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朱熹文学研究回顾反思和述评类的文章，目前有三篇：马兴祥《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见《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吴宇《对近10年来朱熹诗歌研究的反思》，见《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吴长庚《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见《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吴文的质量在整体上高过前两篇述评反思文章。不过，马文的一些内容，也有弥补吴文不足的地方，比如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朱熹文学研究，马文虽然也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述评，却多少提到了几篇很重要的文章，比如，李开金1980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比兴说》，谢谦1987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谢谦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过系列的朱熹文学研究文章，至少有5篇，内容涉及朱熹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质量均属上乘，吴文竟然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疏漏。吴文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

有些问题则属于整体的知识性逻辑性的范围。比如吴文说：

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他的文学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现当代学者不再用经学的眼光去看待朱熹的文学，而把他当作宋代的诗人、散文家，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朱熹在文学史上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朱熹文学研究的历史功绩，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说“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并不准确，因为即使在目前，朱熹的思想也并没有真正得到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对于他理论的误解很多，甚至连著名的研究专家都误解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论。朱熹的文学早就被学者和社会关注，他同时代的人就把他作为著名的诗人推荐给朝廷。即使在这一百年的初期，也并非人人都批判朱熹的，他被打倒和批判主要是“文革”时期。“朱熹在文学史上地位”，不是在这一百年中“逐渐得到肯定”的，当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公认的文学名家，影响极大。后来的时代也有专家对他的文学成就加以高度的肯定。即使就这一百年而言，朱熹的文学也不是“逐渐得到肯定”，而是早就被肯定的，在1949年以后，还因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隔膜而形成研究朱熹文学的巨大反差，朱熹在大陆被严厉批判的时期，在台湾却受到了极大的敬重，他的学术思想包括文学思想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比如吴文说：

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现代研究的开端，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

这段话，有两个知识性逻辑性的问题：1.前面说“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后面却说“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那么，究竟这是回顾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呢？还是回顾朱子学发展的阶段呢？“朱熹文学研究”和“朱子学”显然是有相当差异的概念。2.说“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与作者后文对于台湾的朱子文学研究的“回顾”内容是矛盾的，因为在台湾或者外国学术界，并不存在大陆“批判与否定”朱熹思想的阶段。而吴文的回顾范围在地域而言是明显包含台湾地区的。再比如吴文说：

十年拨乱反正期。从研究范围而言，除了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还扩大到朱熹楚辞学、诗论、创作论、文道观、文气论、诗文作品等多方面。

显然，说1979年到1990年期间才扩大到楚辞学、诗论、文道观这些研究范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1979年之前，对于朱熹的楚辞学和诗论、文道观等，均有专家加以论述研究。吴文类似的问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严格地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的朱熹文学研究，应该以傅斯年1919年一文作为有文献记录的开端。该文认为：朱熹的《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实际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的《诗集传》更是《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本文确认朱熹《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在近百年来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1928-1929年间，周予同《朱熹》分八章，其中第五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朱熹文学思想。周文认为，朱熹最根本的文学观念是，“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文学思想属于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2]应该说，周予同的这个观点比较符合朱熹文学思想观念的实际情况。

周予同发现朱熹在“修辞方面之意见，则颇自有其廓清之功，……其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殊可发噱也”。他的这个观点很有积极意义，然而，用“殊可发噱”来评价朱熹“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显然对于他在修辞方面严厉批评文人学士之时代精神理解不足。

周予同著述所概括的朱熹《诗经》学三方面的贡献为后来研究者所继承：

1、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

2、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

3、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

分析可知，周文在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和意义，但某些观点值得商榷，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批评。

1929年侯中予对朱熹文学研究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看法[3],虽然大体上对于朱熹的文道关系论述未必尽当，但在朱熹文道观的研究方面与周予同的研究一样，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朱熹文学研究的成果十分值得关注，本书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以后各种版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印行的。他关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言论虽然不多，却都是很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比如他赞扬朱熹说：

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4]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诗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5]郑氏的这些观点以深刻的理解，充分肯定了朱熹在《诗经》和《楚辞》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就大的框架而言，后来的研究者很难超出他的意见。

郑振铎对于朱熹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影响论述很到位，在他看来，朱熹的文学批评可以与严羽的文学批评相提并论，是宋代文学批评家里的两大柱石，一破一立，各有千秋。他对于朱熹的散文也有精彩而深切的分析：“朱熹的散文，功力深到，理致周密，不矜才使气，而言无余蕴，物无遁形。在许多道学家的文章里，他的所作是最可称为无疵的。他的论学的书札，整理古籍的序文，尤其是精心经意之作，看来似是平淡无奇，却是很雅厚简当，语语动人的。”[6]联系朱熹的文论分析他的散文特点，切实而平易，深刻而独到，后来研究者尚无出其右者。

1934年龚书煇对于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情况作了较好的评述[7]。1935年卢超翔所论也是关于朱子诗学较早的研究成果[8]。1938年郭绍虞对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意见[9]，也是研究朱熹文道观较早期的文章。

他认为，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郭氏的这个观点很偏颇，他是根据朱熹的片言只语所下的结论。所以，不符合实际情况。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来诸种再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比如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其内容与1943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内容大体一致。《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三十三中专门论述朱熹文论，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论述比较全面而中肯，理解程度较高。他指出朱熹的“理”与苏门之“理”的差异说：

自晦庵言之，文辞之用，贵于明义理。此理字与苏门所言之理字不同。苏门之说，指事理而言，故其义圆融而无所止，晦庵之语，指义理而言，故其义执著而归于一。[10]

实际上，朱熹所说的“理”，有正向的“义理”之理，也有无情无义无计度的“事理”之理。朱东润所引用《朱子语类》卷139中“贯穿百氏及经史”一段话，确实是正向的“义理”之理，朱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

朱东润认为朱熹的义理之理与古文家的“道”字相类：上举之理字，与古文家所称之道字相类，故《语类》亦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先生分析很透辟，因为古文家倡导以文贯道，这个道必然是“其义执著而归于一”的义理。朱熹这里所说的“道”正是义理之理。朱东润同时指出了“道学家之言道与古文家之言道不一致”的情况：

要之自道学家言之，文士言道，迄无所得，故晦庵又讥永叔、东坡之失，其言极深刻。古文家好言道而所得如此，其一切文字之根据，遂不可恃。[11]

这里的论述是很客观而中肯的。朱先生虽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但明确肯定朱熹之批评言论“极深刻”，比较后来多数研究朱熹文道思想者可谓朱子知音。

朱东润对于朱子论历代诗人诗作及朱子本人诗作，亦有中肯持平之论，其论述，虽极其简略，但足见他研究朱熹文学之卓识。朱先生还揭示了朱熹文学批评的时代精神，指出了朱熹诗论“鉴于南宋诗坛之混乱而发”的事实情况。同时，也指出他诗论中“慕古之意”“未必尽当”。朱东润对于朱熹的《诗经》和《楚辞》研究论述不多，而对于朱熹《诗集传》之前的宋代《诗经》研究成果则有较详细的论述，在“第三十四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节中述欧阳修《诗本义》得失，述苏辙《诗传》，程大昌《诗论》，王质《诗总闻》，郑樵《诗辨妄》等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朱熹《诗集传》继承前人成果的情况很有帮助。[12]

朱东润充分肯定了朱熹《诗集传》对于诗经原著本旨的探索成就，显然，著者对于朱熹打破《毛诗序》以美刺说诗的模式是赞成的，认为“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虽然间有沿袭旧说，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并非尽善尽美。

总体上看，朱东润对于朱熹的文学思想研究简明扼要、中肯深刻、理解深切，值得认真学习参考。

1946年，罗根泽也撰文对朱熹的文学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朱熹的“道文一贯”论与古文家的韩欧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不同，当分析清楚，才能理解旨趣，认识他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13]。罗氏的文章论述比较深切，强调了朱熹文道一贯论的深刻意义。他的这些论述和观点后来写入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时间已经到了1949年以后。

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出版。

郭先生关于朱熹文学批评的观点，后来收入一版再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1947年和1955年、1961年、1979年的诸种版本。诸种版本的内容受到时代变化影响，稍有不同。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朱熹文学思想有一个总体的论述：

濂溪言文以载道，而朱子即阐载道之旨；伊川言作文害道，而朱子亦言逐末之弊。善取诸人以为长，这即是他的文论之特点。他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然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他的思想，比了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的，可是，就论文的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以前诸家虽不免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尚不致卑视古文。他则似乎修洛蜀旧怨，对于古文家颇有不满的论调，尤其对于三苏；三苏中间，尤其对于苏轼。[14]

郭先生指出朱熹文论的特点是“善取诸人以为长”，是符合实际的，但朱熹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按照郭先生的语气，似乎朱熹只是跟在周敦颐和程颐后面阐释他们的旨意，这显然不是实际情况，朱熹对于文道关系，对于文章文学的认识远比周程全面辩证而深刻。说朱熹“修洛蜀旧怨”而不满于苏轼，更是对于大贤情怀缺乏理解。

在1949年到1966年期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分册中关于朱熹文学批评的论述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后来再版内容与1961年版毫无二致。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列“一朱熹的家学-朱松的诗文轨道说”一节，他引朱松《上赵漕》的书信内容，谈到诗歌源流，说明朱熹受到家学之影响，很有意义。他又引尤袤跋云：“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是朱熹受家学影响，尤袤早已说过了。[15]罗先生的这个论述是此前诸位专家没有讨论过的，值得关注和重视。罗根泽谈朱熹文道关系有一个论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

朱熹和韩欧的不同止是量的分寸问题。在朱熹看来，视文为“贯道之器”，便是临时作文时才以文贯道；视“文与道俱”，便是临时作文时才讨道放入：都是文自文，道自道，道文没有统一。和周程的不同倒是性质的差别问题，尽管他宗仰周程，称述周程。[16]

他认为朱熹的文道关系论与韩欧之差异仅仅是量上的分寸问题，而与周敦颐、程颐的差异则是性质上的不同。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1966年到1979年，关于朱熹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1968年，张健先后发表了《朱熹的诗》、《朱熹的诗论》、《朱熹的文论》等文章，1969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集中反映了张健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成果。

张健在本书中讨论了朱熹本人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是最早比较全面讨论朱熹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朱熹的诗歌，分为写景、题咏（含咏物）、怀念或记事、次韵诗等四类，举例加以概述，有开拓性意义。

关于朱熹的文论，张健主要讨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载道说；二、达意说；三、忌词华；四、熟读求精；五、当代文章之蔽。张健指出：朱熹论文的基础，在于“文从道出”，在文学史上夙被讨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贯道说，到了朱子手里，只觉得它们还不够纯粹，在他的观点，文与道毋宁是子母的关系。[17]张健引用许多原文，把“道”与“义理”等同，既有积极意义，亦有片面性。有关朱熹的诗论方面，张健主要分节讨论了如下话题：

一、自得；二、平易；三、浑成；四、法李杜；五、论句法；六、诗的时代观；七、论用韵；八、论词。还有一些细节内容，如“诗不必有出处”、“诗以言志，不论工拙”、“不必著题”、“地理环境与诗”、“虚静则明”、“诗的欣赏论”、“戒诗说”等。[18]

张健对朱熹诗经学，尤其是赋比兴学说有中肯之论述。张健还论述了朱子关于楚辞的声韵学说。[19]大体来说，张先生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细致、具体，最可惜的是，他缺乏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深度理解，对于文本内容亦有误解之处。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加以分析。

关于朱熹对历代作家的评论，张健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成果丰硕。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正文计126页，每页篇幅也很小，但对于朱熹批评历代作家所引述资料则较为丰富，长达40页。就其资料之丰富与所讨论历代作家之众多而言，直到目前，仍然是学界研究朱熹文学所未能超越者。总之，张健关于朱熹论历代作家及同时代文人之讨论所列举人数很多，学界始终没有超出其范围，其资料价值很高，可惜分析太简略。

1971年以来，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发表了杨勇《朱子论韩愈文之气势》、《朱子论韩愈文之文理》等文章。钱穆《朱子新学案》由三民书局出版，其中有多章涉及朱熹文学思想，其理解朱熹文学之思想深度前所未有，后来学界学人亦无出其右者！钱穆关于朱熹文学思想的论述虽简略，却均为精深之论，许多重要观点为后来研究者所继承。较之斤斤以纯粹文学观念研究朱熹文学思想之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如他说：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著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20]

即是联系作家人格人品修养讨论文章文学。钱先生认为，《诗》是一部文学书，主要应从文学方法上去格。及其所得，还是与当时理学家所求义理可以相通合一，而范围意境，则既与一般理学家大异矣。[21]朱子治《诗》，主要在求能兴，能感发人，此即文学功能也。[22]朱子持诗道合一论。透得上一关，始能止乎礼义，始可以怨，可以哀。如屈原、贾谊已有过当处。此乃和平中正之论，非陈义之过高也。[23]钱先生正确地理解了朱熹对于屈原和贾谊的批评，因为朱熹始终以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来衡量作家作品，朱熹的文学批评本质上乃是“和平中正之论，非陈义之过高”。这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后来之研究者很难企及，往往以为朱熹不近人情，批评过当。钱穆对朱熹本人的文学创作评价亦很到位，他说：

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淡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诗薮》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今体无出陈去非。沈栾城句：“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此皆就诗论诗之语。朱子傥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24]

钱先生认为，朱熹论诗与论文观点一致，文道合一，包括了诗道合一。他说：朱子“教人读诗，语极平浅，意极深至。乃以学诗与学道一并合说也。学诗能即如学道，此是学诗最高境界”[25]。这一观点与张健有较大差异，钱穆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了朱熹的诗学思想。

关于《楚辞集注》，钱穆以大量资料，证明朱熹不专为赵汝愚作《楚辞集注》。朱子虽理学大儒，其于《楚辞》亦夙所用心。其治《楚辞》，亦一如其治《诗》，用力所在，亦只在“平心看他语意”之六字。[26]今读其《楚辞集注序》，性情义理，相通兼得。尤其如“放臣屏子”及“见古人于千载之上”两节，俯仰今古，彼我死生，真如一体。就文论心，即心见道，其当时之遭遇，与其内心之所感触，而斯道即流行昭著乎其间，诚非仅止乎文章之与著述而已也。[27]理解均极深刻，非本人有古圣贤之学问思想境界，不能达此深度。

钱穆认为：

《韩文考异》校勘精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28]

《考异》所重，尤重在《韩集》本文之内证。所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是也。文理者，字法、句法、章法皆是。字句章节之法变，而文之意义亦随而变，衡平得失，主要在是。而犹有不尽于是者，则又必深识夫韩氏一集所独具之风格与个性，乃庶可以凭此权度，而以剖辨其是非得失于微茫疑似之间。就韩氏所自言，则曰“陈言务去”，又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此韩氏一集特出所在。故必二者兼尽，乃始可以得《韩集》之真是也。抑犹不尽于此。夫曰文理，决非仅尽于文字之理而已。理见于文，由文见理，言文理者必深入于文中之意义。[29]

钱穆对于朱熹文学思想之理解最深刻、最独到，而学界几十年来尚无出其右者。许多观点为后来研究者所沿袭沿用，但往往难以真正理解其思想深度。

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大陆研究朱熹文学的文章逐年增加，多数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文章，其基本观点很难超出前人范围，总体质量尚有可观。最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研究朱熹文学创作领域，朱熹的诗歌和词都有了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其散文也有赏析文章出现。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评述，下面所列是这10年中的主要论文篇目。然其中多数篇目，均可弥补吴长庚《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之所缺漏。

1980年，李开金发表《试论朱熹的比兴说》，[30]1983年，莫砺锋发表《朱熹的楚辞学略说》。[31]1985年，谢谦发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32]谭承耕发表《论朱熹对〈国风〉爱情诗的注释及其对道学的宣扬》。[33]马德邻发表的《朱熹黑格尔诗论之比较》是较早把朱熹诗论与黑格尔诗论进行比较的论文。[34]韩钟文发表《朱熹论陶渊明》。[35]谢谦在1986年发表《关于朱熹诗说的两条考辨》。[36]1987年，林鸿荣、宋宏志发表《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对于朱熹的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37]1987年，谢谦发表《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38]还发表另一篇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论文《朱熹“淫诗”之说平议》，就朱熹的“淫诗”说进行分析评价。张宏生发表《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39]1988年谢谦发表《论朱熹的“思无邪”说——朱熹美学思想批判之一》，[40]在文章标题中首次出现“朱熹美学”的字眼。张立文发表《朱熹美学思想探析》。[41]莫砺锋发表《朱熹的文道观》，提出朱熹文道观四个层次说。[42]陈松长发表《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43]1989年，潘立勇发表《朱熹“文从道出”说新探》。[44]缪钺发表《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45]胡迎建发表《朱熹诗歌艺术初探》，全面分析了朱熹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石文英发表《朱熹论风骚》。张晶发表《朱熹诗境与“理一分殊”》。潘新和发表《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46]金五德发表《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47]谢谦发表《朱熹文学批评的批评》。[48]

1990年以后，朱熹文学研究的文章逐年增多，但质量差异悬殊很大，许多文章出现了大量的引文错误，有的高达50处之多，我已经在《编辑学刊》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这个问题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教育学术风气与市场经济社会环境进展同步，出现了严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我细细阅读过从1990年到2012年发表的220余篇研究朱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文章，其中有高质量的文章，但数量甚少。从具体内容看，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论文很难突破前人的陈说，研究朱熹文学创作的论文则较有新意，然质量上乘者则少。其中莫砺锋的文章资料翔实，观点中肯，论证周密，成就突出，他的系列论文成果集中体现在他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研究》一书中。束景南《朱子大传》虽非专门研究朱熹文学，其中涉及朱熹文学思想和创作甚多，理解深切，有独到之价值。朱熹散文的研究，也有成果出现，主要是俞樟华指导的研究生林怡的学位论文成果。研究朱熹文学创作的系列文章，最有成就的是胡迎建，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朱熹诗词研究》中。

从1990年到2012年，研究朱熹文学的研究专著甚为可观，主要有吴长庚1994年出版的《朱熹文学思想论》，莫砺锋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研究》，李士金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檀作文2003年出版的《朱熹诗经学研究》，王倩2009年出版的《朱子诗教思想研究》，胡迎建2011年出版的《朱熹诗词研究》。

钱穆云：“清代四库馆臣……论学而必分疆界，立门户，若曰此为文章，此为道学，而于文章、道学之中又复各有其疆界门户，互不相通，先树私意以自蔽。私意之外，尽成敌对。以此论文已不可，何论如朱子平日主张因文见道之意乎！”[49]可谓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朱熹文学思想乃哲人哲思，驰骛八荒；思通万里，月印万川；道心所向，恫瘝在抱；细大不捐，理一分殊。至于针砭时弊，则事关民族兴亡；阐释经典，乃但求精一之理。生命气禀，诚实不同；川流日夜，时序运转；下学上达，天亦何言。

[1] 傅斯年：《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新潮》北京大学1919年1卷4期。

[2] 周予同著《朱熹》，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29年版。

[3] 侯中予：《朱熹的文学观》，《河南省省立民众师范学院学刊》1929年第1卷第3、4、5期。

[4]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1页。

[5]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2页。

[6]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8页。

[7] 龚书煇：《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检讨》，《厦大周刊》1934年14卷11、12期。

[8] 卢超翔：《诗序与集传之研究》，《教育月刊》1935年4卷1期。

[9] 郭绍虞：《朱熹之文学批评》，《文学年报》1938年第4期。

[10]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1]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2]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1页。

[13] 罗根泽：《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中国学术》1946年第1卷第1期。

[14]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28页。

[15]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89-190页。

[16]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91页。

[17]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页。

[18]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8-50页。

[19]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1-72页。

[20]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21]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4页。

[22]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23]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24]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25]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26]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27]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28]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29]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30] 李开金：《试论朱熹的比兴说》，《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31] 莫砺锋：《朱熹的楚辞学略说》，《求索》1983年第3期。

[32] 谢谦：《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33] 谭承耕：《论朱熹对〈国风〉爱情诗的注释及其对道学的宣扬》，《中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34] 马德邻：《朱熹、黑格尔诗论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35] 韩钟文：《朱熹论陶渊明》，《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36] 谢谦：《关于朱熹诗说的两条考辨》，《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

[37] 林鸿荣、宋宏志：《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38] 谢谦：《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年第1期。

[39] 张宏生：《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运城师专学报》1987第2期。

[40] 谢谦：《论朱熹的“思无邪”说——朱熹美学思想批判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41] 张立文：《朱熹美学思想探析》，《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2] 莫砺锋：《朱熹的文道观》，《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43] 陈松长：《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3期。

[44] 潘立勇：《朱熹“文从道出”说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6期。

[45] 缪钺：《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46] 潘新和：《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教育评论》1989年第5期。

[47] 金五德：《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长沙水电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48] 谢谦：《朱熹文学批评的批评》，《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49]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