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的道路。它产生于人类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交织，发展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统一过程，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眼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宏伟目标，是实现党和人民事业与人类进步事业深度融合的发展道路，彰显了胸怀天下、兼顾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先进的文明理论为指引，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建构；以内在的中华文明基因为根基，创新了文明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导向，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力量。
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不同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整体趋势下文明的多样性样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从被动模仿到主动探索适合中国实际并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曲折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明价值与文明内涵。当前学界普遍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或从文明视域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如立足现代性论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一国层面，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其文明逻辑是“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文明道路及其思想表达”，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探索”；或立足唯物史观，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着“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文明复兴逻辑。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丰富的文明意蕴。本文旨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深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意蕴。这是因为一方面文明本身就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范畴，另一方面，从文明维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论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还是对于破解现代化道路的西方中心论，破除文明冲突视域下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错误解读，发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作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境界，都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全人类生存、解放和发展的视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坚守崇高的人类情怀，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标定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与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历史规律，并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依照唯物史观，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新文明的出现。这种新文明代表着理性和进步，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具基础规定性的区别。文明根源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从“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找到说明。生产方式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普遍性逻辑和基本途径的说明。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剖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文明演进的规律，“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既是文明进步的成果，同时也创造出具有变革意义的文明现象。当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状态，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发展到无法调和的状态，那么就会生长出一种新文明，这种新文明是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建立的。因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是以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目的，是建立在资本积累、殖民扩张基础之上的，具有伪善性、剥削性、掠夺性，最终会带来不平等，它必然会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唯物史观下的文明演进逻辑，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表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形态向更高级阶段的跃升。人类文明是在不断继承以往文明成果基础之上，实现辩证式、螺旋式发展的，由此不断开辟新的阶段，因此文明具有深刻的进步性。
从现代化历程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行开启现代化建设，为进一步攫取更多利润，便开始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P36)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中国正是被这种侵略性和殖民性拉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造就的世界格局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遇了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转型和人民生存多种问题交织。鸦片战争是中国走向落伍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起点。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各种现代化方案纷纷登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现代性矛盾彻底揭示出来，给资本主义文明蒙上阴影。这些原因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去思考，“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实现富强，看来是行不通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和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让中国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人类先进文明的理论指引，从而能够掌握人类进步的科学规律，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刻诠释着文明进步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明确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并积极主动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在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场而又失败的困境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文明演进的正确方向，这一方向指向文明进步，指向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文明。
2.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工人阶级根本立场，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性本质，在对人与人类社会的深度思考中，彰显了观照全人类的深厚情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错误界定人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明确阐释了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规定，体现出马克思对社会中个体的关注，并实现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建构了新唯物主义，明确提出其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现了其对人类社会整体和人类主体的全面观照。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困境重重，在于“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者处于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无法作为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的人存在，这种文明是扭曲的、异化的文明。只有构建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个人与共同体才能真正达到统一，个人实现自主劳动，同时融入社会整体的发展中，实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从每一个现实的人的实践发展，到工人阶级、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到全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从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异化的文明成果，到实现对自己创造成果的普遍占有、享用，并在文明成果中享受劳动乐趣与劳动幸福，全面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全人类、力图实现人类解放、自由和幸福的伟大情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崇高性的深刻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最大优势。
马克思主义博大的人类情怀，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私利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承诺。一方面，这种博大的人类情怀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1](P1)的伟大目标熔铸在全人类进步事业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依靠人民并始终与人民保持鱼水关系，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独立、解放和发展事业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不只是局限于实现本国人民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上，而是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发展和进步，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党积极掌握历史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使命担当和大国担当，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转化为推动全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现实实践。正是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开创并顺利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所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必然使命，它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行进在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的正义大道上，始终占领着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道义制高点。
3. 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锚定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建构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使命的揭示。其基本内容是：在社会生产、劳动和分配等方面，社会主义要剥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实行公有制，并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劳动产品按劳分配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强调自然环境的前提性作用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方面，重视社会改革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调试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等。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因为社会主义代表着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私有制本性，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能够实现人自由发展的现代化。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遵循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它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和本质规定，以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满足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确立，这些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奠定了稳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正式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及推进中，正是因为秉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不断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升至崭新高度，并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和人民需要，创造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开放性，在文化上积极借鉴吸收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切有益成果，不仅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也主动融入信息文明、数字文明、航天文明的现代化新浪潮，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奇迹，不断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巨大优势。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奠基开辟到发展创新，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突破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勇立潮头、独树一帜。
二、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实现了人类文明创新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现实实践中形成的优秀理论成果、宝贵物质财富和鲜明价值观念的总和，其保留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具有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共性特征。梁漱溟通过对比其他文明，指出中华文明的优势就在于其延续性和独立性，“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中华文明的传承及其延续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滋养，中华文明中的“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文明基因。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价值观念，走出打上鲜明中华文明烙印的特色现代化道路。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源，中华文明的成果和贡献，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同时也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超越，为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多样增添了色彩。只要我们坚定走“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一定能够获得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强大动力。
1. 以“民本思想”批判西方资本逻辑，彰显人民性的文明底蕴
不同文明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彰显着文明价值底蕴的差异。近代以来，先行开启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至上”为发展逻辑，通过阶级剥削和利益压榨攫取高额的资本利润，对无产阶级进行奴役和压迫，并以现代化为由掩饰其罪恶行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残暴的生产方式，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社会制度。同时，为了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扩张，将资本的触角伸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剥夺、压迫和奴役的对象，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部分地区的文明发展停滞或倒退。这是资本逻辑主导下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文明“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和文明基因。自古以来，“民本思想”就广泛出现于国家发展的相关论述中，从夏商周时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先秦时期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唐代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到清代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都表明了人民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是对中华文明民本底蕴的凸显。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批判性继承。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价值底蕴。
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内在地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价值内核。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遵循，也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时代延续。人民性的文明发展逻辑，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诉求，即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人民的生存、平等、自由、发展为前提，推动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2. 以“天人合一”突破人与自然对立，践行绿色生态文明理念
人类文明产生于自然界，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利用和加工以实现自身生产和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决定了文明发展道路是否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否能够长久地可持续发展、是否能够真正造福全人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了生态恶化等后果，并反噬人类自身，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曾警醒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文明所造成的生态恶果进行反思，如本·阿格尔指出自然界的“报复”体现为生态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制约，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福斯特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认识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才能突破二者的对立，走向和谐共生。这些都成为中国在探索自己现代化道路中的有益文明成果。
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了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态环保思想，将绿色发展的文明基因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生态文明理念。从“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等，都体现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生态环保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丰富对现代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认知，走出了一条生态、绿色、环保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曾强调“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兼顾生态和林业，不能过度消耗和浪费资源。针对如何保护生态，邓小平认为“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指出政策保障和科学技术要双管齐下。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维度，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以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为先导，坚持走可持续繁荣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情怀和绿色承诺，是“天人合一”文明基因的当代诠释。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牺牲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度攫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而是延续 “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兼顾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进步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提供物质基础和坚实保障。
3. 以“和合共生”破解文明冲突，构建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格局
不同国家对文明发展格局的选择，决定了这一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正确处理好自身发展与其他文明发展的关系，能否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和进步。长期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然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其他文明的发展将必然会形成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威胁，强制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文明内部，以现代化之名行破坏文明多样性之实。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盗逻辑体现在强迫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附庸国或殖民地，使之学习相同的语言，发展相同的制度模式，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制人类文明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普世价值”的本质是价值观念的“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同化”，并由此造成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形成“中心-外围体系”，位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牺牲外围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发展自身，“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本质和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在中华文明中，自古便有“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同舟而济”，到“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都彰显了中华文明尊重差异、和谐共处的文明意蕴。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力证明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会为了自身发展去殖民、奴役和掠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不会强制他国走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
在中华文明“和合共生”文明基因的影响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摒弃文明冲突发展逻辑的道路。在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推动形成“和合共生”的文明发展格局，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进步作出引领性贡献。
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以文明包容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美好未来
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本质在于不同文明类型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而在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之上，仍存在着人类文明普遍意义上的共同价值遵循。这种共同价值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是人作为“类”的本质属性在文化价值层面的具体表征。因此，在现代化实践共同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现实基础上，人类文明生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郑重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共同价值既表达了人类社会追求发展进步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如既往所秉持的价值遵循，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中国面对世界倡导的重要话语，而且也日益转化成为国际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发挥着充分的引领作用，在人类价值格局中呈现着强有力的上升态势。”[2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在秉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并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道，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光明未来。
1. 坚持和平发展的基线，维护文明共存的安全环境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内容，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基础的价值共识，表达了人们追求安全稳定、谋求发展进步的美好夙愿。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条件，进而能在一种和平的环境下实现自我生存、立足和发展。因此，和平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的前提。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演进一直伴随着冲突和战争等因素的干扰。对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是对生命的践踏，是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有序发展状态的破坏；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战争是对文明发展成果的破坏，是文明交往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人类文明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活动才能有序开展，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是人类文明寻求进步的历史必然，是存在于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上的普遍性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社会和平发展的历程，也是不断贡献中国力量以推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与阻止社会进步的非正义力量作斗争，以寻求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推动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在中国谋求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如积极争取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等。据统计，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履行大国担当，以自身现代化建设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以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使命担当不断推动世界发展，积极贯彻联合国的发展目标，“带头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尤其是近些年来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发展迅猛，为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原则，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存在和进步的基石，表达了人类社会基本的安全需要和发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人民对安全、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需要相融通，将自身现代化发展过程与人类文明和平进步事业相贯通，走和平崛起、共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正是因为我们处理好了自身和平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所以能够助力世界和平发展，不断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实现文明共进的和谐状态
公平正义原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形态表达，是在和平发展基础上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人类社会而言，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代表着一个社会和国家正当、有序、稳定的运行状态；就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公平正义关切每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生存发展。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不同文明之间才能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才能够形成“和合共生”的文明发展格局。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契合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代表着文明的“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也表达了全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对社会环境改善和文明程度提升的进一步追寻，揭示了人类文明将朝着更加平等、规范、有序的方向前进的必然趋势。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使命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探索、开创到成功推进，始终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在推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致力于促进全球公平正义。一方面，公平正义价值原则的贯彻始终体现在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如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文明建设；不断完善和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教育公平、提升社会福利保障以及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等科教文卫方面的建设等。另一方面，中国秉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参与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安全等各项人类发展事业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更好的国际条件，更好地贡献中国力量。尤其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人类社会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成功抗疫的同时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筑牢全人类抗疫防线。对公平正义价值原则的坚守，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一条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推动全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共享发展之路。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践行的核心价值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遵循，也是人类文明实现共同进步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同频，而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满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进而赋予每一个体、民族、国家平等的发展权利，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3. 坚持民主自由的追求，走向文明共荣的美好未来
民主和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高层次的表达，代表着人类对依法行使自身权利和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民主和自由虽产生于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但决不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下的特殊价值，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且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下表现为不同的民主制度和有差别的发展形式。福山曾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种论断忽视了自由民主价值在人类文明中的普遍共通性，是西方中心论的集中体现。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只有在普遍意义上坚守民主和自由，才能够构建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充分践行民主自由的价值原则，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不断使人民享有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和自由。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深入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化效能”，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形成了一整套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自由的创新理论成果和制度经验，为其他国家寻求民主自由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新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涉及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国际事务中积极发声，反对西方文明将自身的民主自由作为衡量其他国家民主自由的标准，倡导构建全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价值，并充分给予各国选择民主自由道路的权利空间。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文明个体性发展和整体性进步的统一，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追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将民主和自由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文明价值相贯通，携手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董慧，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