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老师生于1930 年，江苏仪征人，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因1957 年反右运动影响，先后有20 年的时间无法登上讲坛。但是厉老师厚积薄发，利用在系里担任资料员工作的机会，大量涉猎国际经济学科动态，深入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终于在北大经济系独树一帜，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宏、微观经济学课程，并结合中国发展改革实践，提出非均衡发展理论，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而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改革战线的一面旗帜。

回忆在大学二年级第一次上厉老师课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厉老师貌不惊人，说话略带口音并有些口吃，但目光犀利，满腹经纶，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旁征博引，理论和案例信手拈来，开课不久就很受学生们欢迎。因为是高校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还没有教材，我们上课时只有拼命记笔记，并在课下开展讨论，以增强理解。记得在学到IS-LM 曲线时，许多同学对两个市场均衡问题颇多疑问，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价格政策的关系也一时难以掌握。我将有关情况向厉老师反映后，厉老师专门又加了一课，专题做了深入讲解。实际是直至30 年后，我在国家发改委分管价格与改革时，才真心感受到有效需求管理的理论，对于我们动用多种政策手段应对高通胀压力的理论意义。因为厉老师的课程贴近时代学术前沿，授课又生动活泼，很有创意，因此很快就名声在外，每逢讲课总有外系同学来蹭课旁听。到了1981 年春，应学生会的要求，系里开始举办西方经济学流派系列讲座，厉老师和胡代光、范家骧、樊弘等大师纷纷登台。一时轰动京师，开风气之先。诸师授课笔记后来结集出版，我有幸购得一套，保存至今。

1982 年秋毕业离校后，再会厉老师已是几年后在中南海里了。我当时已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厉老师则于1983 年就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协助胡启立同志进行经济政策和计划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一年，他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为主，吃住在中南海，兼些学校的课；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作出经济改革决定后，则以学校为主，每周来中南海一、二次。厉老师当时在中南海东门中央警卫局大楼有处办公室，我在中南海北区工字楼办公，见个面要沿着中海西岸走20 分钟左右。1986 年以后厉老师就离开书记处，彻底回校了。当时，对改革的重点任务有些争论，中央决定中写明：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又提出，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实际上中央领导更多工作精力放在了价格改革方面。1986 年初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体改方案办公室，集中了一批青年干部研究“价税财联动方案”。高尚全、吴敬琏牵头，马凯、郭树清、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华生、肖捷等都参加了方案研究，我当时在方案办综合组负责会议组织、整理纪要等工作。这年春天，厉老师在北大“五四科学研讨会”上提出，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是取决于所有制改革。这个讲话外电有报道，根据中央领导批示，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安志文同志决定找厉老师专门听听意见。我们双管齐下，既找了北大党委，又直接找了厉老师本人，在暑假时就把厉老师请来了。当时参与谈话的除安主任以外，还有鲍彤。谈话后安主任和我说了一句：你的老师说到价格改革的风险，很有道理。后来“价税财改革方案”向中央汇报时，各部门基本都赞同，安主任却列举了诸多风险问题，中央遂将方案搁置。中国价格改革后来走了一条“调放结合、逐步放开”的路子。

厉老师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主要在于始终如一地聚焦国企改革，特别强调应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他为之大声疾呼，多次上书建言。记得此事一直有争论，有人甚至攻击厉老师是在鼓吹私有化，而厉老师矢志不渝，坚持真理，不为所动。甚至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也认为国企改革搞承包制就可以了，股份制介绍到中国是食洋不化。当时朱、厉二人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有一次人大会上当面争执起来。朱说：中国没有企业家，怎么搞股份制？厉老师当面反击：没有股份制实践，又何来企业家呢？此事在改革战线传得很广，我们在为厉老师叫好之余，也不免有些担心。后来不久，朱在清华大学一次讲话中不点名地说厉老师是“××经济学家”。有人将此事转告厉老师，他不以为忤，反以为傲。经济学者和改革人的风骨令人敬仰。

2008 年冬纪念改革30 周年时，凤凰电视台评选改革风云人物，厉老师高票当选。颁奖仪式在嘉里中心举行，凤凰台台长刘长乐先生执意让我为老师颁奖。我坚辞不果，无奈只好登台为厉老师颁奖。在宣读凤凰台拟就的颁奖词之后，我又即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学生原不该也无资格为老师颁奖，但我很高兴有个机会再次向老师表达敬意。厉老师不仅在经济理论上为我们授业解惑，他在改革战线上也永远是我们的旗手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