条现代化道路如何展开，但它不可能是一条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串联式”发展思路，而应是一条农村公社经过西方现代化成果改造后的新路径，是一条外生式现代化道路。这样，俄国落后的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就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生命。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作出理论上的预测，东方落后国家究竟以何种方式推进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依然是未知数。中国共产党人则将马克思的天才设想及其理论智慧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思路，形成“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思路。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相互协调、互促共进之路，其显著特征是以新型工业化带动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所蕴含的理论智慧的创造性实践，是对西方内生式现代化“串联式”发展思路的超越。
第三，开辟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针对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特点而设计出的社会转型方案。但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思考如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方案的中国化，自觉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开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探索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内容，也是实现的途径和载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追求和根本归宿，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是因为成功地探索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人才有足够的底气断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提出两种制度共存的崭新构想。如前所述，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基本设想是：土地公有的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能够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将机器应用于农业耕种，那么，它不必瓦解就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这样就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生命。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实现“跨越”的历史条件和革命条件始终都没有出现，马克思甚至认为，“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至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实现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如何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变为现实，而且深刻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如何处理好两种社会制度间关系、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间关系的问题，这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五，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启迪。“跨越卡夫丁峡谷”原本是在跨越社会制度的意义上体现其理论价值的。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的“跨越”上，也体现在相同或相似社会制度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中国式现代化昭示着，实现“跨越”必然是立足国情的“跨越”，任何脱离国情的“跨越”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展望未来，当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行列，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也将历史性地重构人类现代化的格局和版图，进一步增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热情和信心，更加充分地彰显出“跨越卡夫丁峡谷”对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宝贵启示和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创造性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拓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勇气、智慧和能力。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以新的更大成就，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人类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王公龙，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