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在向全球蔓延，世界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交织叠加，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竞争优势转化乃至国际秩序调整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乌克兰危机可谓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根源是欧洲地缘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但它的影响不止于欧洲。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现在影响已经持续外溢，扩大到了全球，让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国际形势面临新一轮变局。在全球范围内，乌克兰危机导致了国际贸易的滞胀风险，导致了产业链格局动荡并面临调整重构的压力，加剧了粮食、能源供应的紧张，特别是使国际秩序治理体系以及大国合作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这些在亚太地区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深刻变化
观察亚太地区形势，可以从时间线索、从历史纵向上进行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地区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孕育出了新的矛盾。近年来，亚太局势的主要变化有以下三点。
第一，地区结构快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的主打政策分别是“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的盟友体系重组，强化“五眼联盟”,推动成立“芯片四方联盟”,深刻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东亚地区产生了不平衡的两极化力量对比格局，同时出现了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趋向。这在各国的内外政策上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调从经济层面保障国家及国民的安全是当务之急。
第二，国家互动模式转变。随着对冲、制衡的色彩不断加重，中美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凸显，包括在军事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以及台湾问题上的角力，还有两国关于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客观上使亚太地区国家越来越面临选边站队的战略压力。随着美国重新收紧同盟网络，其在亚太区域内的盟国被推上对华遏制的前沿。日本一方面强化同盟框架下的战略自主地位，提升在美国战略中的“可用性”,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导致中日关系走向全方位碰撞，战略竞争性空前上升。
第三，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开始具有区域冲突的现实性，包括走向军事“硬冲突”的风险。区域冲突从过去的经济文化等“软冲突”,开始逐步走向军事摩擦“硬冲突”的风险加大，特别是台海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局势。从“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的地缘战略重点一直集中于海上亚太。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陷入胶着、僵持局面的同时，美国及其区域内盟友围绕东海、台海、南海及至印度洋的战略操作异常活跃。在佐藤荣作、尼克松联合声明纳入所谓“台湾条款”52年后，2021年美日领导人会谈再次涉及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
(二)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冲击
亚太地区的矛盾分歧早已有之，不是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确实激化了既有矛盾，甚至触发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使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第一，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最现实和直接的影响，是粮食、能源供应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过去几十年，亚太地区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因而受到危机的冲击也最大，包括各国的经济社会、区域合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以日本为例，俄乌冲突不单帮助保守势力营造出支持增强军力的社会氛围，而且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环境。日本约60%的粮食、几乎100%的石油依赖进口，俄乌冲突直接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
第二，对各国战略心态的影响。
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形势认知趋于保守、消极，安全自助意识增强。在俄乌冲突中，很多亚太中小国家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在它们来看，“万一将来本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类似的冲击和威胁，不知道可以相信谁来帮助自己”。所以，在加强外交上纵横捭阖的同时，安全政策上的自主自强成为必然的趋势。
第三，对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的影响。
在严峻局势的驱使下，相关国家的战略决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开始出现一系列前所未闻的迹象。例如，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就公开发表言论称，要和美国实施“核共享”。又如，2022年日韩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出席了北约峰会，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北约化”,以及反过来“北约亚太化”趋势都更加明显。
(三)亚太地区需关注三大趋势
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亚太地区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新风险。中国需要从既定地区战略目标出发，经济上防止“平行化”趋势，安全上避免“两极化”倾向，努力推动地区秩序的平稳重构。
第一，阵营对抗的趋势加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没有因此从亚太离开，而且今后也不会离开。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但现在却越来越多地运用体制外、建制外的手法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强化各个双边同盟的同时，组建多个排他性的组织，最新的就是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IPEF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意在构建“小院高墙”。日本和韩国也在紧密追随。尽管决定日韩关系的是双重逻辑——不仅是国际战略层面的推动，还有日韩两国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日韩关系的改善不会一帆风顺，但经由美国的媒介作用，发展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安全合作是可能的。
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初，人们预测韩日“军事情报互换协定”会被重新唤醒，后来果然如此。甚至在一系列涉华问题上，如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的基本态度和介入方式，韩国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文在寅政府时期推行的所谓“新南方政策”,主要是从经济上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尽量维持韩国与中美的平衡。但是，尹锡悦政府更侧重从战略上、安全上来考虑“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关系。这就使地区安全在态势上更趋对立。
第二，军备竞赛的风险增加。
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亚太地区无论是军费支出还是武器采购的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有关国家的自主意识，在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或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在防卫方面的自主努力。核武器更加不会被放弃，无核国家出现了拥核的思考甚至舆论。安倍提出的“核共享”概念虽然大概率不会成为日本的官方政策，但在战略上看，日本可能会得到一种“取上得中”“进二退一”的效果——“核共享”不去做，但退而求其次、进一步提升尖端常规武器系统的开发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转型，这一点很快就可以兑现。
2022年底，日本修订了三份重要的战略安全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无论是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还是装备升级换代以及提高军费占比等布局，都在这三份文件中全面体现出来。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对照北约标准，把军费提高到GDP的2%,以及增加反击能力、强化安保新领域应对、强化西南地区防卫体制等。这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
第三，围绕战后秩序观的对立被重新激活。
从亚太地区现有格局来看，主要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一是美国同盟体系，二是上海合作组织，三是东盟，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交叉重叠。战后亚太地区存在着现实世界及法理世界的对立。现实当中有冷战，而冷战是以法理层面秩序观的对立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战后亚太秩序的法理基础，究竟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是依据《旧金山和约》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金山体制。
具体而言，乌克兰危机激活了亚太地区三个方面的对立和对抗：一是战后地区秩序的起点究竟是什么?美西方包括日本在内一直批评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但是，这个所谓“现状”实际上是经过了篡改的现状，是随着1951年《旧金山和约》而扭曲形成的现状。在旧金山和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原点和起点，那就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对其中的关键内容做了重要修改，对地区秩序产生了逆转作用，包括制造了一系列的领土纷争。这些领土纷争实际不是二战的结果——二战结束后已经有了明确的战后处理，而是冷战的产物。《旧金山和约》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涉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也不仅涉及日本洗白琉球(冲绳)归属的问题，而且涉及日本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二是旧金山体制和二战后应有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继承、延展还是歪曲、篡改?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三是美日介入台湾问题。美日要求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法理依据在哪里?“台湾地位未定论”始于《旧金山和约》,而中国对《旧金山和约》一贯是不予承认的。
面对复杂严峻的亚太地区形势和空前的挑战，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总的来说是要从我们的地区战略目标出发，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针不动摇。一方面，应当在经济上防止形成平行化的两个市场、两个供应链体系，一个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供应链体系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哪怕实现这个目标非常艰难、面临着重重障碍；另一方面，在安全上要防止两极化、避免阵营对抗，努力实现平稳的地区秩序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各国平等参与的、体现各方诉求的、利益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我们应当将争取构建统一的泛地区安全架构作为长远目标。这样的地区安全架构，应该是包括全体成员的，不排他的、不敌视任何一方的。它所体现的理念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