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进行的全方位实践探索、实践变革与实践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成果的时代创新与表达，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环节，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彰显着唯物史观的智慧与光芒。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挖掘其内涵特质，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为具有世界示范效应的实践成果，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任务目标、实现路径的最好注解，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唯物史观

如何实现美好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百余年的砥砺奋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创造性发展，成就斐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以总结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新起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4页），是实现现代化强国梦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在思想、经济、制度、文化、政治、价值等方面进行现代化探索进程与实践创新的总结概括，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实践。它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实践中，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接受并汲取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和内在精髓的基础之上。面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上，第26页）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需要立足于唯物史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进行深入的脉络梳理，植根中国的历史实践、文化传统、治理效能、发展价值、民生福祉，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理路与内涵特质，以期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总结和经验指南。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点、焦点问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现代化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挑战性和政治性，因此现代化一直是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国外对于现代化的讨论从古典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比较历史学和文化学等不同视角切入，一大批思想家如艾森斯塔德、布莱克、罗斯托、沟口雄三、哈贝马斯、帕森斯、马蒂内利、普雷维什等，聚焦于社会发展、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不同国家发展历程及相应的现代化模式与样态、驱动现代化的因素以及与现代化相伴而生的现代性及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现代化理论上，形成了结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发展社会学理论、比较现代化理论、风险理论等；在现代化模式上，形成了英美、东亚、拉美三种代表性模式，也有将其概括为内源式与后发式两种模式；在现代化经验上，既讨论欧美、前苏联、日德、东亚、拉美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探讨中国现代化的经验，理论界、学术界尤其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将其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民主执政、注重制度安排与科学规划、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兼顾全球发展等。在他们看来，中国毫无疑问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现代化的成就体现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智慧使得中国现代化独具特色。国内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成果汗牛充栋，研究呈现的井喷态势与中国现代化一路高歌的逻辑进程相一致，讨论集中在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的国际经验、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及未来展望方面。

由此可知，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罗荣渠、牛大勇编，第2页），现代化理论也体现了深刻的西方学术传统。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文明的全面变革，代表着人类走向文明的理性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4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历史上的一致性、实践上的契合性与价值上的同源性，意味着中国真正崛起，也说明我们需要也有资格和底气在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上讲中国话，即构筑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学术阐释力与实践拓展力的理论范式。为此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内涵意蕴，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沿着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从实践和发展的角度，才能清晰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脉络，并真正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根基，建构起具有生动性和实体性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内蕴着唯物史观的精神和智慧，其生发与成熟的过程，既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彰显着历史唯物主义直面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革命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唯物史观的智慧在于启迪我们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包容开放的心态，挖掘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经验，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深厚历史与鲜活现实，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活力及其创造的丰硕的文明财富。这也是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续性任务和重要的学术使命。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源与流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艰辛而且漫长沧桑的历程。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运动的外力推动，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开启，打上了“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罗兹曼主编，第10页）的被迫色彩。而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毫无疑问成为世界现代化浪潮中最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洪流，既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新境界，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的总体性概括。中国式，是一个具有中华文明气质的豪迈概念，代表着中国制度、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中国方式、中国主体，表明这种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现代化的内涵，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公认的成功示范，具有可借鉴的功能和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来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的现代化。它不仅对于中国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性具有示范意义，对于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福祉也具有借鉴意义。解码这一奇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来自哪里，何以形成，如何发展。

一是从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来看，马克思对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反思，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之一”（哈维，第133页），他看到现代化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暴力、霸权和占有特性，海外殖民贸易的快速扩展“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扩张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运行法则和规律，描绘了攫取剩余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掠夺性动力机制”（萨森，第3页）这一资本积累的动力学。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侵占性、榨取性本质为基础的现代化。竞争为现代化注入了持续和普遍的动力，现代化反过来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经济范畴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关系，“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已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页）。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点表现为内在性和矛盾性的对立，“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同上，第171页）。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抽象劳动”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言的历史必然性，“‘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同上，第29页），所以能够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且是站在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从资本主义复杂结构及其具体变化中抽象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内在规律。要真正走向现代社会，需要从生产方式出发，从现代生产关系的主体性逻辑出发，这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二是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趋势来看，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准备了前提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中走出来的代表“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表达的是现代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实践中如何被中国化，如何经过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获得它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的环环相扣中、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奋斗历程多元宽广的视域中获得鲜活内容并构造其历史必然性的。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开拓了世界市场”（同上，第404页），将人类带进崭新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超越了民族的个体性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这既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也是决定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性矛盾。世界历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405页），东方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相较于资本主义这一先进的社会形态而言，东方社会无疑是落后的，因为资本主义有最先进的现代生产力。对于落后、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只能通过经济发展，也就是通过最先进最进步的生产力，来为摆脱“从属”走向自由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马克思设想的俄国公社假如“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包含有经济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既揭示了历史发展逻辑规律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社会发展演变的多样性。中国直接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在原初意义上是被强行拉入世界历史进程，但走出了一条具有历史多样性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规律与历史选择的辩证统一。

三是从历史选择和政党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与实践根基。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科学评价个人对于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51页）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所以自成立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2017年，第13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作为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长期执政70多年，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华民族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始终将人民群众凝聚成为不可分离的共同体，以使命执政来统一意志和行动，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国尝试了各种主义、各种道路、各种模式，但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和国家濒临危亡的命运。“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列宁全集》第55卷，第273页），十月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提供了样本，激发了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当时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现实，不仅只是经济的落后，而且是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并存，这种矛盾二重性既表现在生产力上，也表现在由其所决定的阶级关系以及思想观念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启了历史新纪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则要“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李大钊文集》［下］，第574页）。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现代社会建设的第一需要。“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同上，第148页），社会主义是对现存秩序批判性的实践行动，包含着对新秩序的憧憬与构想；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改革，是无产阶级对政权的统揽，“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同上，第613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进行了广泛详细介绍和传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导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往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蔡和森文集》［上］，第56页）。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好了道路铺垫。毛泽东看到，“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的命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矛盾多重复杂，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革命方式加以解决。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以及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性与选择性相统一认识的思维与方法智慧。就历史的整体性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世界现代化共处于大历史中并且遥相呼应，它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的，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环节；就历史的必然性而言，“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面向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历史关系、消灭现存状况的经验可能性所促成的，也是由现实社会经济的衰败落后、国内阶级基础的复杂多元、国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渗透等复杂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被世界现代化远远抛在后面并处于其强力压迫之下的中华民族站了起来。

第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真正启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正确思想政治方向，国内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反霸权主义事业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努力为向好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基础。但社会发展也面临各方面的困难，各种经济体制问题的存在、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以及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对现代化建设造成思想上的阻碍。邓小平站在时代制高点，提出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道路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当时中国发展和社会建设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必须坚持的目标方向的理论概括，它具有如下的基本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核心力量；这一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改革决定着现代化事业成败，改革既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同上，第182页），所以要提高生产力，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同上，第150页），同时也要关注以往没有出现过的、也没有预料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诸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上，第141页）的改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上，第86页）；这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同上，第152页），既需要解放思想、团结一致的坚定信心，也需要正确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同上，第149页）。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实践，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新坐标，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承接性与脉络延续性的标识。新时代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薪火相传，在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基础之上，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必然飞跃，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新的起点、新的高度去开创更恢弘未来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表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顶层战略、中观政策、微观路径方面，对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提出了涉及经济发展、政治稳固、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生态和谐等各领域各环节各过程的现代化建设要求与目标，在党的百年现代化探索史与建设史上具有突出的成就：“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两步走”战略安排，科学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共同富裕、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等，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条件。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创生活力，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局部走向全面、从粗放走向内涵、从依附走向创生，上升为一种文明自觉与民族自觉。

总之，“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正确的、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实践”。（陈先达，第163页）人类解放和社会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使命关切，而唯物史观也必须在解决具体的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中不断保持自身的生命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盲目自发的历史进程，而是中国共产党所探寻到的通往民族富强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历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和价值升华。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和发展样式的依循，毋庸置疑，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历史使命的实现历程中，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想追求与精神禀赋中。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基本矛盾、时代任务、历史经验而进行的理论、策略及制度构建，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中，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伟业的历史辩证法。同时在最广大、最现实和最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彰显自身的内涵与要义。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并将其上升为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认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69页），智慧地转变为正确的决策，所以能够在每一个不同发展阶段，凝聚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共同参与到现代化的实践中，丰富与拓展现代化的内涵特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总体性、关键性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质体现在如下方面：

实践的历史性。实践的历史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原则的体现，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立足于中国变化的条件，立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既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立足点是实践，也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社会历史实践，它是在面对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基础之上历史地生成的，现代化的实践离不开对于具体社会历史内涵的思考，也离不开对于中国命运的总体思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现代化是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表明现代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效果，形成了中国经验，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也改变了世界格局。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和升华为新时代的现代化理论，以此来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拓展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从1954年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清晰展望二〇三五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成就、为世界作出的贡献的经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逐步获得了凸显的中国特性和主体性。

发展的价值性。“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习近平，2016年），发展的价值性，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理念，发展本身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战略价值，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理想的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发展、这种发展究竟为了谁、发展的意义何在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认识，这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对发展价值性的理论自觉,它形成并发展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同时也支撑和引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针对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所以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现代化究竟以何种发展理念来引导，采取什么样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发展政策、发展路径来实现不同时期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形成正确、理性、科学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快速追赶的发展理念，到今天的新发展理念，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艰辛曲折历程和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面对复杂变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重点发生了重大改变：发展和安全兼顾和统筹、在发展中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4页），但发展要提升质量和效益，不断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不变的。

人民的主体性。人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8页），主体性是对人的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的确证，社会历史就是不断彰显人的目的性、选择性和能动性的历史，是体现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和实现的历史，是人不断突破自我限度实现解放的历史。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彰显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原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主体利益与主体力量的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符合中国人民愿望与需要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劳动者与参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成员和整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究其根源，其本质和经验在于我们的“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习近平，2019年）。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日益丰富的内涵，表现在：立足于人民城市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数字生活、共享网络化成果的数字化，亿万农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态现代化，以人民健康为本的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等等，贯穿始终的是将人民的主体性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高价值诉求和最基础的价值支撑。

创新的动力性。创新反映着人类内在的本质性力量，它是代表着人类独特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也是主体性、反思性的思维建构。在马克思看来，创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动力之源。熊彼特系统建构起创新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机制。创新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那些重视创新并能够将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重视社会创新能力培养的民族和国家，会获得发展的内生动力与主动权。以英国为例，其现代化和与之相伴随的城市化，就是由技术变革和创新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所开启的，伦敦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而后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由于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热情，所以无法争取到创新主动权，从而由强盛走向衰落。在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敏锐的创新意识，深刻认识到创新是决定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举措，创新能力是国家强大的重要能力，而且中国共产党既有创新的信心与决心，也能创新、敢创新，能够将创新思维转化为创新实践，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习近平，2013年）。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高度，全面推动创新，形成社会创新的浓厚氛围，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中国式创新的体现。

文明的超越性。文明是唯物史观中重要的基本范畴，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进步状态，代表着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它是人类实践的创造性成果。现代化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对更高文明形态的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文明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超越性过程。文明的超越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所开创出来的独特文明样态。超越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进步，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超越。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华文明基因中汲取营养，形成坚守“以民为本”的价值底蕴、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推行“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追求“天下为公”的共同理想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彰显了深厚的文明根基；不断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克服了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的社会困境、国家困境和文明困境，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努力跨越各种陷阱，以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占领人类文明道义高地，打破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现代性、单边主义对文明多样性的阻碍，实现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年）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文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文明，是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人的文明协调统一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在全球治理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贡献了自己力量的文明。

四、结语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到中国之治，从工业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没有中国在世界现代化中所创造的从追赶到超越的奇迹，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机和繁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守的观照全人类的大党情怀、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党担当以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党使命，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新征程上将面临的新矛盾与新挑战，尤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科技创新的突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滞缓、应对重大风险能力的提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同时需要坚持党的百年奋斗之“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不断凝聚奋进美好现代社会的共识，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持续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发展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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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1974年7月生，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华中卓越学者。国务院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城市哲学研究分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党建与理论宣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与空间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