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方案，因为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加上政府这次提出用地的其中一个地点，位於一个尺价高达2万多元的启德区，引起了不少业主及地区人士的激烈反对，鲜有地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在社会上及立法会内引起激烈的争议，多名政府高层官员积极回应，显得非常被动。

这方案花267.9亿元，在2至4年内建造3万多个单位，使用不超过5年的临时房屋，让现在轮候公屋的数十万个家庭中的3万个困难户先行入住。这就是简约公屋计划。目前的争议，围绕在启德区世运道的选址，及整个方案的成本效益。但其实政府这个构思背後反映的是我们土地不足的深层次问题。

医疗教育养老极需土地

政府推出这个方案的理由，如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是因为政府未来十年的土地供应计划，头轻尾重，头五年供应不足，公共房屋的供应与需求出现严重差距，轮候队伍会愈来愈长，以副司长的话：「为填补这个缺口，我们不得不突破思维，用行动说话。兴建简约公屋就是要摆脱基层住屋困局，为他们带来希望。」

3万个单位的临时房屋当然谈不上解决二三十万个基层家庭的住屋困局，更不会为他们带来什麽希望。这些临时单位，也没有填补什麽缺口。出现这个政策的原因，仍然是扰攘了香港几十年的土地短缺问题。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是5年前领导上届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主要官员，他当时是发展局局长。5年後，黄副司长仍然告诉我们，未来5年不够土地。试问，不够土地又怎会只是未来5年的事呢？

土地短缺问题不单令公共房屋供应远远追不上需求，也大大影响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如创科局提出的发展计划，不少就需要有土地供应去配合。此外，无论是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也极度需要土地，遑论经济活动中的各行各业。不认真处理土地供应的问题，改为花数百亿元去改善几万个贫困家庭的住屋环境，就是避重就轻，轻重不分。

让我们看看政府处理土地使用的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问题的根源。即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早前提出的有关前南丫石矿场使用的质询，以及官员的回应。这片占地约60公顷已荒废的石矿场，企业早於2002年完成复修交还政府。政府花了十年，在2012年完成发展用途的研究。再花了十年，也找不到一个愿意开发的发展商，20年来便一直闲置至今。发展局局长甯汉豪在立法会上回答叶刘淑仪议员的质询时表示：「争取今年内」会再开展研究。如果这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一定马上会被「炒鱿」！这样处理土地开发的手法、程序及态度，香港又怎可能有足够土地呢？

政府坚持未来十年的房屋用地，已找到足够的目标。短期的手法包括收回及开发棕地、与发展商合作的公私营协作计划、发展新界北区和洪水桥。长期的则有交椅洲填海工程和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但这都是十多二十年後的事。政府造地的态度，就是两个字：不急！

香港的土地短缺问题，在目前的法律及体制规范下，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政府首先要放弃因循守旧的官僚陋习，及失败者的心态。在董建华时代，政府定出每年建造八万五千个房屋单位的目标，这需要大量的土地。在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严厉督导下，没有话找不够土地。

港英年代土供长期达标

英治时期，政府成立「土地供应特别委员会」，由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主导，官员无不努力配合，次次达标。港英政府在7、8年内完成新机场有关的十大工程，其中涉及大量工程和土地，也没有人说是个奇蹟。这证明了，就算在现有的体制下，及时解决土地短缺问题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政府急的，不应是为几万个家庭改善他们几年後的居住环境，而是大力造地，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

土地问题长期是香港经济发展及提供民生福利服务的樽颈。所有这些政策，首先遇到的多是土地问题。如政府不积极面对，破格处理土地短缺这根本问题，而聚焦於处理因这问题而产生的各种後果，只会永远围着这问题转圈，一方面浪费资源，无法跳出这个陷阱，而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拖累。这是「简约公屋」政策造成的另一个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