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具有“大跨步地跟上时代的”超常规追赶特征，显著缩小了自身与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在“信息革命”引出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潮中，中国学习美国“硅谷”经验并追随其步伐，也已涌现了若干家具有世界影响的平台公司头领企业。但自2020年11月蚂蚁金服公司的上市被紧急叫停之后，这方面中国之内的发展态势，出现明显的变化，对平台公司的整改与纠偏一度成为主基调，批评平台垄断的声音似乎盖过了全面客观评价平台得失的声音。
我撰写此文，是为了力求理性、公允地认识中国数字经济平台的得失，勾画其所依托的创新发展时代背景与可作出的学理解说，在客观评价数字经济平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全面看待其整改，深入分析其有别于既往企业案例的“垄断”问题，进而提出坚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基本认识，以及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各类企业共赢的思路。
数字化创新发展：大势上可作勾画的基本认识
人类社会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之后，走到当今阶段发展的特征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万物互联、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等相关概念。
数字化的概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作为研究者就注意到当时的说法，即“数字化生存”——这个表述为题的著作曾在时间风靡一时，到现在，数字化生存发展特征，就在每日每时我们的周边体现着发展大潮。与此相关，有很多技术视角对这种发展的描述，比如说摩尔定律。从历史比较来看，100多年间，头号强国美国股市市值居前十的企业有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市值第一遥遥领先的，是苹果公司，后面跟着谷歌、亚马逊等等信息高科技公司，一直排到第十位左右，才是原来人们熟悉的实体经济方面的大公司，和金融方面的摩根大通等等，形势变化中确实有全新格局。
中国数字化企业的发展有长足的进步，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计账、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些新兴技术和金融服务在结合中，又和实体经济日益结合，在整个运行中间可以看到给各个行业赋能。
现实非常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当年非常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他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对于科学技术“革命性力量”的认识，和西方学者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里所强调的“创造性毁灭”概念，以及现在企业界大家认同的“颠覆性创新”概念，是相互印证、一脉相承的。
我所致力理论创新的新供给经济学里的解说，是说生产力和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由于供给侧的创新，划分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成为这种阶跃式上升中最关键的因素。发展过程中，科技水平从低到高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进步，传统认识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如果再把科技联系在一起，并不是给三要素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是放大，所以科技是“第一”。
人类社会脱离一般动物界以后，特别值得我们看中的三次革命，首先是农业革命，人类社会摆脱了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原始状态以后，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相对稳定可预期的产出支撑着满足人类需要。这个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到了工业革命，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马克思说的创造的生产力超出原来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总量。信息革命后，再次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是以“阶跃曲线”才能量化描述的“上台阶”发展过程。
具体更细致的分析考察，就是各个时代的特征，从人和物的关系上，看到以工具为标志，怎么样一个一个台阶对应着前面概括地所说的时代概念。现在典型的信息时代，就是大家已经在强调的移动互联、智能化、共享经济，人和人的关系上表明的是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在不断随着生产力的创新发展而走向“共享经济”，这种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又在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
数字经济平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应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的数字化平台代表的数字化，对应着中国现在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更显著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这样的进步，来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数字经济发展中间，大家已经感觉到，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数字化平台作为代表，可以产生一系列值得肯定的经济价值。
首先，通过较完全的信息匹配和优化信用体系建设，实现经济生活中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某些场合成本是感觉趋于零的，人们说的零成本在很多的事情上可以得到推进，交易费用走向越来越低的水平，体现着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关的，就是供需双方的良性、及时互动，可以加大服务的密度和深度，降低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使生产要素的流入更加活跃，并促进知识与科技成果的扩散，扩大有效供给。非常明显，这方面有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原本无法参与供给的潜在市场主体，也能在信息条件支撑之下，加入供给侧，扩大市场边界，对接海量的市场，有效支持创新，并且帮助创新成果更顺利地实现商业化。基于数据支撑，可形成更大规模的集聚效应，为流量变现提供渠道，实现少量用户付费、多数用户免费的平台自身运转，发展和共享经济，这都是它的特征。
对这种经济价值做一些概括以后，还要进一步看到它延伸扩展到社会价值层面，值得肯定的相关进步意义。我们有这样几点总结：
一是数字化平台搭建的基础设施支撑了多领域普惠发展，比如说使带有普惠特点的经济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原来的一些穷乡僻壤，也有淘宝户了，还发展成为淘宝村甚至淘宝镇——全国而言在几年的发展中间，形成了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很多都是过去大家觉得离中心区域还相当远的这些农村区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带有超常规特征的发展过程。
二是数字化的技术提供了普惠金融，在中国也有卓越表现。我们需要肯定，网上小贷靠技术支撑，明显扩大了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很多的小微企业草根创新创业活动，得到了网上小贷的支持。
三是数字化的平台作为基础设施，支撑了普惠的科技，比如现在阿里云对社会是开放的，很多的创业创新者、社会主体，可以便捷地以付费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阿里云，使技术成本降低了70%以上，综合的创新效率至少上升了30%以上。
四是数字化平台对于中国的行业、社会、民生的普惠效应应该加以肯定——行业领先者带动了行业的共同发展，少数的头部企业带动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一起形成产业集群，行业和平台双驱动体现创新还对应到精准扶贫的工作，使颇有社会意义的“社会政策托底”的工作，也得到了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正面效应的支持。
五是提高就业质量，增强创业和就业的包容性、灵活性，对促进真正的普惠性社会公平，也明显有所贡献。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就业息息相关，中国现在每年必须达到两会上所说的就业目标，这两年都提1100万个岗位以上。之所以在复杂严峻的局面下可以把就业指标完成得比较好（比如现在已经得到信息，今年就业的任务现在已经接近完成1100万的指标，如愿达标实现没有任何悬念了），这和我们这些年面对挑战，抓住机遇，发展数字化平台支撑和服务于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功能发挥，有内在联系，而这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为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合在一起是以亿以上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中国新增就业的90%以上。
六是政府的决策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得到了数字化平台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和催化作用。政府自己客观上也需要重视借鉴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经验，跟上数字化时代，继续发展所谓“金字号工程”，对应的有财政、税收的金财、审计部门的金审、海关的金关、公安的金盾、农业的金农、水利的金水等等，二十几个金字号工程将更好地联网和升级发展。数字化大平台以后的发展趋势，不光是对应于配合呼应体制内，在某些区域已经对社会开放，经过一定的资质认证以后，社会的企业和其他主体单位，可以共享这种信息体系提供的信息支持。
数字化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中国数字化平台公司的整改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纠偏和整改。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毛病发生，任何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也不能要求什么事情完美无缺，但必须正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简单地说，可指出的问题包括：平台公司超范围从事金融业务，支付业务存在违规行为，通过垄断地位开展“二选一”式不正当竞争等等，大家已经注意到正在实施纠偏，对二选一这样已经被中国管理部门认定为是垄断因素的不当机制，已有罚款，必须得到整改。
还有我觉得有些东西未必就是直接可以认为是垄断的，但实际上显然有不良作用，比如说我们知道从服务水平讲，不同市场主体的有效供给水平来说在网上会有一个排序，一般的消费者接触信息，是从网上排在第一位的开始看起的，谁可以排在前面呢？前些年出现了花钱买排序，把自己的位置往前抬，这是明显误导消费者的错误机制，但这是不是垄断？未必一定认为是垄断现象，但显然是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需要纠偏。
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应在这方面注意到出现的偏向而加以纠偏和整改。至于说可能威胁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等等，这确实是需要全球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得不说到的纠结：比如中国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进高铁站、航空港刷脸，不刷脸就不能进去，但国外要过这关，往往相当困难，认为这涉及到公民隐私等等。我们中国实际上有一种“中国特色”里面自己的处理，但怎样与国际社会对话，怎样寻求共同点，以后一起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还有更复杂的特点，我们也要注意到：对最大限度保护个人隐私、尊重公民信息安全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对于金融业和传统银行业的挑战性问题，也不可忽视，具体处理好，有很多可讨论之处。垄断问题进一步理清，在发展的新时代需要进一步认识其性质与边界问题。过去对于垄断，非常容易清晰地去认定，比如说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匹兹堡这个城市接通电话的时候得知，现在的电话公司是原来由美国政府依据反垄断法强制拆分的AT&T公司，拆分以后成为当地的电话公司，目的就是要减少垄断因素，以竞争局面提供更好的服务。
而现在对电子商务的类似垄断，怎么认定？美国人认为有变化，所以对大平台公司不是简单仿效AT&T的拆分办法。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认识新时代的垄断问题，流量为王的信息时代，已经成为头部的企业，都是千辛万苦通过痛苦的“烧钱”阶段终于一飞冲天，更大量的是没有能够冲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互联网+的创业者，成为头部的，全国也就一二十家。直观来看，市场份额跟垄断因素对应着，但在新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对这种流量为王的新特征，就应做出理性化的新的分析认识，估计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难设想对电商平台可以简单地用拆分的办法，硬把流量和市场份额往下压，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
前有美国人对于亚马逊和微软受控垄断问题，没有采取强制拆分办法；后有我国在一定发展以后，现在所说的原则性概念，叫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反垄断。其实资本是中性概念，我们有国有资本也有民有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是贬义词，关键在于扩张不应该是无序的，扩张如果形成了不当的垄断，就认为无序，所以要进一步探讨划清具体的合理的界线，优化政策。大的方向，是要在法治化建设的道路上具体化规定有序与无序的界限与标准，继续坚定支持数字化平台创新发展。
在中央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做纠偏和整改的同时，已非常明确地说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继续创新发展。在市场上有一些舆论方面的极端化说法，影响着市场预期和造成了一些企业家人心慌慌局面之后，2021年刘鹤副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代表中央决策层明确地强调，继续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没有变，未来也绝对不会变，这是权威的声音。
企业界的朋友不应简单地听从社会上的一些带有危言耸听特征的说法，什么底层逻辑已改变、大变革时代风雨欲来等等这些说法，我们应该更有底气地来考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执行过程中，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这些权威信息，支持着我们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平台企业，继续按创新发展大方向寻求健康发展。
关于数字平台的“垄断”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和澄清
有些具体的、细致的问题分析，应该注重实事求是加以理清。比如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即使不称为垄断，也是需要得到纠正的，并不能由于不好直接认定为垄断，就可以对他们放一马。凡是发现不健康、不正确的，如花钱买排序，依靠大数据“杀熟”等，应坚决反对，在“除弊”的方面，当然更应努力更有成效。同时在“兴利”方面，亦可因此而做得更加有成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些数字化平台市场份额比较大，它的竞争对手就说它垄断了，其实不能一般这样认定。我们新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为数相当有限的头部企业，直观地看有寡头垄断特点的这样的新经济主体，兴利除弊就是承认流量为王带来直观的寡头垄断特征的时候，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更多带动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包括上游和下游的），以及运用供应链金融等等创新方式一起发展。这些头部企业融资能力比较强，而和他形成产业集群的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按过去的经验，融资方面就是弱势的，很多的金融普照之光，照不到他们那里，如果用供应链金融，可以通过核心企业、供应链上成功的企业，给其上游和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增信，而使他们一起得到支持。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做好共同发展，而使整个发展潮流引向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并积极与国际上的各方面，一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的基本看法：反垄断，绝对不是国家支持和鼓励平台创新发展的方针有所改变，要根据对已经判断的问题做出纠偏以后，使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更好发挥。反垄断不应该被某些主体公器私用地成为部分企业泼脏水式恶性竞争的武器，看人家的市场份额比我高一点，就说人家形成了不当垄断了，还是应该有优胜劣汰的力量，支持大家创新发展中认同创新是第一动力，争先恐后加入市场竞争。反垄断也并不能指代所有需要防范和纠正的不良经营问题和风险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讲对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数字平台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是以它们的这种超常规的创新发展渗透、影响、辐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也一定会对我们现在各行各业的提高质量问题，形成应有的影响。数字化的条件使我们可以跟踪所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各种信息，更加及时更加细致，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更好分析相关质量问题，做好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以及打击假冒伪劣。这样的现实问题，显然需要各方继续共同探讨。
结语
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我最简单的结语，可以这样表达：
一、坚定不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锐意推进数字经济的创新，这对于各行各业都有莫大的意义，不是直接做互联网+的行业、企业，实际上要认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间跟上数字化的发展，直接间接的种种互联网+，是势在必行的（包括传统的餐饮业，哪怕是小餐馆，餐桌上扫码也可以点菜、结算、支付，这实际上也是互联网+）。
二、毫不动摇继续支持民营企业和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继续创新发展。
三、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需要和国有企业一起，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马克思当年已明确给出“资本社会化”的概念，即通过“现代企业制度”代表性的股份制，使各类企业都能够进入资本社会化的大潮，具体的路径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样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我们可以更好地寻求共赢、共融发展，使中国的现代化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实现各行各业在满足人民美好需要的道路上更好地调动潜能、升级发展，以对接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张亮亮，刘小凤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8（5）：88-90.
2. 蓝庆新，窦凯.共享时代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J].理论导刊，2017，（6）.
3. 鲁春丛.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考[J].现代电信科技，2017,47（4）：39-43.
4. 王春晖.繁荣数字经济的基本方略[J].中国信息安全，2018，（3）：30-34.
5. 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4）：101-104.
6. 钟春平，刘诚，李勇坚.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7，（4）：35-39.
7. 贾康：立足制度建设加快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国际金融报》，2022年4月21日。
8. 史丹，李晓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5日。
9. 林毅夫：什么是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具有怎么样的意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8日。
10. 薛澜：创新驱动发展与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1月19日。
11. 刘志毅：智能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学思维理解世界，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7月。
12. Zhiyi Liu, Principles of Digital Economics, Springer Nature, 2022年2月。
13. Marcel Duhaneanu, Florin Marin,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a Digit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f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Bucharest, 2014.
1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年8月。
15. 15.贾康，张晶晶.当前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考，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 SSR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udies，Volume 9 Issue 5, 37-42, May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