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的文学史研究，一般只重视张孝祥的词作，对其诗文则相当忽视。追源溯流，这种倾向在南宋已有呈露。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二十三岁的张孝祥状元及第，名震天下，其首先受到关注的当然是对策之佳，以至于全文刊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时，书法、诗歌皆很出色也是他名冠多士的重要因素，《四朝闻见录》载：“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尤隽永。张正谢毕，遂谒秦桧，桧语之曰：‘上不唯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叩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1］（P71-72）这些记载中高宗与秦桧的态度或有夸饰，但张孝祥多才多艺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然而王质在《于湖集序》中说：“是岁，公没于当涂之芜湖，而其歌词数编先出。岁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兴，某谓王臣曰：‘公之文当亟辑。世酣于其歌词，而其英伟粹精之全体未著，将有以狭公者。’”［2］（P1746）王臣即张孝祥从弟孝仲，乃其叔父张剡之仲子。癸巳即孝宗乾道九年（1173），其时张孝祥去世仅有四年，其词作已有“数编先出”，可见“世酣于其歌词”并非虚语。相对而言，孝祥的其他作品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故王质向张孝仲提议编辑其文。那么，为什么张孝祥的诗文创作没能取得像词作那样高的声誉呢？由于诗与词的可比性更大一些，我们暂且搁置其古文，先来考察其诗、词二种文体的创作情形。
张孝祥享寿不永，故宋孝宗有“用才不尽”之叹。［3］（P11943）孝宗此语当是从其政治才干着眼，但如移以评其文学才能，也很确切。在时间跨度仅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张孝祥有一个明确的努力目标，那便是对苏轼的心摩手追。试看其弟子谢尧仁的回忆：“先生气吞百代而中犹未慊，盖尚有凌轹坡仙之意。其帅长沙也，一日，有送至《水车诗》石本，挂在书室，特携尧仁就观。因问曰：‘此诗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尧仁时窘于急卒，不容有不尽，因直告曰：‘此活脱是东坡诗，力亦真与相辄。但苏家父子更有《画佛入灭》《次韵水官》《赠眼医》《韩干画马》等数篇，此诗相去却尚有一二分之劣尔。’先生大然尧仁之言。是时，先生诗文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乐府之作，虽但得于一时燕笑咳唾之顷，而先生之胸次笔力皆在焉，今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先生当时意尚未能自肯。因又问尧仁曰：‘使某更读书十年何如？’尧仁对曰：‘他人虽读百世书，尚未必梦见东坡，但以先生来势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余矣。’次年，公自江陵得祠东下，方欲践此言，未几而已闻为驭风骑气之举矣。”［2］（P1741）乾道三年（1167）张孝祥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他与谢尧仁的对话即在此年，因为他次年即徙知荆南府。当时张孝祥年仅三十六岁，故有十年后更上一层楼的雄心，不料两年后即遽然病逝。谢尧仁之序撰于三十四年之后，可见他认为当年的那番对话是可以公之于世的，并非弟子佞师之私言。那么，张孝祥诗词创作的实际成就究竟如何？笔者通读辛更儒撰《张孝祥集编年校注》数过，觉得无论是创作旨趣还是题材走向，张诗与张词均是大同小异，两者成就之差异主要体现在艺术水准上。下文谨从这个角度对张诗、张词进行对比分析。
二
阅读张孝祥的诗集，苏诗的影响历历在目。首先是诗句的檃括或模仿，例如《赠张钦州》中的“下有花竹秀而野”，源于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的“花竹秀而野”；《炎关》中的“稍余衣带水，已尽剑铓山”，源于苏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二的“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凡此，辛更儒先生的《张孝祥集编年校注》中均已注明。辛先生还偶有漏注，例如《舟行大雨戏作呈张立之及同行诸公》中的“长年绝叫客惊起”，源于苏诗《百步洪二首》之一的“水师绝叫凫惊起”；又如《荐福观何卿壁间诗对之怅然次前韵》中的“严诗杜集倘同编”，源于苏诗《岐亭五首》之二的“严诗编杜集”；《三塔寺》中的“塔上一铃语”，源于苏诗《大风留金山两日》的“塔上一铃独自语”。其次是诗意的模仿，例如《月之四日至南陵，大雨，江边之圩已有没者。入鄱阳境中，山田乃以无雨为病。偶成一章，呈王龟龄》：“圩田雨多水拍拍，山田改作龟兆拆。两般种田一般苦，一处祈晴一祈雨。”此诗辛注未言有所本，其实可与苏诗《泗州僧伽塔》对读：“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虽说苏诗着眼于世人的祈愿互相矛盾，即使神灵也无法各遂其愿，从而导出安分顺命的人生态度；张诗却着眼于雨多成涝、雨少成旱，农人无法逃避灾祸，从而导出悯农的主题，两者主旨大异其趣。但张诗的警句“一处祈晴一祈雨”与苏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十分相像，张孝祥的构思肯定受到苏轼的启迪。这种模仿前贤的手法在宋代诗坛上是相当常见的，对于提升艺术技巧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不脱模仿，若停留于此，则难以超越学习对象。
那么，张孝祥学习苏诗的总体成效如何？让我们从上引张、谢的那番对话说起。所谓《水车诗》，即《湖湘以竹车激水，粳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幅，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连，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抱孙带黄犊，但看翠浪舞。余波及井臼，舂玉饮酡乳。江吴夸七蹋，足茧腰背偻。此乐殊未知，吾归当教汝。”孝祥乃江南人氏，曾见过七人共踩的大型龙骨水车[ “七踏”，辛更儒注云“或即多人踏水车之意”（《张孝祥集编年校注》卷四，第131页），甚确。宋人释居简《北磵集》卷六：“龙骨则一人至数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八○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百九十八册，第305页），可见宋代之水车，已有多人共踏者。今人或以为“七踏”乃连踏七个时辰之意，无据]，虽然制作精巧，但农夫踩车辛劳，以至双足生茧，腰背佝偻。如今在湖湘看到用流水作为动力的巨型竹制筒车，人力省而功效高，故喜而咏之。北宋诗人多有咏及水车者，其中以苏轼所作之《无锡道中赋水车》最为著名。谢尧仁称道此诗“活脱是东坡诗”，当即因此而发。当然，苏诗是七律，张诗却是五古，二者诗体不同，长短不等，不能等量齐观。但就题材之新颖奇特，描写之生动活泼而言，此诗确实颇有东坡诗风之优点。谢尧仁说到的其他几首苏诗是《王维吴道子画》 （此诗咏吴道子画佛像，诗中有句云“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故称《画佛入灭》，详见见《苏轼诗集校注》卷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次韵水官诗》、《赠眼医王彦若》、《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由于《次韵水官诗》是次其父苏洵诗之韵 （见《水官诗》，《嘉祐集笺注》佚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是次其弟苏辙诗之韵（ 见《韩干三马》，《栾城集》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按：谢氏所言《韩干画马》也可能指苏轼诗《韩干马十四匹》，《苏轼诗集》卷一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7页），而《王维吴道子画》则有苏辙之同题和诗 （见《栾城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故谢氏以“苏氏父子”连带称之，但实质上是以苏轼为主要论说对象，而张孝祥所心摩手追的也确是苏轼之诗。上述四首苏轼诗，都具有章法奇特、笔力雄强的特点，后人对它们的评论依次如下：“奇气纵横，而句句浑成深稳”［4］（P321）；“语意稳惬，亦极和韵之能事”［4］（P180）；“游刃有余，汪洋自恣，漆园之言也”［4］（P2792）；“运意运笔，俱极奇变”［4］（P3132）。与这种纵横自如、游刃有余的成熟境界相比，张孝祥诗显得火候未到。张孝祥自称要“更读书十年”，表明他对自己与苏轼的差距心知肚明。可惜他说出此语后不久即遽然去世，未能在诗歌艺术上更上一层楼。清人评张诗曰：“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模苏诗，颇具一体。而根柢稍薄，时露竭蹶之状。尧仁所谓读书不十年者，隐寓微词，实定论也。然其纵横兀傲，亦自不凡。”［5］（P1366）说谢尧仁语含微词，恐属妄揣。但指出张诗与苏诗仍有较大差距，则是持平之论。在吕本中、陈与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大家相继涌现的南宋前期诗坛上，张孝祥尚难以出类拔萃。
三
张孝祥的词集中，苏轼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张词模仿的字句并非出于苏词，反倒以苏诗为多。例如《鹧鸪天·送钱使君守横州》：“舞凤飞龙五百年，尽将锦绣裹山川。”袭用苏诗《临安三绝·锦溪》：“五百年间异人出，尽将锦绣裹山川。”《鹧鸪天·饯刘共甫》：“醉余吐出胸中墨，只欠彭宣到后堂。”袭用苏诗《张子野年八十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菩萨蛮》：“多病怯杯觞，不禁冬夜长。”袭用苏诗《次韵乐著作送酒》：“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此外袭用苏赋、苏文的例子也不少，例如《水龙吟过浯溪》：“长啸一声，山鸣谷应，栖禽惊起。”分明与苏轼《后赤壁赋》的“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以及苏轼《石钟山记》的“山上栖鹘，闻人声惊起，磔磔云霄间”有所沿袭。又如《水调歌头》一阕，题作：“汪德邵作无尽藏楼于栖霞之间，取玉局老仙遗意，张安国过，为赋此词。”全词如下：“淮楚襟带地，云梦泽南州。沧江翠壁佳处，突兀起红楼。凭仗使君胸次，为问仙翁何在，长啸俯清秋。试遣吹箫看，骑鹤恐来游。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凛不能留。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付水东流。”词中大量檃括苏轼《赤壁赋》《后赤壁赋》中的句意。表面上看，这与张诗的情况大同小异，其实不然。因为张诗模仿苏诗的字句，是同一种文体内部的沿袭，自身缺乏创新意义。而张词模仿苏诗乃至苏赋、苏文，却是异质文体之间的移植，具有变体的意味。春秋时晏婴论制羹之法曰：“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又曰：“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颖达疏曰：“齐之者，使酸咸适中，济益其味不足者，泄减其味大过者。”［6］（P1400）张诗模仿苏诗的字句，难免“以水济水”的缺点。张词模仿苏诗、苏赋，则颇有可能达到“济其不及，以洩其过”的效果。以上引《水调歌头》为例，此词所咏之“无尽藏楼”位于黄州，濒临大江。张孝祥登临此楼，俯瞰滚滚东流的江水，自会想起《念奴娇》那首著名的苏词。但他偏偏弃之不顾，仅有“沧江翠壁佳处，突兀起红楼”二句袭用苏词《水龙吟》中“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句意，其余均以苏赋为檃括对象。将赋中旨意檃括入词，篇幅紧缩，字句变得更加凝练有力，例如《后赤壁赋》云：“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张词则浓缩成三句：“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凛不能留。”《赤壁赋》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词中则浓缩成三句：“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赋体本以铺陈排比、兼擅叙事为文体特征，词体却是篇幅精简、以抒情为主，这首张词通过括而汲取赋体之优点，同时又保持词体之特征，相得益彰，遂成佳作。这就突破了张诗模仿苏诗而未能臻于高境的困境。
此外，张词还有转益多师的特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借鉴对象便是杜诗。例证甚多，从手法来看，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是直接袭用，例如《念奴娇》“遥怜儿女”袭用杜诗《月夜》“遥怜小儿女”；《水调歌头·为时传之寿》“指点虚无征路”袭用杜诗《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指点虚无是征路”；《青玉案·送频统辖行》“思得英雄亲驾驭”袭用杜诗《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驾驭必英雄”；《鹧鸪天·饯刘共甫》“忆昔追游翰墨场”袭用杜诗《壮游》“往昔十四五，追游翰墨场”；《水调歌头·与喻子才同登金山，江平如席，月白如昼，安国赋此词调》“倒影星辰摇动”袭用杜诗《阁夜》“三峡星河影动摇”；《二郎神·七夕》“乔口橘洲风浪稳”袭用杜诗《酬郭十五判官受》“乔口橘洲风浪促”；《浣溪沙》“倚竹袖长寒卷翠”袭用杜诗《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蓦山溪·和清虚先生皇甫坦韵》“天一笑，物皆春”袭用杜诗《能画》“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菩萨蛮·舣舟采石》“白鸟去边明”袭用杜诗《雨》“白鸟去边明”；《菩萨蛮》一词甚至两次袭用杜诗：“云鬟香雾湿”句袭用杜诗《月夜》“香雾云鬟湿”，“春从沙际归”句则袭用杜诗《阆水歌》“更复春从沙际归”。第二类是化用或暗用，例如《蝶恋花·送姚主管横州》“冥冥四月黄梅雨”，乃据杜诗《梅雨》“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诸句融化而成；《踏莎行·五月十三日夜月甚佳戏作》“云鬟玉臂共清寒”，乃据杜诗《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二句融化而成；《柳梢青》“发稀浑不胜簪”，乃据杜诗《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二句融化而成。张词还用更加复杂的方式化用杜诗，例如《浣溪沙》：“鳷鹊楼高晚雪融。”辛注引杜诗《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雪残鳷鹊亦多时”，固是，但此处还可增引杜诗《晚出左掖》“楼雪融城湿”，张词其实是将两处杜诗融合化用而成。有些张词多次化用杜诗，例如《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猩鬼啸篁竹，玉帐夜分弓。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千里风飞电厉，四校星流彗扫，萧斧剉春葱。谈笑青油幕，日奏捷书同。诗书帅，黄阁老，黑头公。家传鸿宝秘略，小试不言功。闻道玺书频下，看即沙堤归去，帷幄且从容。君王自神武，一举朔庭空。”辛注分引杜诗《祠南夕望》“山鬼迷春竹”、《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玉帐分弓射虏营”、《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生理只凭黄阁老”、《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君王自神武”等句为注，其实还可补引杜诗《洗兵马》“捷书夜报清昼同”来注“日奏捷书同”一句。在一首词中竟然连续五次化用杜诗句意，密度之大，相当罕见。从北宋词坛开始的以诗为词的风气，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将诗体中发育得十分成熟的手法移植到词体中来，化用前人诗句入词便是重要的途径，从苏轼到周邦彦，莫不如此。张孝祥大量化用前人诗句入词，正是对前辈词人成功经验的充分借鉴。由于杜诗是古典诗歌艺术的典范，化用杜诗入词当然会具有高屋建瓴的技术优势，这是张词达到较高艺术成就的奥秘之一。
四
一位作者要想在诗坛或词坛上获得较高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写出世所传诵的名篇。正是在这一点上，张词获得了众口一声的赞誉，而张诗则显然未能达到如此高度。下文试以张孝祥诗词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倾向为例来进行论证。谢尧仁在《张于湖先生集序》中指出：“盖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情蓄于中而发于外，抗金复国就成为其诗词的重要主题。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侵，张孝祥忧国如焚，与友人分韵赋诗以抒感，题曰：“诸公分韵‘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得‘老、庭’字。”“蹑冒顿之区落”二句出于汉人班固《封燕然山铭》，此铭歌颂汉将窦宪大败匈奴的功绩，是闪耀着爱国精神光辉的历史文献。诸公以此分韵，本身就凸显着爱国主题。张诗之二即押“庭”字韵的一首如下：“吴甲组练明，吴钩莹青萍。战士三百万，猛将森列星。挥戈却白日，饮渴枯沧溟。如何天骄子，敢来干大刑。呜呼三十年，中原饱膻腥。陛下极涵容，宗祊甚威灵。犬羊尔何知，枭镜心未宁。囊血规射天，苍蝇混惊霆。佛狸定送死，榆关不须扃。虏势看破竹，我师真建瓴。便当收咸阳，政尔空朔庭。明堂朝玉帛，剑佩鸣东丁。八章车攻诗，十丈燕然铭。我学益荒落，尚可写汗青。”此诗开篇高屋建瓴，渲染宋军的强大实力和饱满斗志。然后写虽然靖康以来国土沦丧，如今敌军又猖狂来犯，但他们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其实当时敌强我弱，宋军并无胜算。但诗人却满怀必胜的信心，这完全是爱国精神高涨的表现。一个月后金主亮兵败于采石矶，随即毙命于扬州，“佛狸定送死”竟然成为准确的预言！应该说此诗气势雄伟，风格豪壮，是一首爱国诗歌中的佳作。但如果与陈与义、陆游的同类作品相比，未免稍逊一筹。本文想论证的则是，张孝祥作于同期的爱国词作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
例如作于同年十一月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同年十二月，张孝祥赋《六州歌头·和庞佑父》：“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前一首歌颂宋军大捷，风格豪壮；后一首慨叹国势不振，情调低沉。但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抒写了词人的忧国情怀，表达了深厚的爱国精神，与前引《诸公分韵‘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得‘老、庭’字》一诗的主题走向完全一致。但就艺术水准而言，则这两首词所达到的境界远胜于前诗，试作浅析如下。
《水调歌头》歌颂的是虞允文督宋军于采石矶击败金主亮所率金军之事，自从岳飞被害以来，宋军已经二十年没有取得如此振奋人心的胜利了。捷报传来，正在宣城闲居的张孝祥既为宋军获胜欢欣鼓舞，又为自己滞留后方未能亲赴前线而感遗憾，开篇两句描写冬季景象，而国家形势与个人遭遇引起的无限感慨也交织其中，奠定了全篇的情感基础。下文如“湖海平生豪气”及“周与谢，富春秋”等句，既是对建此奇功的虞允文的赞誉，也暗含对自己的期许。“周与谢”句以历史上率南军战胜北师的周瑜、谢玄这两位名将来歌颂虞允文，用典精确无比。“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既是怀想周瑜、谢玄当年鏖战的两个古战场，又以荒芜之景暗指国势不振、奇功难再的现实，借古讽今，融情入景，皆达浑然一气之境界。结尾二句正面绾结自身，吐露誓师北伐、以清中原的壮志，且将情绪与文气再度振起，极抑扬顿挫之能事。由此可见，此词章法细密，境界浑成，确为佳作。《六州歌头》作于建康留守张浚的席上，此时金军南侵的势头虽然受挫，但宋军未能乘胜北伐收复失土。张孝祥站在建康城头举目远眺，看到的是田园荒芜、敌骑驱驰，昔日的千里良田竟然成为敌酋的射猎之地！而南宋小朝廷不思恢复，一心议和，双方的使臣不绝于途，中原遗民心系故国却毫无希望！此情此景，当然会使词人悲愤交加。清人陈廷焯评曰：“张孝祥《六州歌头》一阕，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惟‘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无余味。或亦耸当途之听，出于不得已耶？”［7］（P3912）陈氏论全词甚是，对尾句之指责则非。据《朝野遗记》记载，张孝祥在张浚的席上赋此词，“歌阕，魏公为罢席而入”［8］（P512）。张浚（魏公）是朝廷重臣，平生力主抗金，此时垂垂老矣。他受到此词的感动，不会仅因尾句之“提明忠愤”，而是对词中描绘的河山破碎的局面深感忧虑。因为此词除了尾句以外，全词均是即目所见式的写景与叙事，表面上不动声色，骨子里则浸透着满腔悲愤。尾句云云，只是画龙点睛而已。相对而言，前引那首张诗未有写景叙事的艺术烘托而直抒己见，未免直截浅露而缺少文外曲致，远不如二词之含蓄蕴藉，耐人咀嚼。
五
我们再看张孝祥诗词的第二个重要主题倾向。张孝祥喜爱自然，平生所到之处，无不题其山水，咏其风月，故题咏景物之作在其诗集、词集中均占极大比重。为免散漫，下文仅取其吟咏江湖月夜的一组诗词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四月，正在知静江府任上的张孝祥降职放罢，六月离开桂林北归，八月十四日到达湘江入洞庭湖口的磊石山，阻风，乃遥向湖中金沙堆岛上的洞庭湖君庙祈风，二更南风大作，乘风发船，次日中午到达金沙堆，登岛祭奠洞庭君庙。［2］（P1613）张诗《金沙堆》纪其事甚详：“旁船守风四十日，我行昨夜到磊石。山头望君乞杯珓，僮仆欢呼得头掷。二更南风转旗脚，打鼓发船晓星落。秋光净洗八百里，亭午投君庙前泊。”传诵万口的《念奴娇·过洞庭》即作于十四日夜间，词曰：“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宋人魏了翁跋此词云：“张于湖有英姿奇气，著之湖湘间，未为不遇。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方其吸江酌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9］（P96）为何此词能达到如此杰出的艺术境界？我们不妨将它与类似主题的张诗进行对读。
张诗中颇有吟咏波光月色的篇章，例如《中秋书事》：“江月清光冷，波亭夜色奇。流萤翻露草，倦鹊绕风枝。素魄不长满，故人频语离。有怀千里恨，若为一杯辞。”又如《三塔寺寒光亭》：“亭依三塔占清幽，松竹环除翠欲流。晚色晴开千嶂月，波光冷浸一天秋。琼瑶影里诗僧屋，云锦香中钓客舟。风远不知何处笛，雁声惊起荻花洲。”还有《湘中馆》：“云去月在沙，潦净秋满川。北斗挂落木，西风送归船。去年过湘中，夜半投马鞭。篝灯洗尘土，所见只屋椽。鸡鸣问前途，残梦兀担肩。那知阑干外，有此山水妍。微微清露漙，稍稍明河偏。孤光耿自照，静极忻所便。身世两悠然，吾其逐飞仙。”前二首写水写月仅是稍做点染，故未能臻于高境，或许是诗体的篇幅所限。但第三首是五古，本无篇幅限制，况且此诗与《念奴娇》作于同时，眼中之光景与心中之情思完全相同，“孤光耿自照”之句甚至与词句“孤光自照”相重，可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相去甚远。原因何在？清人黄氏评此词云：“写景不能绘情，必少佳致。此题咏洞庭，若只就洞庭落想，纵写得壮观，亦觉寡味。此词开首，从‘洞庭’说至‘玉界琼田三万顷’，题已说完。即引入‘扁舟一叶’，以下从舟中人心迹与湖光映带，写隐现离合，不可端倪。镜花水月，是二是一？自尔神采高骞，兴会洋溢。”［10］（P3077）此评颇具眼目，两者相比，《念奴娇》确实将皎洁晶莹的月光与纯净清澈的心境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光风霁月般洁白通透的艺术境界。王闿运评曰：“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11］（P4294）正是着眼于此。更重要的是，此词写景抒情皆是笔力酣畅，而且全部笔墨皆集中于构建一个澄澈光明的境界，绝无芜词累句。《湘中馆》一诗则不然。首先，诗中阑入对去年风尘仆仆未见美景的失意经历的回忆，虽有从反面烘托当下良辰美景的意图，但毕竟破坏了全诗意境的统一浑融。其次，诗中对洞庭月色的描绘不够出色，对内心情思的抒写则不够深刻，全诗颇似草草成篇，不像《念奴娇》那样狮子搏兔用全力。我们在张孝祥的言论中未见有轻诗重词的观念，但就《念奴娇》一词与《湘中馆》一诗而言，作者对诗、词二体的写作态度确有轻重厚薄之分。其实在本文第四节中分析的有关爱国主题的那组诗、词，也有类似的差别。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六
那么，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张孝祥诗不如词的原因又何在呢？让我们分别对宋诗史与宋词史的两条发展脉络来进行分析。
先看前者。以“元祐”为时代标志的北宋后期诗歌是宋诗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苏、黄，他们的诗歌创作对唐诗的艺术规范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有意疏离，从而创造出与唐诗颇异其趣的宋诗风貌。后人无论是表彰宋诗，还是指责宋诗，几乎都是集矢于苏、黄，原因即在于此。从总体而言，到了北宋末期，诗坛上针对唐诗风貌而进行的陌生化追求已达极致。物极必反，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便是对唐诗规范的复归。靖康事变部分打乱了诗史的进程，但并未彻底改变这种趋势。于是，南宋诗坛上或迟或早必定出现否定之否定的新趋势，也就是必定会出现对北宋末期诗风的新的疏离。这种疏离的对象经常被认定为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江西诗派，其实也包括王安石和苏轼在内，因为他们都是宋诗特色的创造者，他们的创作都与唐人有所疏离，不过程度与方式有异而已。诗风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它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酝酿过程，所以宋室南渡之初的诗坛风气仍与“元祐”一脉相承。南宋诗坛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复归唐诗风范的诗人当推陆游和杨万里，他们早年的诗作均笼罩在苏、黄的影响之下，后来才努力摆脱。陆游诗风转变的关键年龄是四十八岁至五十六岁，也即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七年（1180） （参见拙文《陆游“诗家三昧”辨》，《莫砺锋文集》第三卷，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510—511页）。杨万里诗风转变的关键年龄是五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也即从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至淳熙十二年（1185） （参见拙文《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莫砺锋文集》第三卷，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583页）。此时距离宋室南渡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张孝祥比陆游晚生七年，比杨万里晚生五年，却比陆游早卒四十一年，比杨万里早卒三十七年。当陆、杨诸人开始转变诗风时，张孝祥早已不在人世。正如前文所述，张孝祥始终对苏诗心摹手追，但内心已有超越苏轼之意图，不过未及实现而已。也就是说，享年不永限制了张孝祥诗风走向成熟。即使张孝祥的诗才不输于陆游、杨万里，他也没有可能实现对“元祐”诗风的疏离，也就不能像陆、杨那样自成一家，并进而成为南宋诗坛的盟主。
再看后者。宋词的发展与宋诗并不同步。宋诗的新气象早在梅尧臣、欧阳修手中已露端倪，但词风仍然延续晚唐五代，直到苏轼登上词坛，词坛风气才得焕然一新。苏轼对词风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范围的扩展，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12］（P3690）二是豪放风格的创立，正如南宋胡寅所评：“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13］（P358-359）虽说苏词中兼有这两个特点的作品为数不多，但一种全新的豪放词风已经形成。然而苏轼对词风的革新带有超前的性质，整个词坛的风气仍在沿着旧有轨道前行，直到南宋初期才得到真正的响应。刘扬忠先生指出：“在北宋之世，词坛学苏者寥寥无几。……必待‘靖康’乱起，如狼似虎的女真军队横扫中原大地，踏破了文人学士浅斟低唱的歌台舞榭，摧毁了生产软媚小词的楚馆秦楼，惨酷的家国剧变方才改变了大部分人的文学观与词体观，使他们感受到了以诗为词、以词言志的需要与必要，于是南渡之际和南宋前期，词坛学苏者才风起而云涌。”［14］（P259）张孝祥于南宋前期崛起于词坛，正处于苏轼词风的影响方兴未艾之际，可谓得其时哉。然而此期词坛，虽然学苏已成风气，但像张孝祥那样高度自觉地以学苏为创作目标的并不多见。张孝祥作词，无论是题材取舍还是风格倾向，都与苏轼“以诗为词”的精神相一致。张词亦有少量筵间尊前的应酬之作，但多数作品都是抒写宦情羁思等生活感慨，以及慷慨壮烈的爱国情怀。张词的风格则以清旷、雄壮为主要倾向，南宋人陈应行称张词有“潇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2］（P1745），确非虚誉。在南宋初期的词坛上，张孝祥堪称东坡词风最杰出的继承发扬者。张词的艺术成就比年辈稍晚的辛派词人陈亮、刘过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天假以年，他完全有可能辅佐辛弃疾主盟一代词坛。
因此张孝祥的诗、词创作虽然都是处于南宋前期这个历史时期，而且都有学习苏轼的创作特点，但它们在宋诗史与宋词史上却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故而前者徒成尾声，后者却独得先机。张诗的成就不如张词，其客观原因或在斯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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