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次出现反美高潮，是近二十年来仅见的。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对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大为减褪，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的反美情绪，也降到了二次大战后的最低点，大概比美国的某些盟友，如南朝鲜还少。
总之，中、美在对方的形象大为改善，友好的势头大大压过了对抗的积怨。这自然是双方的战略需要所促成的，这个势头会因为偶然的突发性因素而逆转吗？至少在中国一方，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反西方霸权的“后学”等等，还会成为主
导因素吗？
战略价值的确认，是排斥情绪化的，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重大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不发达国家而言，某种程度上是从承认“落后”才开始有比较清醒的战略意识的，这更多地表现在它认清了自己在世
界发展格局中面临的矛盾、潜力、制约条件，以及机会和可能的选择。但同时，承认“落后”也是“民族主义”勃兴的文化心理前提，只不过那并非诚实地、非功利地确认“落后”的事实，而是一种“老子当年也如何如何”的挫折感之代偿，这是一种“假落后”观，一种视“落后”为耻辱的文化情绪，甚至恰好就是“落后”本身。“落后”是耻辱的，但摆脱落后的途径、战略，却只能是剔除“耻辱情绪”的理性选择，尤其无法同各种意识形态相容，毋宁只是一种纯经济行为。
回顾二十年来，中国人不仅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才认识到中国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年里，同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扩大了；而且，对这种“落后”的深层涵义，也是逐渐廓清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增长的速度表面不低，但发展水平落后，投入大、效益低，国际竞争能力进化慢；体现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增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较低，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均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增长进入高峰；
第二、近二十年的改革只是初级释放能量阶段，而且释放的主要是农业和乡镇企业，谈不上是“起飞”；
第三、世界经济竞争，早已不是比“发展速度”，而是以内涵增长为特征，要求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或更高效用的产品和服务，高技术产业成为这一发展的核心和动力。这虽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机遇，但中国却并没
有准备好。
这个难关突不破，到本世纪末，中国与世界的相对差距，将退回到引起巨大民族耻辱的鸦片战争时代的水平，即“落后”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这是纯经济意义上的预测，同“耻辱不耻辱”毫不相干，因此，中国人如果因为依然“落后”而反身回去拥抱“民族主义”，甚至任凭“排外仇外”心态泛滥，都无济于事，不如重新厘清“落后”的涵义，寻找出路──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走过来的路。
摆脱“落后”，第一步恐怕就是意识到你的思考方式还有多“落后”，比如，中国缩小差距靠什么？靠劳动密集优势行吗？虽然廉价劳动是发展中国家的固有优势，但其增值有限，不能提供经济起飞的动力和后劲；并且在世界市场中优势在下
降，近十几年发达国家将完成制造业，包括纺织业，从设计、制造，到销售、服务的计算机集成高级自动化，整个制造业剩下的某种“劳动密集”部分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并且是随着自动化筛选过程在转移。日本三十年前就摆脱了国际分工理论的束缚，作出决定命运的选择。依靠外部资源，即两头或四头（原料、市场、资金、技术）在外可行吗？显然，这些资源稀缺、难以获得、又流动迅速、代价高昂，关键在于利用的能力──不是廉价劳动力资源，而是智力资源，决定成败。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拥有的本钱实在只有技术人才这一项：即使十年前，已有以十万计的接触到当代前沿科技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仅中国科学院就有四万六千科技人员，海外留学生超过六万，还有成百万的工程技术和教研队伍；相当规模的
研究、开发和制造业基础，仅独立研究所就有四千六百九十个，五十二万人。所以，中国智力资源和科技－工业基础，不比日本起飞时的相对差距大，也不比“四小龙”现在弱，更高于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发挥智力作用的能力，即观念、战略、执行效率等，还比不上五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和六十年代的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而这正是今天中国“落后”的本质所在。
中国的技术人才优势，又必须通过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转移、国际化程度由出口加工、进口替代向国际网络一体化转移、管理体制由外资管理（特区）型向自由企业型转移，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种转移，就是充分利用“跟进效应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吸取领先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以较少的研究、发展费用和投入要素，取得较高的增值，以较小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转变产业结构，进入较高的发达阶段。
跟进效应也是日本战后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纵观世纪末的今天，能与中国在智力密集领域合作的，也只有美国，这不仅包含技术密集产业，也包含专业性的服务业及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是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性质的合作，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和变革。这是中国摆脱落后的战略途径，在这种格局下，中美翻得起脸吗？
早在十年前，美国一所名牌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来华讲学，与笔者交谈中谈到，美国的概念设计和中国的工程设计相结合是大有可为的，那时笔者在广东调研中也发现，蛇口工业区工人的工资加上补贴，已高达泰国劳务成本的两倍、日本的七分
之一，无所谓“廉价”了，而中国高级科技、工程人员的劳务成本，只相当於印度的十分之一、美日的百分之一。同时，美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主要不寄托在海外廉价劳动上，而是放在高增值的层次，扩大这一层次经济规模和效益的雄厚智力资源，也是这个原因，美国才放宽高技术向中国转让的范围。几十年来，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的合作，刺激了中国方面改革的深化，包括价格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法律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移给民办机构、国营企业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企业的破产、人事制度的活化，等等，总之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产业、企业、产品等各层次的衔接、调整和效应，都直接间接来自于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的结合。
同时，发达国家尤其美国，也从来不是消极等待海外投资环境的改善，而是在参与改善中寻求机会，扩大领域，增加收益。十年前，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博恩就对中国记者强调：“我想只用三个字：这就是信息，信息，信息……我不会在鼓励
投资办法方面下功夫，而会在透明度上，在资料的可靠性上，在动员更多的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从事交流活动的问题上下功夫。”美国的服务业在世界领先，增长最快，而中国则存在著巨大的服务真空，相当部分不适于由政府去填补，各级政府的主体倾向于以各种名目保持计划体制中对人、财、物的控制权，很难成为一种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的政府权力，于是形成政府权力的真空。这种服务只有转移给民间，但是中国的民间却没有能力接办，所以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变成中国没有服务，既没有政府的服务，也没有民间的服务，而没有服务，就是两头落空：决策无依据，执行无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出，展现在中国面前将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正好是尚未开发的、生疏的领域。
中国只有在同国际水平接轨的过程中，逐渐剔除“落后性”，这包括：增加双向透明度和可测性。美国体制和市场的透明度和可测性较高，但是对中国来说却是很低的，中国从政府到企业界人士都觉得美国情况复杂，难以捉摸，连合法、非法
的界限都不易划清。中国只有更好地把自己“放出去”，增强自己的透明度、鉴别能力，才能提高“放进来”的水平，使自己不仅仅是人家的一个投资场所，而是在引进中提高自己的素质。
智力密集型的合作，无疑是多元化、多领域和融合贯通的，不可能只局限在经济和产业上，而必然牵涉到文化、政治诸方面，即使在文化方面，也并非如同反“西方文化霸权”者们所描述得那麽简单化，好像中国只被“西方文化垃圾污染”而
毫无正面的受益。比如“个人主义”这个东西，似乎中国开放后流行的消极性很强的个人主义都是从美国来的，这其实在文化上（不是政治上）是一场误会，美国概念中的个人主义，既有很强的新教和自由主义根源，也有一种创业精神，跟中国流行的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负面性很强的个人主义毫无关系，因此似乎中国厘清中国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接受美国的“个人主义”可以兼容。又比如，中国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自相矛盾的误解：一方面中国执政者对“三权分立”极忌讳，坚决排斥，以致至今决策程序混乱，随意性和摇摆性很强；但另一方面，对现代的三权合一，如美国的独立机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知之甚少，以致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软弱无力，权力分散和自由化的程度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没有一个机构，甚至所有的机构加在一起，具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更不用说日本的通产省在相应领域所具有的实际权力。当然，美国人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隔阂，对中国误解也不少，如一看到下放权力、多宣布几个开放城市、放开物价，就是“改革派”占了上风，极其肤浅。
在“太平洋世纪即将到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大中国”（美国《商业周刊》称为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经济大国似乎也在成形。这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取长补短的联合经济优势，加之，成其自然，很少政治色彩，对统
一祖国有利，对各方有吸引力，势头正强。但是，三者都缺少长远计划性，战略导向能力弱，港、台企业家族色彩重，大陆产业经营水平低，相互促进的余地有限；港、台促成起飞的小而轻的灵活反应方式，可以推动华南起步，却难以带动大陆。日本和南朝鲜那样的国家规模，就要求不同的方式。并且，港、台也难以填补本文提到的大陆“服务真空”。同时，“大中国”虽然在文化、社会上有共性，却缺乏新的激活因素，难以获得更高的发达程度。
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看，中国采取了各种方式摆脱落后，好像是“统一和强盛”了，但其实在心理距离上，同港台的差距又迅速扩大。在这分裂、统一、封闭、开放的不同形态中，有一点相同，就是“中央王国”，“中学为体”的心态和主旨不变。但是当代的辩证法却是，要保持民族的传统，关键在吸取外部的养分，适应时代潮流，否则，“体”仍在，优秀传统尽失，成为空心大树。从这一意义，中国不能从“大中国”，而要从和人类发展前沿的融合中，获得新生。中华帝国和罗
马帝国及不列颠帝国一样，已成历史，超级大国控制的时代也正在过去，都没有恢复的价值。相反，中美的交织倒可能为亚太地区的进化，注入新的基因。
智力密集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会促成一个内外融合、透明度和可测性高的经营环境，使十亿人的潜在市场成为现实，并且将导致一个有目标、有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包括农民中的专业户，技术工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党
政军中的职业官员。核心将是各阶层中的创业人士，是当代的淘金（智力资源）者。他们将奋力进取而不走极端，求实而不腐化，兼容并蓄而不走中庸之道，从而促进民族的成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也将把中美关系推到新的高度。
摘自说东道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