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欧洲内部矛盾叠加，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国整体实力持续增长，中欧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结构性变化，中欧关系逐渐演变为一对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以“东升西降”为主要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盟以及于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的英国，在政治上出现“不适应”的综合症状，欧方在对华交往中更加强调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外交，滥用制裁手段，再加上美国加大力度拉拢欧洲“协同制华”，中欧政治关系近年来出现颠簸起伏。欧盟的对华定位也从“战略伙伴关系”转向“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手”。尽管如此，中方在棘手议题上坚持斗争与管控并举，与欧方高层保持对话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形成一定共识，令中欧政治关系没有发生“脱轨”和“脱钩”。
中欧力量对比的均衡化进程
21世纪初，欧盟成功实现东扩，涵盖地域从西欧和中欧扩展至全欧。2004年东扩后，欧盟的经济总量在2012年前持续领先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通过发行欧元，欧洲拥有了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其币值坚挺，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理念上，欧洲注重自由、环保和社会保障的理念在全球获得广泛认可，被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誉为“欧洲梦”，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凭借着经济实力和可引导世界政治潮流的“规范性力量”，欧盟的声誉达到历史顶峰。
这一时期，中国虽然在经济领域高速增长，且在中欧贸易中保持顺差，但仍被彼时自信的欧盟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战略定位上，中欧关系也只是欧盟与相关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一对，其地位和重要性远逊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而言，中国仍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地区大国，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威胁。
但2009年以后，欧盟经历了债务危机带来的长期经济停滞，经济总量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迅速反超，再加上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失败、乌克兰危机、欧洲难民危机、暴力恐怖袭击、民粹主义思潮抬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对国际机制和既有世界秩序的冲击等多重打击，欧盟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其外交政策也开始从“浪漫的全球主义”向“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收缩和转变。
而同一时期中国则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21年，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GDP达到17.73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欧盟。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更加积极主动，提出“一带一路”等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倡议，完善和建设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投融资机构，总体上扭转了中欧实力不对等的局面。
欧盟政界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知也在随中国实力的增长而相应调整。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指出，中国已经不仅是亚洲的首要代表性国家，而且是一个关键的全球行为体和具有领先技术的大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毕业”，“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欧盟对华定位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有的“接触”和“合作”立场，蜕变为一种“三重定位”。欧盟在《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指出，在全球推行多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挑战以及进行第三方合作等政策领域，中国是欧盟的合作者；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中国与欧盟互为竞争对手；同时中国也是欧盟扩展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对手。从时间线来看，欧盟的这种分类看待对华关系的认知要早于美国拜登政府关于对华关系“三分法”的表述。
德国、法国等欧盟大国也持与欧盟机构类似的观点。201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地邀请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同习近平主席会晤，举行“四方会谈”以协调欧盟对华立场。在此次会晤中，默克尔特别提出2020年在德国莱比锡举行欧盟27位成员国首脑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27+1”峰会。这些均显示出在中欧力量对比趋向均衡后，欧洲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联合和一体化的方式探索同中国的共处之道。
欧盟出现“焦虑症”
面对中欧实力日益趋近均衡的现实，中方的基本对欧立场和政策并未出现变化，但欧洲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对华战略焦虑，对等竞争的意识明显增强，表现出很强的因自身从双边优势地位下落至平等地位而产生的不适应症状。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美国加大力度拉拢欧洲“协同制华”以及俄乌冲突所带来的欧洲自身地缘政治意识抬升等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下，欧洲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欧洲不仅主动利用美国拜登政府对欧“示好”的机会修复欧美关系，而且在战略自主的名义下，开始挖掘限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手段：在所谓的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问题和南海、台湾等议题上，欧盟与美国相互配合，不惜捏造和主观臆断，以牺牲自己的公信力为代价掀起了一轮轮的对华“叙事战”。特别是2021年3月，欧盟理事会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就“莫须有”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4位官员和1个实体进行制裁，成为近30年来欧盟首次对华制裁。此次制裁对中欧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不仅引发了中方的反制，也使得2020年底刚刚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陷入“被冻结”状态。
欧盟一向视自己为一支“规范性力量”，认为保持“道德高地”地位是其区别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重要特征。近两年来欧盟对华政策务实的一面明显减弱，价值观外交色彩凸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2021年《盟情咨文》中声称，商业和贸易往来不能以“牺牲人们的尊严和自由为代价”，欧盟“永远不能接受人们被迫生产产品——然后这些产品最终在欧洲的商店出售”。2021年，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实质性提升其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欧盟不仅未对立陶宛进行约束，反而表态支持，欧洲议会甚至连续出台涉台负面决议，触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在一些欧洲政治人物看来，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是欧洲可抵消中国力量上升的“实力筹码”。
同时，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安全考量因素大幅增长，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思维上升，使中欧关系增加了供应链安全、气候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2019年，欧盟出台《外资审查条例》，随后又修改《反倾销法》，2021年德国和欧盟均出台了《供应链法案》，欧盟在碳关税调节机制、政府采购等领域跃跃欲试、主动出击，发布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全球门户计划”和自己的“印太战略”，还在酝酿出台《外国政府补贴法》。欧盟的战略自主虽是适应地缘政治时代来临的新现实，为应对中美竞争加剧、力争自身成为世界一极而作出的努力，但对中欧关系的稳定和互利共赢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冲击。
欧盟反复强调“韧性”和“团结”的起因是其自身近年来经济停滞、政治一体化反复遭遇地缘政治挑战。但这种失衡感更为根本的来源是欧洲正丧失近代以来所累积的优越感。依靠欧洲在过去两个世纪塑造全球议程中长期积累的制度、价值观、文化和人力资源优势，再加上欧洲因自身一体化而总结出的国际治理经验，欧盟依然希望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规范性权力”。特别是在价值观领域，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主流建制派虽然受到内部民粹主义的冲击，但依然固守其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行为体互动中，欧盟及一些老成员国依然试图用西方世界自由派人士的所谓“社会理想”去“规范”和“社会化”对方，希望对方遵从它们的价值观和理念。面对中国等非西方力量的崛起，欧洲主流政治人物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即“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在经济实力被中国赶超后，许多欧盟领导人和部分欧洲媒体错误地将价值观当成他们手中的武器，甚至为了延续欧洲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不惜动用对其自身造成伤害的制裁手段，这无疑是极其不明智的“绝望反击”。
寻找中欧平等相待之道
相较于欧方的焦虑和犹疑，中方始终坚持以战略和长远眼光处理中欧关系。2022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视频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表示，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还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的三点建议：一是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二是要做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以中欧开放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三是要做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以中欧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关于“力量”“市场”和“文明”的三重定位，指明了大变局下作为平等伙伴的中欧双方未来如何合作和相处的路径。
第一，中欧双方要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以联合国宪章为行事和处事原则，成为世界稳定性而非破坏性的力量。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并未在结构上让中欧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欧洲或者欧盟并不是类似斯巴达的守成国，它没有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武力储备，在许多领域甚至尚无法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中国更没有雅典的帝国野心，历史证明中国素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矛盾，在国际舞台上也都秉承多边主义的外交原则，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俄乌冲突令欧盟的地缘政治紧张感倍增，而冲突长期化会让欧洲背负上沉重的经济和安全负担。从长远来看，中方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助于欧洲构建新的安全秩序。在俄乌冲突中，中欧共同发挥协调人的角色劝和促谈，更加符合欧方利益和整个世界的期待。
第二，市场和经贸仍是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基石。过去两年多时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但中欧贸易额逆势飙升，2021年中欧货物贸易额达828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涨幅超过30%；2022年1—2月，欧盟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进一步大幅上涨，达到1371.6亿美元，欧盟超越东盟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充分证明中欧之间经济结构和利益互补。经贸能够抵御政治风险，发挥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中欧之间的新贸易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签订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甫一生效就使中欧之间的茶叶、啤酒、苹果、乳酪贸易在2022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54%、21%、69%和56%，取得相当喜人的效果。
由于经济全球化，东亚和欧洲两大经济带已经形成密集的全球产业链和巨额消费市场，中欧已经形成较深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欧盟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维护经济全球化格局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中欧在多年互利合作、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的一项双赢的协议，是迄今为止中方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市场准入门槛最低、涵盖领域最广的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欧洲。欧盟需清醒认识到，与中国保持接触才能更深地进入这一广阔且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为其企业赢得利润，进而保持自身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中方可加强对欧方的沟通和解释工作，消解欧洲在供应链安全问题上的担忧，进一步增强双方政治互信。
第三，作为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力量，中欧均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阅历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欧洲应当摆脱“选边站队”的零和思维，不要落入所谓“民主与专制”阵营划分，而应与中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等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合作。中欧双方可以通过对话交流沟通立场、磋商务实措施以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落实联合国各项议程。特别是在数字经济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中欧有着相似的理念和极强的产业互补性，可由双方政府搭建平台，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和服务精准对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双赢。
在一个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多极化时代，中欧双方均认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应当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率先确立可令国际社会广泛受益的国际规则。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的相互认知。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两大重要力量，中欧之间没有重大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有的只是巨大的合作需求。中欧之间应当坚持的唯一恰当定位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众期待的唯一发展方向就是对话合作，中欧交流所需要坚持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中欧双方所肩负的最重大责任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中欧如能真正落实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力量”“市场”和“文明”三大定位，朝着“和平”“繁荣”和“开放合作”三大目标迈进，则必将摆脱当前的困难局面，为多极化世界开创全新平等关系的新范式。
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对外战略调整与中欧美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71）的阶段性成果
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