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二共识”诞生至今，已从概述一段文字或历史的“话语简称”，逐渐演变为具有特殊政治意涵的“话语符号”。不过，被置于迥异的社会中后，不同的政治主体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大陆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试图建构符合自身需要的集体记忆。使用政治现象学的研究框架，梳理“九二共识”的符号化过程，关注其与主体“一个中国”之间的联系，在事实、事态、事件三个层面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通过描述对象的“如何”而不是“什么”，可以归纳出大陆方面强化二者间联系的方法，并找出二者在台湾地区“失联”的原因。

关 键 词：“九二共识”  政治现象学  象征  符号  the "1992 Consensus"  political phenomenology  symbol  sign 

2016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但“时”和“势”始终在祖国大陆一边。基于上述新情况，在后“两蒋”时代，海峡两岸有关国家认同方面的任何共识都显得弥足珍贵。因此，海协会和海基会于1992年取得的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的意义尤为重大。自该名词被创造出来后，各方围绕“九二共识”展开的攻防就不曾停歇。国民党以“一中各表”为核心内涵，对“九二共识”先坚持，后退却；民进党始终不承认存在“共识”；大陆方面则立场坚定地抓住一个中国原则；而从普通民众对该符号象征意义的接受度来看，两岸民众差别较大。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本文尝试使用政治现象学的分析方法，通过梳理“九二共识”的符号化过程，以及和主体“一个中国”之间的联系，在事实、事态、事件三个层面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力求归纳出大陆方面强化二者间联系的方法，并找出二者在台湾“失联”的原因。

一、政治现象学的分析思路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92年至今，“九二共识”从概述一段文字或是历史事实的“话语简称”，逐渐演变为具有特殊政治意涵之“话语符号”的过程。简言之，在经过一系列意识形态赋意、自上而下推广后，我们注意到“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已产生了牢不可破的联结。海峡两岸凡具有基本常识的社会成员，只要看到、听到、接触到“九二共识”，都会在思维领域迅速联想到“一个中国”。因为符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行动，一种约定，在特殊的场合或领域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①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进一步调动个体的感受，引发联想，可使普通符号特殊化，产生象征的意义。符号的上述特点促使大陆方面努力让各方均接受该符号，并使“九二共识”在思维领域内呈现出与“一个中国”的认知重叠。

关于象征的产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使用政治现象学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九二共识”如何被感知为“一个中国”的象征。该框架有“事实”“事态”“事件”三个从实在到抽象的不同层面：“‘事实’可被理解为由对过往的描述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事态’则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化，即需要在感知客观事实的同时对其附加判断；‘事件’具有明显的集体阐释性，能作为客观的、超越于单独主体的集体情状保留着事实的性质，能够产生关于事态的观念。”②该框架层层深入，在“事实”层面以客观追溯本源，如同遥远的旁观者一样不附加情感和立场。“事态”则与我们的习惯用法有所区别，一般我们多用以描述某种局势，这里则是指融合客观实在和人的价值判断后，承上启下，通向最终预期目标的一个过渡阶段，更像是一个变化中的过程。此处的“事件”，是“事态”在观念中的呈现，因而是一个产生某种效应的结果，是“事实”的升华。

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把“九二共识”的史实、各政党对“九二共识”的解读以及“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的联结，分别与“事实”“事态”“事件”进行对应理解与阐发。梳理该象征符号的形成，精确定位“实然”和“应然”无法匹配的环节，使其将来可以朝预期方向发展。

二、事实层面：1992年两会会谈之纪实

“九二共识”这一名词的核心内涵源于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的会谈。由于“九二共识”是一个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抽象表述，因而存在不同理解的可能。在事实层面，“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分别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象征在该层面的最大挑战是象征物本身的“存在”成为问题，唯有确证“存在”的事实，该象征才有生命力。因此，全面、系统地回顾历史是必要的。

1987年，两岸隔绝状态结束。为应对交往中需要双方协商才能解决的问题，1990年11月21日，由台湾当局主导，“未来主要任务是处理与保护两岸民众权益有关的事务性工作，接受台官方委托办理各项涉及公权力的事务”③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对大陆出具的公证书进行查证属于其工作内容之一。很快，台湾陆委会宣布，原则上开放邮寄大陆航空挂号函件，其中必须与大陆有关单位接触的工作，委托海基会负责处理。④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为方便交往，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的推动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于1991年12月26日成立。台湾当局的政策调整固然有利于交流的一面，但其保守的做法经常直接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为两岸人民的交往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如台湾当局规定，两岸人民通婚登记，必须经过海基会查证，但查证文书极不方便，往往需由海基会派员赴大陆担任公证人或查证事实。⑤1992年1月20日，中国公证员协会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认为，台湾当局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大陆公证文书作为私文书对待，是无视大陆公证文书效力”，⑥同时表示，“该会愿意就两岸公证文书的使用问题，包括对两岸公证文书的真伪质疑相互查询的问题，与海基会进一步交换意见。”⑦

1992年3月22日，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补偿”两项议题进行了首次事务性商谈。商谈开始后，海基会在宣称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与会谈的“技术性事务无关”的同时，坚持“文书验证”的措辞，对挂号函件同样援引国际通邮的做法。以上做法明显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等于把国内事务国际化，大陆方面无法接受，致使第一阶段商谈未达成共识。此次会谈受挫说明，即使是事务性商谈，如果没有“一个中国”的认知前提，协商难有突破。3月30日，唐树备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双方分歧的关键在“一个中国”的提法上，由于两岸没有统一，“所以首先应明确我们商谈的或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至于用什么形式来表述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愿意讨论”。⑧

海协会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坚持海峡两岸交往中的问题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具体表述方式则可以讨论。为妥善处理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台湾当局不得不着手研究如何回应。4月25日，台湾方面“国统会”举行改组后的首次全体会议，重点讨论“一个中国”的含义如何界定。李登辉表示，“一个中国的涵义问题，在当前国家发展、两岸关系的处理及国际关系的推动，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⑨5月19日，有“国统会研究委员”认为，“中国的主权问题应予以虚悬或冻结”。⑩此番表态引起各方不满，大陆方面更是无法接受。次日，唐树备在纽约重申，“海峡两岸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海协会已受权可与台湾有关受权团体与人士就涉及政府行政权力问题签订协议性文件，以解决两岸关系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1)8月1日，台湾方面“国统会”讨论“一个中国”的含义，作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分治”的结论。(12)此结论有将“一国两府”构想公开化、具体化之嫌，但在通过的与之对应的说明性文字中，开篇即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13)至此，“一个中国”由“不能谈”变为“可以谈”。8月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发传真，诚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晤面。在和台湾当局核心人物商谈后，8月22日，辜振甫正式复函接受邀请，“并提议双方于适当之时日，在新加坡举行晤谈”。(14)抓住台湾当局已表明的“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立场，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并强调“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我会认为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

10月27日，海基会与海协会人员在香港就两岸公证文书查证、间接挂号邮件之查询与补偿问题，再次举行事务性商谈。无奈又因“一个中国”问题未有突破，11月1日协商宣告暂时中止。但在谈判期间，海协会和海基会分别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各自提出了五种文字表述方案，海基会又补充了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三条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16)经海协会内部评估，认为该案提法比较好，可以表明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于是，海协会将我方提出的与之相近的第四案，即“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17)作为基础，稍做改动拟为应对。11月3日，海基会来函，正式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经主管机关同意，海基会于当晚发布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新闻稿，称关于一个中国原则，“本会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可以接受”。(18)11月16日，海协会正式致函海基会，并通过新华社等媒体向国内外广播函件内容。函件中明确说明，“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19)12月3日，海基会复函未提异议，同时将11月3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有关“一个中国”的部分予以重复，等于是在“各自表述”的基础上重申立场。两会就此完成突破，后续协商得以继续，并很快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

以上过程，构成了经过协商、相互认可的历史事实。该事实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绝非没有记录的凭空捏造。当年两会的函件、有关人员的通话记录、两岸权威媒体的跟进报道俱铁证如山。两会所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之共识，日后被称作“九二共识”。

三、事态层面：各方对“九二共识”的诠释

两岸在事态层面的攻防最为激烈。这一方面囿于事实不易抹杀，只能将焦点放在有无达成“共识”和达成了什么“共识”上；另一方面，事态的走向，直接关乎思维领域中产生想象的结果。在“一个中国”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努力让“九二共识”在思维活动中完成与“一个中国”的想象重叠，使“九二共识”在意识中被形象化为“一个中国”的标志；国民党方面虽也希望利用“九二共识”，不过其阐释和由此产生的想象对象，与大陆存在较大差异，且近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相比之下，民进党则竭力让二者“失联”，如实在回避不了，就竭尽所能对“九二共识”进行污名化处理。

2000年，民进党上台。为最大程度弥合各方在“一个中国”提法上的巨大分歧，4月28日，苏起在淡江大学举办的“21世纪的台湾发展与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建议以“回到九二共识”取代有关“一个中国”的争执，至于“九二共识”的内容则各自解释。(20)苏起使用该名词的初衷，是为了找到一个妥协的新基础，希望“将来只要说‘回到九二共识’，然后中共就可以继续讲他那套，台湾可以讲我们这套，大家都过得去”。(21)此时，该话语的内涵远不及今天丰富，也尚未进行国家认同层面的“赋意”。

民进党始终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方法上，两任地区领导人又有所不同。陈水扁是避重就轻、打“议题牌”。比如，他诡辩说“如果说要有‘共识’，那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所谓‘AGREE TO DISAGREE’”；“九二年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九二年的精神就是‘对话、交流与搁置争议’”。(22)他的表态前后矛盾，如一面表示“将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之前会谈的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23)一面却宣称“我们不认为在一九九二年，彼此曾就一个中国原则达到共识或结论，这是很清楚的事情”。(24)不难发现，其目的就是避免直接使用“九二共识”，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淡化认同、虚化国家。以上是试图让“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彼此“失联”的第一种手段，即竭力使之“脱钩”，通过否认“一个中国”和“共识”的存在，妄图以“九二精神”等名词取而代之，从而在源头上消除“九二共识”的出现。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后，蔡英文在回应“九二共识”这一核心问题时表示，至少应包含四个关键元素：“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25)2020年5月20日，她更是把“作为共同体的台湾”放在连任演说的开头，特别将“生死与共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光荣感”挂钩处理，声称“这将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结合其近年来在舆论上宣扬“一国两制”是要“吞并台湾”、政治谈判是要“矮化台湾”等动作，可以看出，与陈水扁试图在正面回应时的狡辩不同，蔡英文的手法更加隐蔽。概而言之，就是坚决回避不接招，通过民进党当局关于“国家认同”的表述，仅赋予“九二共识”充满“敌意”的象征意义，以此激发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意。

大陆方面，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唐树备于2000年11月15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台湾当局任何歪曲和否认‘九二共识’的言行，都不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26)当月30日，在国务院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台湾地区《中国时报》《联合报》的记者，均提出了关于“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27)针对提问，发言人采取了避免直接引用，但不提异议，同时肯定其一个中国原则表述的方式加以答复。可见对于如何看待“九二共识”一词，内部仍需评估。2001年3月16日，时任海协会秘书长李亚飞首度回应“两会‘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指出“共识”就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8)此次表态是具有官方性质的第一次“赋意”，是“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直接结合的开端。很快，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只有承认九二共识才能改善两岸关系》的评论员文章，明确否认了“没有共识的共识”和所谓“搁置争议、对话交流”的“九二精神”等提法。(29)至此，“九二共识”这一话语完全被大陆方面确认，且拥有了苏起不曾赋予的新含义，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且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扩充以上内涵后，“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始得到有意识地强化。国家领导人较早公开使用“九二共识”可追溯至2004年11月20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对话与谈判可以立即恢复”。(30)在2005年的“胡连会”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31)成为两党的共同主张。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32)“九二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意志的表达。

呼应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需求，在核心要义“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大陆方面通过改变“九二共识”的搭配用语，传达不同的政治信号以配合对台工作的开展。在两岸关系缓和、大交流期间，发挥“九二共识”搁置争议的作用；当两岸关系倒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态度模糊不清，反而抓住大陆求同存异的善意，借机宣扬“台湾自主性”和“中华民国”时，大陆方面毫不犹豫地重点突出了“九二共识”里的一个中国原则。

尽管当前国民党在原有立场上出现大幅倒退，但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国民党还是岛内坚决维护“九二共识”的中坚力量。在时任党主席连战的带动下，领导层的萧万长、吴伯雄，深度介入1992年两会会谈的辜振甫、马英九纷纷响应。马英九还以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身份指出，“民进党可以不赞成‘九二共识’的内容，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有‘九二共识’存在。”(33)上述举动一方面是老一代国民党人价值观念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台湾选举政治的现实需要，国民党需要有明显区别于民进党的核心价值，而“九二共识”能很好地承担这一功能。马英九接任党主席后，国民党大陆政策趋于成型，其核心“九二共识”被阐释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马英九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台湾与大陆“一国两区”的定位，提出“不独、不统、不武”的政治主张。大陆方面虽不满意，但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包容，“一中各表”勉强发挥着“弱共识”的作用。2008年3月，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安全等层面的交流合作全方位展开，两会协商机制和国共平台持续热络，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实现会面。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更是在新加坡实现了自1949年后的首次会晤。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代表两岸中国人智慧的“九二共识”，完全有化解矛盾的能力，助力两岸关系继续前进。

遗憾的是，2016年以后被动的选情，让国民党内年轻党员对既有核心立场价值产生动摇，本土色彩鲜明的江启臣在新世代的支持下大胜郝龙斌。基于选举策略考量，国民党似乎认为，在统“独”议题上，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坚持和民进党截然相反的立场。2020年补选后，江启臣接任党主席，国民党的两岸论述随即出现重大倒退。以江启臣的“九二共识Plus”主张为例，“九二共识”被曲解成“‘中华民国’主权、台湾和平安全、自由民主人权和两岸共荣健全”。(34)由于该论述与民进党已非常接近，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巨大反弹声浪。有识之士认为，处理两岸关系原本是国民党的强项，现在不能因为民进党的“抹红”就不敢讲，国民党不能成为民进党的“尾巴党”。连战通过办公室发表声明，亲自阐述他对“九二共识”的看法。声明稿里明确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但对一中涵义的认知不同，所以双方各自表述，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因“足以达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其价值不容否认抹煞”。(35)面对质疑，江启臣紧急“灭火”，迫于各方压力，提出所谓“宪法九二”。江启臣以这样的理念处理两岸关系，显然难有作为，更引发了“深蓝”群体的明显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张亚中于2021年党主席选举中异军突起，得票仅次于最后胜选的朱立伦。如此亮眼的表现，值得新任党主席回味深思。目前，国民党关于“九二共识”的最新论述，基本回归到马英九时期的水平。谨慎的朱立伦虽使用党纲和党章做了一些模糊化处理，但也提出希望两岸能更进一步，达到“求同尊异”，在胜选感言中更是表达“做比说更重要”的积极姿态。“百年老店”如何走出败选阴霾，新任党主席的大陆政策值得关注。

四、事件层面：“九二共识”的符号化

从大陆方面确认这一话语算起，“九二共识”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最终拥有了稳定的内涵和崇高的地位。通过特设的专门性纪念活动，如2012年“九二共识”二十周年座谈会，通过政治权威人物在重要场合，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两会上有规律地使用等，在重要时间节点提及“九二共识”的行为，已能被视为相对固定的政治仪式之一部分，具备了“规范性刻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编码解码过程”的特点。(36)精英使用、媒体宣传，从最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现在的为我所用，“九二共识”在大陆被不断强化，已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概念构建与推广普及。

从最初概述一段文字的“话语简称”，到逐渐演变为具有特殊政治意涵的“话语符号”，这意味着一种集体记忆的成形。“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37)其表现之一，是每个词语均会伴随有独特之回忆。哈布瓦赫认为，社会在“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38)成功塑造集体记忆，表明社会成员拥有了稳定的“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意味着是基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非“他人”的，是基于共通的文化血缘和共持的价值信念，便于厚植共同体的命运感。“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谋求国家统一’为方向”(39)的“九二共识”，因能起到激发人们对“一个中国”产生想象、增强国家认同的作用，而逐渐被神圣化，最终成为“一个中国”的象征之一，服务于培养国家认同、追求两岸统一。二者间联系逐步强化的过程，即“九二共识”在事件层面的价值。这里讨论的“事件”与日常使用的“事件”一词有较大区别。对照本文的定义，事件首先需要具备“集体阐释性”“保留着事实的性质”等要素；其次是“关于事态的观念”，产生群体对于前期所积累知识的价值判断。(40)对照以上两条，“九二共识”在大陆民众的观念里，相应产生两层基本认知，一是1992年海协会与海基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确认“一个中国”进行过讨论，两会间往来函件和当时媒体的报道都记录下了这一“历史事实”；第二层更为关键，即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即一个中国原则已获海峡两岸双方认可，仅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存在分歧。因此，政治话语“九二共识”完全具备成为代表“一个中国”象征符号的条件，成为构成集体记忆的标志性素材。

首先，“九二共识”可以传递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营造共同政治情感，构建一致政治理想，很适合成为一个适宜传播的、能“将政治现实由观念化走向符号化的标语口号”。(41)其次，作为对一段历史的语言描述，“九二共识”采用事情发生的“时间”加“内容”的方式进行命名。与此类似的符号不胜枚举，如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双十协定”等，但“九二共识”的效果则大不一样。传统符号的指向是明确的，要么是具体的物件，如“双十协定”指代《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要么是内容的形式或性质确定，如“运动”或“事变”。“九二共识”采用“共识”一词对内容进行归纳，客观上不及上述符号那样指代明确，留下了不同解读的空间；但其温和、善意的基调确保了该符号兼具包容性和凝聚性，能有效“削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时间沟壑，以表现或增强主体对未来目标的信心”，(42)能与大陆民众内心渴望且未曾达到的目标彼此融通，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起到正面暗示的作用。同时，“共识”是理念的产物，无具体存在的载体，免去了伦理领域的评价之忧。最后，与一般意义上的事件相比，“事件”层面上“九二共识”的符号化，除有“事情、事项”和“不寻常的大事”等一般含义外，通过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建构，在拥有“事实”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化“事态”的发展，使抽象的话语所指具体化、神圣化，一个政治话语最终升华为一个特定的符号。当“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建立起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后，该词便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承载特定历史蕴含，凝结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话语符号。

经过二十余年的广泛使用，“九二共识”完成由政治话语向符号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符号是被使用者共同约定，用来表达意义，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是“携带意义的感知”。(43)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使用者和接受者在潜意识里，已达成某种契约，都遵循相同的规则，有一个经双方认可的“过滤机制”存在，能把不符合要求的意义剔除。此时，符号发挥着话语施加权力的作用。“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可以将反映自身意志的政治安排和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基本框架性设想，通过话语权影响下的制度化实践贯彻和落实下去，进而可以使两岸关系按照设定的路径向前推展，并实现预想的目标。”(44)“九二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五、结语

“九二共识”作为大陆方面两岸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人民对祖国统一的强大民意，在大陆民众观念里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其与“一个中国”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一个全新的话语符号已经诞生，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

首先，“九二共识”建立起与“一个中国”的联系只是第一步，离社会成员自觉接受的目标尚有距离。就台湾岛内的接受度来看，无论是企图凭借“中华民国宪法”占据话语权威的国民党，还是以“主体性”话语为中心、“台独”话语为基础、“民主”话语和社会话语为主要诉求的民进党，对大陆赋意后的“九二共识”均持否定态度。因此，在台湾岛内，“九二共识”的影响力有限。其次，关注讨论对象本身，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内涵本就存在异议，“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又让不同立场的人对历史产生不一样的解读。“九二共识”在台湾地区曾经拥有相当高比例的民意支持，遗憾的是，良好势头未能延续。当国民党被所谓“民意”裹挟，从原有立场大幅倒退，有和民进党趋同之势时，“九二共识”也难免会遭遇挑战。在“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缺乏公认的定义时，社会成员不愿在象征物“九二共识”和主体“一个中国”之间发生“想象”时，“九二共识”就有成为无源之水的危机。因此，如何在两个“所指”之间建立联系，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建立关联的新途径等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注释：

①胡传胜：《符号与象征》，《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②王海洲：《想象力的捕捉：国家象征认同困境的政治现象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③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④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⑤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第458页。

⑥新华社：《中国公证员协会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谈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问题》，《人民日报》1992年1月21日，第4版。

⑦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第455页。

⑧唐树备：《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九二共识”的由来》，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⑨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⑩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二》，第326页。

(11)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第470页。

(12)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第479页。

(13)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二》，第429页。

(14)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1998)》，第481页。

(15)新华社：《就台当局对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的涵义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92年8月28日，第4版。

(16)《海协会及海基会在香港工作性商谈中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所提表述方案》，收录于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0-41页。

(17)《海协会及海基会在香港工作性商谈中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所提表述方案》，收录于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第40-41页。

(18)《海基会1992年11月3日新闻稿》，收录于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第42页。

(19)《海协会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商谈致函海基会》，收录于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第46页。

(20)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2008.5)》，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21)苏起：《危险边缘——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收录于许世铨、杨开煌主编：《“九二共识”文集》，第168页。

(22)刘相平：《交锋：台湾岛内对“九二共识”的争议及其影响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6期。

(23)《陈水扁表示愿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央日报》(台北)2000年6月28日。

(24)《陈水扁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林一行否认“九二共识”》，《中央日报》(台北)2000年7月1日；姜殿铭、许世铨主编：《台湾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547页。

(25)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演讲。

(26)《“九二共识”不容歪曲和否认》，《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第4版。

(27)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实录(2000-11-30)》，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xwfbh/201101/t20110106_1679193.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28)《李亚飞指出，两会“九二共识”是篡改不了的》，中新社北京2001年3月16日电，http://www.gwytb.gov.cn/zt/zylszl/92/201101/t20110110_168640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29)本报评论员：《只有承认九二共识才能改善两岸关系》，《人民日报》2001年5月1日，第4版。

(30)《胡锦涛APEC会见布什强调：“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中新网，2004年11月20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4-11-21/26/50803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31)《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网站，http://www.gwytb.gov.cn/szyw/201101/t20110123_1723800.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3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9/c350821-19529916-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7日。

(33)林沂锋：《马英九：民进党不能否认“九二共识”存在》，中新网，2006年2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2-22/8/69393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34)《张亚中：江启臣“九二共识”说牛头不对马嘴》，中评网，2021年4月1日，http://bj.crntt.com/doc/1060/4/7/2/10604726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35)王平：《不要“九二共识”，国民党还剩下什么?》，人民网，2020年6月24日，http://tw.people.com.cn/n1/2020/0624/c14657-3175799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7日。

(36)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再生产：政治记忆的双重刻写》，《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3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3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91页。

(39)余克礼：《回到“九二共识”既有基础是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途径》，《台湾研究》2002年第3期。

(40)王海洲：《想象力的捕捉：国家象征认同困境的政治现象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41)申唯佳：《标语口号演变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战略转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2)王海洲：《国家形象战略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方案——基于象征政治学的探索》，《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43)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44)陈星：《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问题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