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恶梦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不如说是葛优的喜剧电影，因为葛优在其中的表演是这种电影最为吸引人的内核，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到《大腕》《手机》乃至眼下的《夜宴》，很难说有多少人是为了冯小刚而进了电影院，还是因为葛优这小子。如果不怕被看作在两位长久搭档之间制造裂隙，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两者始终不是一回事，从一开始某种差距就存在，到后来并没有缩小，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从外表上看，这两位爷们属于同一系统，北京话称为“糙爷”，无非是眉毛长得粗了一些，颧骨略微突出了一些，牙齿程度不同地有些不齐。在某种意义上，冯小刚像是葛优的夸张版，把葛优的缺点再加放大，是对葛优的讽刺模仿。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然而，古话又说“事在人为”。
随着岁月的推移，如果说，葛优始终保持自己“冷面喜剧”的白专道路，而冯小刚越来越趋向“又红又专”，即他越来越要求上进，要求自己的工作中有救世的内涵，影片的叙事肌理变得越来越光滑，纹路越来越平整。早先在《甲方乙方》里头，顶多也就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但到了《手机》、《天下无贼》时，已经变得胸怀天下、放眼世界，针对现代社会根本性症候，提出富有悲剧性的解决方案，即将手机扔进火里与不惜代价维护傻根未受惊动的昨日美梦，颇有乌托邦的色彩。及至《夜宴》，他自我感觉的“悲剧”色彩则更为深重了，看上去立志与自己的昨天告别。而与此同时，葛优却始终显得上进心不足。
作为导演，冯小刚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对葛优采取的是“控制使用”政策，不要让这小子干扰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具体做法主要做法是在叙事的发展中将他渐渐排挤到一边去，在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中让坏小子变得失效——除了学雷锋之外，还要让他成为大孝子（《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乡愁病患者（《手机》）等等。而感到控制不住时，干脆将葛优排挤出去，从冯氏电影中彻底消失，如《一声叹息》。据悉冯小刚的下一部关于战争的影片，因为葛优年龄稍长而不再出现，这令人担心假如没有葛优的冯小刚电影，还会有什么看头。当然也不排除在他身边安插一个也许是更能够引人注目的人物，从刘蓓、徐帆、吴倩莲到傅彪、刘德华或者唐纳德•萨瑟兰不等，不要让这小子太过出风头。
但是不管导演怎么想，因为葛优的出现，影片本来追求的思想内容便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最典型的是这回的《夜宴》，观众根本就没把它当一悲剧或者歌剧来看待，他们是怀着一如既往的喜悦进入电影院的，就像那些很有经验的猎手，等待着葛优一出头就是一枪——不，期待被葛优击中。这下弄得葛优像《夜宴》中的地下党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只有与观众进行秘密接头，聪明的观众以笑声来表达他们接受到了葛优随身隐藏的密电码。剧情中并不存在的，为何在电影院里出现？这是令冯导百思不得其解的。他远远没有料到的还有，这场精心策划的华丽大戏，被葛优这坏小子给搅了。
实际上，在葛优与冯小刚之间从头到尾的争夺战中，观众起了关键作用，或者说整个战火都是观众挑起来的。他们认同葛优到了如此是非不分的地步，仿佛葛优是他们的一面旗帜，是他们的形象代理人。对于一心要求进步的冯小刚，原地踏步的葛优仿佛是一个驱之不散的恶梦。
身为群众
迄今人们还是习惯用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词汇——“小人物”。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分化和民主普及，尤其在中国经历了至少在理论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阶段，那些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远远不是十八世纪的“不幸者”或者十九世纪的“悲惨者”，仅仅是无力的、需要同情的客体。他们从自己的处境中发展出不只一套生活哲学，葛优身上体现的，就是为许多人认可的那一款。
《甲方乙方》的开头，主人公这样介绍自己：“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是个没戏演的演员。” 这个开场白可以看作一篇“自供状”，问题更在于这篇供词是提交给谁的。其中一些用法泄漏了天机。“现年”xx岁，“未婚”，这些都是属于特定的书面用语。当年张贴上墙的法院布告，不管是判死刑还是一般徒刑，判决书上用“现年”来表明罪犯的年龄现状，而不用拐弯抹角的出生于某年某月。至于“未婚”人们则更熟悉了，谁填表时都会遇上这一栏。也就是说，这个“自供状”未经挑明的接受者是制度（秩序）一方，而当他表明知道自己处于秩序的某个下方时，他也表明自己站在一个与秩序面对面的位置上，站在它的脚下。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向秩序挑战。
“人品”的说法更加有意思。一般我们不会说自己“人品”如何，这个词密度很高，弄得不好会伤人，一般它掌握在专业或业余的道德权威手中。若是自己拿来放在自己身上，不免令人怀疑这个人的人品是否真的出了问题。还好，问题不大，四六开而已。关于某个大人物的历史评估，人们熟悉的是三七开，这里来了一个四六开，好歹有点自知之明。作为“没戏演的演员”，就跟“群众演员”差不多。干脆就叫他“群众”好了。
作为群众，他的身份只有在权力关系中才能更加凸现出来。只有在权力的支配和被支配游戏当中，群众作为群众才显出他的本来面貌。于是我们发现，葛优每回至少拥有一位上司，需要的话是多个领导乃至多位“上帝”们。在《甲方乙方》中，葛优的顶头上司是“好梦一日游”公司的总头目冯小刚本人，还有那些离奇古怪的顾客（上帝），他们就像是中了不同的邪教的信徒，变着法子让葛优为他们服务。《不见不散》中，葛优的美国上司是徐帆，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关系虽不是上下级，但胜似上下级。徐帆可以这样居高临下地对葛优说：“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俨然一名领导的口吻。《没完没了》是双重领导双重压迫，即傅彪和吴倩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葛优带来压力和困扰。
《大腕》中的上司最为体面，是大名鼎鼎的唐纳德•萨瑟兰，后来便发展为形形色色的广告商人。到了《手机》，除了老领导费墨，其余三位女性都可以算上：妻子、情人、未婚妻。《天下无贼》中似乎翻身当了领导，但是此领导并非彼领导，“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当他感叹“要团结”，客观上只能说明分裂不可避免。即使“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拿他的生气当一回事。显然，作为“群众”的积分，很难带到《夜宴》中的篡权者身上去，冯小刚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是启用了资深群众葛优，这家伙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埋藏在剧组。
这个群众是接受自己的实际处境的，他知道自己是谁，他守着自己的本分，他承认自己除了是群众，不再是别的，不会将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他缺乏对于自身的想象力表现在——不管是什么主人，他都表现得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至少表面上找不出什么不合适。他的得体表现在不仅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且知道别人怎么应该做，知道如何保持和再生产那样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即再生产出自己的群众身份。
在这个意义上，葛优在《甲方乙方》中的表现，提供了这个形象的地基部分，也就是说，后来在别的影片中所作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加工。作为“好梦一日游”的员工，他的工作就是实现别人的梦想，这就需要他根据别人的要求来设计自己。他本来是什么人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他要能够满足别人对他的期待和想象，站到别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去。当终于当上“一日将军”的书商跨上他的吉普车，对他发指令：“你给我go，go”，他就得用相应的英文麻利地说：“yes，sir”。当这位将军需要表明军中执法严厉，而作为“姚司令”的葛优“装甲师还在雨花台”、“部队损失惨重”，他就必须被拉出去枪毙，临走前还大声疾呼：“我在北非流过血，我在犹他海滩负的伤，我为领袖立过战功”，而且表情真挚，仿佛这些纯属搞笑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等脱离将军的视野到了户外，他朝天打枪，还不忘了大叫“啊，啊”（给将军听的），然后小声添加一句：“死了”，亲自宣布自己的死亡。
而当游戏结束，玩上瘾的书商仍不罢休，你看他怎么教训对方吧。他一边帮助卸下书商的“将军服”，一边连连数落：“过过瘾就得了，和平年代真巴顿还得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撒野警察照样抓他。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打仗也轮不到你”。你看他多有现实感！一转眼，他就变得六亲不认，一点也不含糊。
所谓“当一个良民”耐人寻味。“良民”是一个来自秩序的要求，当一个“良民”是遵照来自外部的某个指令。换句话说，他本来不是一个良民，而是别人要求他这样做，他也知道自己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或者选择。于是“当良民”成了生存之道，成了保存自己的一种做法。当然也不排除他本人就是一个良民，但是一旦别人从外部要求他这样做，他就变得不是良民而是“贰臣”了。
谁能够说，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呢？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群众的意思，根据别人的需要，“扮演一个群众”的意思，扮演得适合权力意志的需要，适合来自对方的要求。徐贲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扮装技艺是一种亚文化政治的体现。它也是一种边缘者因易受伤害而以自损求自保的生存方式——自我涂抹、自我嘲笑、自我矮化、自我检讨”。
话已至此，这里讨论的对象葛优，已经不仅是指一个叫做葛优的演员即1957年出生的葛存壮先生的儿子，而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自动机制”：这个“自动机制”与一个更大的“自动机制”相关联，只要大的“自动机制”在动作，小的“自动机制”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其特殊标号的产品。什么东西从葛优这里出来，都变成这个德性。作为演员，他是中国影视中为数不多的、需要为他度身定做的人。即使他洗心革面，观众还是老远一眼将他认出来，并将他拉回到他们的道路上去。而我们的讨论，都是在“葛优扮演葛优”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而另一方面，在这种扮演中也有某种反抗的成分。用扮演的态度来满足对方的需要，意味着不拿你当真，或者这不是真的。并且既然是扮演，他本人则在这件临时的外衣下逃脱了，若同蜕皮的蛇一般将一层外壳留给你。实际上，权力意志所要求的，仅仅是外部的服从。从某个可以标出的时间开始，它已经不关心人们在内心里如何去想。的确，仅仅需要人们来扮演群众，而不一定是作为基础部分的真正群众，说明权力意志本身已经陷入内在空洞和瘫痪之中，而它表面上的威权，在某个意义上，正好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
自我扮装
在《甲方乙方》中，出于客户的要求，除了扮演那位“将军”的“司令”，葛优还扮演了“恶霸地主”、“严刑拷打者”不等。曾经是表述中的“严酷事实”，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游戏” 。这也可以看作将“权力话语”下放。在这个世俗化的年代，人们通过这样一些模仿的方式，释放过去被抑制的能量。
让葛优来出演“戏中戏”正是再适合不过了。看见他一再卷入戏中，观众心中甚至有一种狂欢的感觉。因为“扮演”这种形式最接近他们自己的真理，接近他们以假乱真的生活真谛，甚至是以某种方式透露了生活秘诀。因此，当《不见不散》中，在美国的葛优戴一副魔镜出现在徐帆面前，模仿老外说着一口怪腔怪调的中文：“我叫霍华德，欢迎你到我们美国来。你们中国菜很好吃”，还没有等徐帆明白过来，观众马上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不能设想，葛优如何以他自己的面貌出现，是个什么场景。葛优是什么面貌谁也记不清了。
而问题正是出在这里！一个人他若总是带着面具，始终“心怀叵测”，带着一副嘲弄他人和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他的这种态度早晚要“掉转枪口”，变成对准他自己的一种利器。真理总是双刃的。他必须既是嘲弄者，又是嘲弄的对象；既是捉弄者，又是被捉弄者。既是陷阱设计者，又是跳进这个陷阱不得解脱的人。他就像一位砌墙者不小心将自己也砌进墙里去了。如此这番，他成了一个不得安身的人，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催促着无法定下神来，无法观看和接受自己身上出现的那些无名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比较内在的、属于感情的成分。他很不熟悉如何对付它们，在它们面前感到有些不自在，甚至有些气恼自己也有这些与凡人相通的庸常的东西。因此，在表达这种东西时，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
这就是《不见不散》中的葛优对待徐帆的做法。他将追求徐帆这件事情称之为“不就是找个伴”嘛，这是他愿意公开说出来的，但是不能够说出口的是他爱徐帆这个事实。不管是经历这种感情还是将它表达出来，他都显得力不从心。他受感情的追逐和折磨，但是不知道如何在自己和对方身上安放它们，他不会接纳别人也不会接纳自己。当然，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他伸手把自己悄悄抹去，装扮成一个瞎子，拄着一个拐杖，颤颤巍巍站在徐帆面前：“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看见你望着我”，他只有借用别人的抒情自己才能抒情。这些话当然是一些拙劣的模仿，用葛优那种不紧不慢的口吻念出来，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你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激动不已，一旦惊醒，心如刀绞。”“我拼命想看见哪怕一点光亮，可我只能去听，用听觉去想象。”他这样做是想要“一剑三雕”：一、激起徐帆对于他的同情；二、借此表白自己的真情；三、看看徐帆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可以说，他的目的全部达到了。
可是徐帆却有深受愚弄的感觉。他反过来质问她：“你吃什么亏了？我不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吗？”徐帆反问“你有心吗？”这是他有时候会反问自己的问题。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没有心更好一些。如果心的确没了，他也不会大惊小怪，不会为此感到活不下去。在向徐帆求婚时，他再次故伎重演，谎称自己有了一个即将结婚的女朋友，以此向徐帆摊牌和要挟。需要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假面”背后，只有在“假面”之下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比这个更清楚地表明——某种用来扮装的“面具”戴得久了，就摘不下来了，即使面对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公共生活的某种痼疾，如此深入地嵌入到了私人生活中去，它扭曲的逻辑一直延伸到私人生活的关系当中去。而且当事人对此浑然不知。能够略施小计将别人“骗”了一把，他是深以为得意的。既然是一种诡计，那么就需要有人来揭穿，在揭穿的瞬间是最为得意的。徐帆最终与坏小子上了回国的飞机，在飞机上接吻时徐帆发现：“你怎么牙都是假的呀？你让我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
互相渗透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还体现为——前公共生活的话语，被用来点缀私人生活，作为一种个性的装饰。这方面应该说是王朔这小子开风气之先。他小说中充满了这种再造的公共话语，把它们引向不着边际的方向。葛优所扮演的葛优也深谙此道。这样的话他张口就来，诸如：“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正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不见不散》）“打死我也不说”（《甲方乙方》）；“有组织，无纪律”、“一是锻炼队伍，二是发现新人”（《天下无贼》）。
不管运用何种方式，在《不见不散》里，坏小子葛优还是努力抵达自己真实感情的，他对于自己的欲求是清晰的，拥有一个自身感情的立足点；而到了《手机》里面，一切都变得扑簌迷离起来。“严守一”这个名字听了就让人发笑，越是不“守一”的人，越是需要弄出“守一”的假相。
范冰冰对于葛优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葛优已有的家庭生活本身已经衰败得不堪收拾，那么这位年轻、性感的小情人，便仅仅是葛优生活的一个刺激（一个“鬼”），是葛优的“梦想照进现实”，需要她，就像是需要一种天上的生活，但并不想让天上取代人间。在这个意义上，范冰冰的存在是一种装饰，就像一首诗里说的：“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坏小子葛优对范冰冰不想付出太多。他比对方更加知道，那几乎就接近一出逢场作戏。
而反过来，从范冰冰的立场看过去，姓葛的这坏小子既然与她有这层亲昵的肉体关系，
而同时仍维持着这个家庭，并不想打破现在的格局，那么，这样的家庭和妻子对于坏小子来说，同样不外乎是一个外在的装饰，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不排除需要一个情人，也是对外的一种身份标志，与周围人较量的一个看不见的筹码。
妻子有了、情人有了，还差一个未婚妻，这个位置正好由徐帆填补。在坏小子的生活里，徐帆完全是一个过渡人物，其使命在于填充由妻子与情人之间留下的空白。在鸡飞蛋打之后，于孤独中给他以情感上的慰藉。而即使在这短暂的过渡阶段，坏小子一方面要到旧情人那里“偷腥”，另一方面要承担做“遗腹子”的父亲，也就是说，在徐帆面前，他仍然要左躲右藏，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问题还在于——到底什么是他的感情？什么是他最真实的内在情感？他感情的重心在哪一个女人身上？他真心爱谁？三个女人当中，哪一个是他不能放弃的？实在看不出来。在三者之间周旋，当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同时不排除它同时可能还是一件春风得意的事情：三个女人一起前来装扮了他的生活，从不同的方向上给了他不同的满足。能够在这三者之间来回穿梭，方显出他的身手不凡。他的生活需要有公开的部分与隐藏的部分，将隐藏的部分加以公开，或者将公开的部分加以隐藏，在“地下党”与“执政党”之间来回过渡，这些都是一些特殊的乐趣。任何单一的生活只能令他觉得厌烦。包括言行之间的合一。费墨老批评的“瞎话张口就来”，在坏小子听来并不一定是批评，也许还是表扬呢。
最先“言不由衷”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状态，是往后退一步棋；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口是心非”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境界”，一件对待他人及世界的进攻性的武器。沈雪老师要求已经成为“名嘴”的同学们上课时关掉手机，坏小子一脸无辜地说：“您还真认真了，我们这一课也就是走过场，应付台里的考试”，这番用来通融的话其实是“绵里藏针”。结果老师被气哭了，他又及时递上去一份检查，这检查本来是写给台里领导的“他让我写了份检查，您要是急着用，我就先给您。错误虽然犯得不一样，但都是检查，先哄您得了。”这种佯装检查、作出一副苦脸也是扮装的重要技巧。在《大腕》中，当事情闹得没法收场的时候，尤优跑到医院里装一神经病人，用这样的苦肉计，给自己找一下台的台阶。
这样的台词若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真是暴殁天殄。：“你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吗？啊。昨天你真坏。嗨。你亲我一下。听见了吗？听见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样一位永远是心怀叵测的家伙，当他在《夜宴》里说出“我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你怎能指望它们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观众们怎能够不报以最为热烈的笑声？
恶的扮装者
《不见不散》中葛优与徐帆有过这样的一番对话：徐帆在一次经历考验之后对他说“你是一个好人”。葛优眨巴着眼睛狐疑地打量对方：“不是吧，我也不知道”。显然他并不以好人自居，不轻易当一个好人。这与他“群众身份”有关。既然他铁定心思当一个群众，当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落后老百姓，这个灰蒙蒙的身份甚至无异于一只羊啊牛啊的，他同时也就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豁免权：当他没有了权力与权利，也就解除了相应的义务。徐贲先生将这表述为“不要道德角色搭配的活法”。换句话说，即自我解除了权力意志施加的道德绑架。这是一层一捅即破的窗户纸，一般观众对个中秘诀一点即透。
但同时，可以绝对放心的是，这个坏小子绝对坏不到哪里去，他的坏是有限度的，他决不是真恶，只是表现得恶狠狠而已。他清楚地知道事情不能做得过了头，见机行事见好就收。实际上他随时随地对自己进行道德评估，掂量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此表现得疑疑惑惑。“你把我当作披着人皮的狼了吧？”“你也太看高自己了！你顶多也就是披着人皮的黄鼠狼。”这话他听了并非不受用，转移话题笑纳道：“咱俩别一个跟苍蝇，一个跟苍蝇拍似的。”（《不见不散》）
《没完没了》中将事情闹得过了头。因为老板欠了自己九万八千块工资，坏小子居然将老板的华侨女朋友吴倩莲弄到了自己家中，将她绑在自家椅子上，并寄去了纪录绑架过程的录像带，借此向傅彪要挟。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绑架，真正触犯了法律。但是影片接下来的整个故事，都是从这个“不法之徒”的举动往下退，所谓“撕票”“割一个耳朵”之类都是过过嘴瘾而已。与一般绑架不同，这位当事人坏小子本质上是好的，甚至根本就不坏，他这样做不仅是迫不得已，而且有新的立功表现。对于“绑票”吴倩莲他是百般爱怜，给她打针、煮方便面、还用窗帘给她缝了一条裙子，最后弄得吴倩莲不得不表扬他是“值得信任的”，并且真的爱上了他。对待傅彪本人，虽然继续从事恶作剧，一趟一趟往他家点菜、送洗脚的服务上门令他心疼，但是说到底他声称与傅彪之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能有多大仇啊？我要真是一混蛋，他还真不给我钱”？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紧追不舍要钱时，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为了躺在病榻上昏迷不醒的植物人姐姐，因为姐姐活着一天，“家”就存在。看来坏小子身上的“土性”要远远大于他的“野性”。
《大腕》中的尤优这样评价皇帝和介绍自己：“他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如果他有心气的话，可以每天换一个，而且不花钱，都是朝廷给他养着。我只有一个女人，还跟我离婚了，我的一生才是悲剧的。” 如此悲剧的人生，你还要他怎么样？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话来说，“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了”。他抓住大腕泰勒的一句话（“喜剧葬礼”），像乌龟一样咬住不放，不及其余。在等着别人咽气的当儿，弄出一大堆乌烟瘴气的事情，完全有悖于常情常理，令人瞠目结舌。当然，这首先要归之为导演冯小刚的喜剧趣味。但正是这个尤优，在回答记者“你不认为用葬礼招广告和卖盗版VCD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么？”尤优正色答道：“葬礼是正版的，是靠出卖自己赚钱，而盗版是靠出卖别人赚钱”，弄得关之琳与泰勒直感叹，没想到尤优这样的“混混”，还知道保护知识版权。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弄到了这份上，什么体面的事情都别指望上他。而当人们感到绝望的时刻，这小子会出人意外地升华了。他会考虑葬礼赚来的钱是捐给埃塞俄比亚灾民呢还是大熊猫。影片的结果像《没完没了》一样，坏小子又一次掠走了女一号，因此而将他的那些不齿勾当一笔勾销。
同样抱得美人归的影片还有《甲方乙方》、《不见不散》。这与商业片需要大团圆的结局有关。而这样一来，对于坏小子来说则有点“釜底抽薪”的意味。甜蜜的结果有可能将“糙爷”重新打磨得非常光滑，将他的凸凹不平的气质抹平，将他身上的“鬼”（“鬼心思”、“鬼点子”）驱散，把他弄得与常人无异，他的梦想与一般人也没有任何区别，他的性格与追求同大多数人并无二致。
事情更加糟糕的还在于——从这样的结局看过去，坏小子此前的那些令人捧腹或费解的突出表现，如果其中没有什么有“骨子”的东西，那么只能看作一种撒娇的表现：归根结底，他是知道分寸的，他的所谓“冒犯”只是小打小闹，他知道陷阱所在，于是尽量避开它以免掉进去。他在历次“冒险”之后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全在于他精通某个看不见的语法，他从某个内部习得了它们，在与它们进行某些调情之后，最终实现某桩公平交易，各得其所。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而仅仅“特供”给那些自家房屋周边“披着人皮的黄鼠狼”，给那些饭桌上的“小兔崽子们”。而在围墙外边的树林里，河边和山边，有一些被视为真正的“狼”的人们，他们是真正粗糙不平、难以消化的。
谁也不会认为《天下无贼》中的“黎叔”有任何危险。他装扮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出现在车厢里，那是他最为“粗糙”的时刻；等到了自己的包厢，完全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看上去娇生惯养多日，并且嘴里念念有词，连黄鼠狼给鸡拜年都谈不上：“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一个撒娇派的黑社会老大。真正的黑社会怎么能给这些细皮嫩肉的人见着！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夜宴》中的篡权者为什么要自杀了吧？那是在干了坏事之后还要征得别人的眼泪，分明是硬要往别人怀里钻嘛。
2006年10月
作者注：一直想要写一篇关于葛优的文章。直到读了徐贲先生的近作《扮装技艺、表演政治和“敢曝（camp）美学”》，深受启发，方才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