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民间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参政议政情绪，其中尤其突出的就是国内民间对日情绪的持续高涨与传播，这种情绪的发展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一步步地与来自民间的参政议政情绪产生着越来越深层次的互动。近年来很多媒体将这种情绪混同于民族主义，本文将以新的概念对其进行定义，明确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与传播渠道；并试图了解与解读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政府在决策层面的互动情况。同时，对比中日关系十几年以来的发展史和相应的个案研究，观察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在中日关系变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关键词]民间政治情绪 中日关系 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 政府民间互动 民族主义
引言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本文所指的“草根”，是包含了以上两种意义的源自民间的社会认同或关注。
而本文所指的“主流”则是相对“草根”而言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发展方向或认同。
随着网络交流的发展壮大，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被极大地拓展，加上网络的种种传播学优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一渠道表达、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发展的民间对日情绪，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这股情绪是如何传播并作用于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它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一、基本概念阐述
自“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由于旧的格局被打破、旧的理想失落，压抑已久的宣扬民族精神、民族情绪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重新抬头。而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力不断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增。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兴起，而这股民族主义之风在他们看来是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的，于是，“新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等名词便应运而生了。
本文并不赞同将目前国内盛行的来自民间的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关注与意见倾向称为“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尽管现在国内流行的大众对日观点[1]与建国前各个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本文并不认为目前的这种社会关注或社会舆论属于“民族主义”范畴。
在名词选用方面，本文认同“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这一观点[2]。该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是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力。民族自决权包含着自我否定的逻辑：其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力。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就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但是当这个民族通过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候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因此，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与不合时宜的。
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又与单纯的“民间舆论”、“街头巷议”亦有区别，因此本文使用了“民间对日情绪”一词。“民间对日情绪”包含了以下特点和要素：
①来自民间、传播发展于民间；
②是一种带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绪”，产生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或中外关系的看法之中；
③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纲领性精神的理念，其内部是具有差异性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
④特别针对中日关系而非其他方面。
与之相适应地，本文将使用“对日（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一词作为“民间对日（对外）情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的描述。关于这一概念，本文将其描述为以下几个特征：
①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社会舆论；
②它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或对具体涉外事件的处理上，按照民间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应调整或修改；
③它的产生和发展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表达观点，并吸收赞同者。必要时，也可能进行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实体性活动（如集会或发动签名运动）；
④它的结果是引起政府注意，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行政、非行政作为；
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每一个个案都会产生确实的政策更改效果。即，这种“非官方影响力”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必然使得政府决策产生转变。它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得以体现，比如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或对今后政府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等。
以上是本文将使用的最主要的两个概念的描述。下面，本文将对另外几个可能涉及的概念做简单说明：
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民间对日情绪”意义基本相同，但不特指对日本的情绪。
官方舆论[3]：在当今中国，大致只有很少数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直接经管的媒体才能被认为是纯官方舆论喉舌，其余则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
传统媒体：在本文中主要指早已形成并发展多年的纸媒（在国内合法出版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来广泛发展的网络媒体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
民间、大众：所有非官方阶层的统称，即他们的言论或观点并不具有政府背景。
二、中日关系13年来变化发展轨迹
中日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官方关系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从文化到经贸，及至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直至八十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持续发展、不断升温的时期。尽管其间掺杂了教科书、钓鱼岛等中日关系敏感问题和敏感时期，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八九事件”后，中国受到国际社会排挤。1991年，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寻求外交突破，是日本最先与中国恢复接触，并继续向中国提供ODA援助。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确实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方也都从中哦功能获益良多。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国内的种种反华思潮开始蔓延发展，中日关系一步步走向了恶化；发展至今，中日政治关系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无论是学者或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人怀疑中日关系陷入了一种或者继续恶化、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严重政治对立的僵局。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自1992年中日关系全面恢复起，至2005年4月国内发生反日大游行为止的这12年时间所刊登的全部涉及日本的文章，通过文献回顾[4]的方式，描述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人民日报》历来被视作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喉舌，是中国最具官方背景的大众纸媒，同时担负着指示政府意向和对国内外宣传的任务，其内容一直被视为决策层的意志反应。因此一直是国内外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政府各方面态度、中国各方面状况的首选参照。在《人民日报》上，即使是对某个客观事件的报道篇幅、刊登版面等信息，都会被作为分析中国政府对该事件官方态度反映的某种指标。以下的数据分析中，本文将利用《人民日报》的这种官方权威性，对其涉日的报道、介绍、评论等进行统计、分析，并从中解读出1993～2005年（研究回溯时间段期间），中国的对日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可以视为中国民间如何看待日本的侧面反映）。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信息量非常稳定，有利于进行长期的数据量化分析。做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每日信息量的安排是有规律的，不同时期对某方面内容的不同侧重，很容易反映出当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热点。这一特点无论是对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十分有利。
在下文将进行分析的《人民日报》统计数据中，舍弃了两类与日本有关的文章数据：
①只在内容中涉及日本，但实际上与日本、中国对外政策或中日关系无关的。比如：1993年1月3日第7版《高清晰度电视：发达国家开发竞争日趋激烈》。
②反映日本与别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此类文章虽然也能通过《人民日报》的刊载量反映出国内或官方对日本的关注程度，但毕竟过于间接，而且也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对第三国的关注才刊登的。从这类报道在《人民日报》的刊登情况来看，基本集中在国际版，属于常规性的国际要闻，新闻性较强而政治性相对较弱，对研究中日关系冷热意义不大，且统计学干扰因素较多。比较典型的如：1993年1月16日第6版《泰总理与日首相举行会谈：双方将加强两国及东南亚经济合作》；1993年2月8日第7版《越（南）日经贸进入新时期：日已成为越（南）头号贸易伙伴》。
因此，本文所指“《人民日报》涉日文章”，其准确的内涵表述应为：与日本或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文章或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方面。
上表是根据《人民日报》中所有涉日文章的大体分类，按照时间顺序绘制的数量走势图。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日关系在1992年中旬到2005年初期经历了几次关系高潮和低谷时期。
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标志着中日关系在八九事件后开始走向缓和[5]。1992年4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并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填补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项空白。因此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之中。
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我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引发中日广岛亚运会风波。此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中日关系进入紧张时期，随后的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可以视作中日关系走向目前局面的导火索，此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开始逐渐成为衡量中日关系状态和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某种指标性变量。
1998年4月和1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访日，在中方的积极推动和日本的默契配合下，中日关系再次走入了一个充满发展希望的时期。但是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纠正错误。2001年4月20日，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采取冻结中日高层往来、军舰访日、安全对话等措施。继而，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在各个敏感问题上都陷入了紧张的状态。其中，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展和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尤其引起了中国民间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的互联网上可谓骂声一片。
日本方面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华进行工作访问，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舆论控制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关系在表面上呈现出有所修复的征兆。
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推迟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访华及我海军舰艇编队访日。加上几个月前日本在东海海域使用武力的恶性事件影响，中日关系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走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通过上面对中日关系大事件的整理，可以发现，《人民日报》中涉日文章的报道幅度，与中日关系发展的状态是存在关联关系的。这不仅证明了《人民日报》的指标性价值，更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把握一直是冷静而有分寸的。中日关系12年来的两次高潮都是双方共同努力、进行高层互访的结果；而每一次进入低谷，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敏感问题上做出了损害中国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行为。
民间方面，随着日本近些年作出的这些伤害中日关系的行为，中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夹杂着历史惨痛记忆的反日情绪。每当日本的举动触动了这一情绪时，反日情绪便高涨一筹。2003年，表面看来仅仅是场政府背景商业谈判的中日、中德高铁贸易，随着一篇最初发布于“爱国者同盟”网名为《吐血力谏：京沪高铁的忧思！》的帖子，以及几乎与此同时由该网站联合数家颇有影响的个人军事政治类站点发起的“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万人签名”，使得京沪高铁的决策问题引起了传媒、进而中央政府的关注。最后竟导致本已按部就班的中日商业谈判不了了之，最终搁浅。普通大众终于在八九之后长久的等待中找到了他们发出声音的渠道。
自此之后，发端于网络的各种活动接踵而至：数次民间保钓团体发起的签名、登（钓鱼）岛活动；各大军事论坛不时发起的在日本驻华使馆前的和平示威活动，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网络发布、线上联系、线下集合、活动后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的方式。及至2004年上半年的“全球华人反台独大签名”活动，仍然是始发于中国大陆的爱国者同盟网，但其号召力和影响力竟波及全球华人圈，几乎所有的专业、非专业论坛、网站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了中国几大企业级的综合门户网站，而签名的结果在进行技术筛选后，提交到了联合国。
从2002年末开始，至2005年三、四月份，中国政府出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大局观和对中日关系乐观的长期期望，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始终没有采取类似20世纪90年代时的那种“高层默契”来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中日关系敏感问题上采取种种单方面的表态，甚至前所未有地开始对台湾问题进行官方表态，连同小泉纯一郎近乎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触及了保持中日政治关系稳定的基础。笔者将此视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直接原因。
同时伴随着其他一些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因素，中国媒体从2005年初开始，对日本的种种过分行动和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团体的频繁活动做了高密度、高频率的重点报道，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随之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最终促成了2005年4月9日的北京中关村反日大游行，游行队伍最后竟到达了北京使馆区附近。北京游行后，由于国内舆论的控制，只有部分外电报道了此事，正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与传播性，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北京游行的第二周，全国各地的游行开始汹涌澎湃。
此后，中国政府本着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宣传措施，伴以有效的媒体调控手段，可以说成功地预防了国内反日游行的再次爆发。但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修补行动，2005年5月下旬，以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吴仪副总理与小泉首相的会面为转折点，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开始采取了一种全新的以强硬为特征的基本态度。
由上可见，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相辅相成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从最开始的呼应，到后来的与政府产生微妙互动，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因素。事实上，无论中国政府或民间本身，几乎没有谁对这种星星之火式的全新参政议政形式是完全适应的，这其中有着很多的新变化，随之而来也有不少新困惑。
如何理解这种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如何使它与中国的对外关系步伐保持一致，这种情绪今后的走向是怎样的，成为一个综合了国际政治与社会学视角的全新问题。
三、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
1、大致分类与概述
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即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各种以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为根源的事件或思潮中，针对日本的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层次和动员面上也占有很大优势。
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但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不同的是，它在建国后很长的时期内，难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影响力的社会意识。
一种政治情绪（主要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传播与产生影响，与其得以表达的渠道是分不开的，缺少了表达的渠道，这种关注和认同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而不能形成社会性的影响力。
本文认为，“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的形成，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国内政治的进步，只有开放的社会才能允许非官方意见的表达与传播；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为普通民众表达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提供了经济基础；第三是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这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得以表达的文化基础，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文化基础，才使得本文所研究的“民间对日情绪”、“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区别于茶余饭后事不关己的聊天消遣。
通过对多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多位资深网友的访谈的整理，以及笔者长期的观察积累，本文将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划分为以下几种：
（1）传统官方渠道：源自建国之后中国政府建立的广泛基层组织，如中共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各级团组织、隶属政府的各级调研机构等。当然这些渠道的建立初衷并非如此，出于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这些下情上传的渠道总是对民间的种种情绪、思潮、倾向，进行收集和上报，以使得上级政府在进行国内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对“民意”有所参考。事实证明，这些具有鲜明行政性质的“官方”渠道，实际上在普通民众与高层政府之间架起了单向的桥梁，并且极具效率。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需要有它的受众，而上述官方渠道则提供了这样一个握有最大决策权力的受众群体：决策者本身。
（2）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和半官方／非官方媒体两种。根据媒体背景的不同，传统媒体对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有着不同的作用。官方媒体被国内外视作政府态度的喉舌，受政府政策控制较多，因此对民间政治情绪的向外表达作用并不明显。半官方／非官方媒体一般具有跟随政府舆论基调的普遍特点，但由于受到行政制约较少，也因为需要利用民间种种思潮中的非理性成分增加自己的关注度与销量，常常对民间政治情绪、特别是不易触动政府敏感神经的对外政治情绪进行有意无意的引导性报道或者反映。可以说，传统媒体，尤其是以纸媒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众多半官方、非官方媒体，对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引导－报道－再引导的作用。详细的动因和背景分析将在后文涉及。
（3）直接的行动：这种表达渠道是一种最直接的渠道。同时也是近些年来最受国内外关注的一种表达渠道。2005年4月的全国性反日游行，2003～2004年间的几起始于网络的群众性签名活动，以及时而发生的日驻华使馆门前示威等事件，都是民间用一种自发的直接行动来表达他们某种对外政治情绪。这种表达方式是最为激烈和最难以控制的，它的发生需要长期的舆论积累和特定的事件导火索这样的双重条件才能引发，同时也受到活动领导人、参与人群体的限制。因此，通过直接的实体性活动表达对外政治情绪的这种渠道，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但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借由这种渠道所表达出来的声音是各种渠道中最为强烈、受众最广的，同时对政府决策或行政作为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本文将其视为民间对外情绪的一种终极表达方式和渠道。
（4）网络：网络作为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平台，是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之后的事，尽管时间不长，但却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交流方式、参与人群。事实上，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正是围绕网络这个交流平台为中心，向其他渠道扩展的。具体的平台主要是互联网上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政治类主体站点或主体论坛，以及综合站点、论坛中的军事政治类板块。其中，企业型的门户类网站中的军事政治类板块，在网络平台上一般充当了时事新闻的提供者的角色。而数量众多的由网友自发建立的专门性站点、论坛，则是各种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集中表达、形成、传播的主要平台。分析网络平台在民间对外政治情绪表达方面的作用与地位，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将是本文分析和讨论的重点。
2、关于网络表达渠道的分析
网络平台相对于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尽管互联网存在着各种管制（包括社会道德类管制、政治言论管制等诸多管制类别），但不可否认，网络是进入门槛最低的一种社会性媒体。只要拥有相关设备的使用权，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有关的站点或论坛发布自己的言论。这种进入的低门槛，也显示着互联网的另一种特征，即匿名性，除了部分需要真实身份验证的站点（多为商业站点）之外，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是IP地址追踪等技术的发展，也难以通过一条简短的留言或一篇帖子反溯到发布者本人。
对于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传播而言，这两种互联网的主要特性对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网络上发言，几乎无需任何准入制度，因此一些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得以展现的观点、意见，便被迫、或者主动地转入到了网络这个开放的平台之上，以求在这里寻找到支持者。同时，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绪”的表达，其中必然有触动政府既有决策的言论，受到网络匿名性特点的保护，反对该决策的发言者几乎完全无法被追踪从而受到行政压制。简单地说，网络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保证了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空间。
其次，从网络的开放性与匿名性的特点引伸而出的，是网络的传播性与扩散性。去过网上论坛的人可能都有体会，各种论坛里充斥着各种的“转帖”，各种网站上的文章也常常是“转载”或者干脆通过后台程序直接从同一个源数据库读取更新文章。任何有“点击价值”的文章，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方式由网站／论坛的经营者和参与者迅速地被传播到全国各地。进而，由于上网者人数众多并且从事各行各业，他们从网络上的得到的种种信息、言论倾向，经过他们进一步地向其他网民或非网民扩散。这样的传播渠道导致了网络上比较流行或比较新颖的观点（这里特指与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类信息）会迅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扩散开来。如果这种扩散效应足够强烈，则会引起传统媒体的重视，继而对此加以报道或制作与该观点有关的新闻整理专题，反之又会使更多的网民／非网民加入到这一观点的传播与讨论中来。
可见，网络这一民意表达平台，无论是在开放性、匿名性，还是传播性、扩散性方面，其对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向外表达和继续发展方面的优势，都极大地优于传统官方渠道和传统媒体。也正因为如此，网络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平台与动因的双重角色，从而以一种隐蔽而又明显的方式，改变着当代中国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模式。
国内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早就存在，但日益发展为一种希望影响政府决策、希望得到全社会认同的“非官方影响力”，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起源于网络讨论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其最初的成因并非某种“自激”。诚然，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与外部的交流不断加强；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使得普通大众的国际自信心不断增强，加上眼界的不断开阔，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中国对外关系与他们的生活前景和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继续保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文认为，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是“应激型”的，即受到外部压力或者认为政府外交决策失败而产生的。国内发展只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并非激发其向外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民间渐渐产生了一批关注中国国际交往、热衷讨论今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小群体。而这些分散、互不沟通的小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的发展大潮中，以其新鲜且鲜明的观点、关注对象的正义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同样心理背景的人加入进来，从而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规模。
通观1990年以来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过程，其典型的“应激”性质表露无疑。事实上，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正是由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一系列摩擦、冲突、以及由此积累的反感和怨愤才日益强化起来的。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美国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事件；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入境访问；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等案例中，美国的霸权心态表露无遗。这些在国内引起了普通大众对美国的普遍反感。因此这一时期国内反美情绪占居了公众较多的关注。2000～2002年期间，日本则在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主要指向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主要角色。2002年以来，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争端及台湾问题等诸多敏感问题的表面化，导致中日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2005年日本要求“入常”，更是使得以网络为中心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空前紧张，全国各地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近百万网民组织签名，反对日本“入常”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抵制行动。浸透鲜血的历史问题与现实战略性矛盾的集中出现，中日关系为国内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迅速发展、取得广泛社会认同提供了对象和土壤。
四、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与传播
1、纵观1990年以来中国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6]：
①1990～1995年，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酝酿期，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是中国努力修复与各主要邦交国的关系，同时大规模引入外资，为几年后的“经济起飞”积蓄力量。而且，这一时期的公众媒体并不丰富，这主要受到政府舆论调控和技术手段限制（互联网尚未进入社会日常生活）两方面影响。
②1996～2001年，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第一个高潮。大背景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步高速发展；中国与日本在教科书、钓鱼岛等敏感问题方面的争端逐渐表面化；与美国关系发生突然性恶化（1996年台湾“大选”风波，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与此同时，互联网开始普及，很多现在活跃在网上的资深军事政治论坛网友，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接触网络讨论的。但由于2000年以前，上网的方式还比较单一，购买电脑的门槛也较高，因此网络还是属于一种“半精英”类型的媒体，尚未彻底大众化。此时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更多的还是受到电视新闻和纸媒报道的影响，各种观点、论调，还只是停留在范围不大的小圈子里。
③2002年至今，是又一个高潮。2002年是网络、个人电脑市场爆炸性增长的一年，网络随着ADSL、宽带的普及和个人电脑价格的下降而迅速大众化。而导致这一高潮的导火索，正是小泉对靖国神社的再次参拜。此时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矛头，已经基本上集中于中日关系领域，对中美关系则没有第一次高潮时那么关切了。
2、个案分析
本文选取首次民间对外政治情绪通过网络渠道向外表达自身意见的典型事件——2003年7月～8月间的“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万人签名”事件——来分析民间对外政治情绪通过网络渠道产生、传播、及至产生影响的全过程。
高速铁路建设中，涉及日、法、德三国各有优劣的高速铁路技术的引进，同时还有中国自主的高速铁路技术“中华之星”参与其中。“事实上，京沪高速线的价值不仅体现在1300公里的线路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进入中国高速铁路网建设的通行证。尽管中国的铁路多次提速，但在71500公里的总里程中，只有10000多公里的快速铁路，而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速线路则为零。据悉，连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北地区的高速铁路正在列入计划，而依据一家法国咨询公司BTI的预测，这其中蕴藏的市场机会超过一万亿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单的项目。[7]”
各方的竞争、博弈，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传统媒体都在经济类板块对此有所报道，在公众中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2003年初，随着关注京沪高速铁路的网友越来越多，讨论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但讨论主题并未集中涉及中日政治关系对高铁计划的影响。2003年4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选定新干线的可能性为95％”，被媒体传入国内，更在网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5、6月份时，网上讨论的方向已经开始从“该使用什么样的高铁技术”向着“为什么不能使用新干线技术”转变。
所有这些关注，当时还都停留在网络平台之上，由于缺乏对网络平台民意表达力的充分心理准备，并没有传统媒体对网上越来越激烈的讨论加以报道。而在网上加入高铁项目讨论的网友，其组成成分已经从对单一项目关注的人群，扩散到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外交、中日关系、甚至所有热衷军事政治类讨论主题的网友。一些“著名”的以“反新干线”为主题的帖子在各个论坛中被广泛传播。事实上，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曾以其中几篇比较著名帖子的题目在搜索引擎中搜索，发现这些经典文章甚至出现在一些IT类、艺术类论坛中。这些帖子对中国高铁项目的来龙去脉和各竞标方的优劣做了详细、甚至专业的对比，其论调也并不极端，但最后的结论基本都是反对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并且都不约而同地对日本参与中国高铁项目的动机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
2003年7月中旬，《经济观察报》报道，“铁道部科学研究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选择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将超过90％，尽管需要高层拍板，但实质性论证工作早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审核。’”。联系早在5、6月份就流传于网上的与之类似的“小道消息”，通过不同渠道知道这一消息的网友纷纷在网站上发表意见，不少人猜测铁道部最终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随着各种真假消息的持续传播，加上之前近半年时间的舆论积累，网络之上终于爆发了“反对采用新干线技术”的集体呼声。
爱国者同盟网于2003年7月19日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随即得到众多网友的热烈回应。截至7月29日零点活动结束，网站统计栏里的数字显示为“82752”，在短短十天时间里，爱国者同盟网就征集到了8万多名网民的签名。
在签名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高铁项目的社会关注度迅速扩大，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毫无理性的反对声音，简单地表达着对日本的厌恶。而从技术角度和市场角度对新干线技术持支持态度的网友的声音则前所未有地被压制。
活动的组织者，爱国者同盟网的一名管理员介绍说，“这次签名活动并没有什么很量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并表示，国家决策肯定是通盘考虑，自己也肯定拥护国家决策，但有这么多踊跃表达自己看法的网友，中间肯定有水平很高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向国家提供一份参考意见、一种思路、一种启发。
曾经在日本靖国神社泼洒红漆而闻名的冯锦华告诉记者，在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诸多有关京沪高速铁路的传闻后，许多网民迫切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网上传言很多，大家找不到准确的信息渠道，对于真正关心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大家没办法，只有通过签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对于此次签名活动能否得到预期的效果，冯锦华表示：“能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不清楚”。但他强调，他们并不想给政府添乱。他认为建设高速铁路除了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战略安全和国民的感情。因此，他认为发起签名“正是为我们国家利益考虑”，仅仅是一个民意调查。他表示，不管最后采取什么方案，到底是给日本还是不给日本，政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通过网上便捷的方式，大家了解一下没有坏处”。[8]
从签名活动的结果看来，如果说2003年5月份以前，反对高铁新干线方案的人理由与中日关系无关的话，那么这些人在签名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说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是被简单的“抗日”热情吸引而来的。但这并不影响这次签名活动在网络和现实社会所造成的震动效应。很多平时很少上网的人也开始注意到网上存在着这么一群人，并开始赞赏他们的理念与做法。爱国者同盟网此后的声名鹊起不能不说与首次发起网络签名、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有着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让普通民众看到了新的参政议政途径。
由于签名活动造成的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最高决策层对此事的态度，从而使得在与日本方面的后续谈判中，中方表示因“受到国内民意压力”而需要重新考虑引进新干线的条件[9]。爱国者同盟网站后来证实曾被有关方面以不公开的原因短期封闭，当时的很多讨论帖子和有关数据可能都未能保留下来。网上曾一度有论坛改名“声援‘爱盟’论坛”，表达对封闭爱国者同盟网站的不满。
通过这一案例，一条典型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与传播渠道可以被勾勒出来：首先是长期积累的对某个特定国际实体的认同积累不断增加（主要是负面认同），当出现某一事件与民众中主流认同的“国家利益”相同冲突，而这一事件的对象又恰好是那个特定的国际实体（如日本），那么在网络上（或者如上文分类的更广阔的民意表达渠道）就会掀起由精英或少数人激烈讨论引起的舆论关注潮流；继而，这一事件所包含的“外部压力”、“敌视中国”、甚至悲史之情与兴亡之愤的种种特征，都会随着事件的传播而被放大，并加以特别关注。最后，民间对外政治情绪这个具体事件的关注可能会随着政府有关决策的顺向调整，而渐渐转向或熄灭；也可能由于政府不愿改变既定政策、或有关国际实体的行为继续向着民间对外政治情绪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而发生一系列有关的社会实体活动（如签名活动、游行等）。
3、日益壮大的民间对日政治情绪与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并不是始终以日本为针对对象的，中日关系的恶化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已经给出了中日关系近12年来的变化描述，下面将继续使用《人民日报》涉日文章的文献回顾数据，与同期发生的民间典型反日活动或言论潮流进行横向对比，以此来考察中日关系的变化对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变化的影响。
评价两国关系是良好还是恶化，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观察两国官方、民间互访的数量变化。由于本文所作文献回顾的数据来源是《人民日报》，因此刊登其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类互访，虽然并不是中日人员互访情况的完整文献资料，但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国官方对两国关系的态度变化。下图是《人民日报》1992年5月～2005年2月[10]间所刊登的全部有关中日人员互访的报道数量统计。
统计图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较为特殊的1997～1998年时间段，此期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各方面报道都出现了惊人的大幅下降。笔者分析出现这样的降幅，除了中日关系本身的变化影响外，还包括以下两个原因：①1997年，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两大重要事件，使得该类报道成为了当年《人民日报》的主要报道方向；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日关系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地位相对下降。同时，1997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关于慰安妇问题发表谬论、日本国会议员登上钓鱼岛等恶性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冷淡。结合1996年台海危机，此时的中日关系大环境非常紧张。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人民日报》上关于日本的文章和报道、中日互访的数量等大幅下降。因此，尽管从统计结果上看，这一时段的数据略有不正常，但实际上，数据所反映的信息依然是真实、客观的。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