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位美国学者金蒙茨（E.H.Kinmomth）写的书，日文版的书名是《立身出世ノ社会史》（广田照幸译，玉川大学出版部，1995年）。日文版的副标题是从原著英文的副标题直接翻译过来的，翻译成中文是：从武士到工薪者。但是，书中所叙述的对象仅限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级的上层白领阶层。作者以明治、大正年间的各种青年升学、就业指导杂志为主要史料，叙述幕末有教养的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后失去谋生手段，又如何在近代学校制度这架人才筛选机器的驱动下演变成工业社会中的中、上层白领阶层的。所以，此书实际上是一部属于教育社会学视野内研究日本学历社会演变的学术著作。教育社会学著作大多采用社会统计、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圈外的读者读起来难免有点艰涩、乏味的感觉，但是此书却给人一种趣味盎然的兴致，此地仅举几个例子。

比如，金蒙茨认为明治中期出现的“腰弁”就是今天日本白领阶层的原型。所谓“腰弁”原来是指明治时代在政府或企业从事文职事务的低级职员，因为这些低级职员把“弁当箱”（饭盒）关在腰带上，后来被人用借代的修辞手法称之为“腰弁”。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中就有关于“腰弁”形象的描写。

又如，金蒙茨在书末的总结性的结论没有囿于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对日本社会发出警世之语。丸山真男、家永一郎一般被认为是日本反军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金蒙茨对他们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特别是对丸山真男。他认为丸山真男把战后接受东京审判的一级战犯描写成“向既成事实屈服”的“秀才”、“放弃责任”、“矮小的”、“被上上下下的无法无天的官与民拉进战争泥沼的可怜的机器人”，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指出，战后接受东京审判的一级战犯按平均年龄计算，大约都出生于1883年前后，大部分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是经过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才成为立身出世的“精英”。因为明治后日本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一直过快地超前发展，造成高等教育毕业声数量始终超过人才市场的需要，即使是“精英”中的“精英”——当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生的数量也超过了政府机关、实业界所需要的量。企业求人标准不是学业成绩、知识和能力，而是人品、协调性——奴性。这种“精英”，个别人一旦放弃既得的权力、利益，他们的位子马上就会有别的“精英”顶替上来，与其叫他们为“秀才”，倒不如称之为“入学考试竞争的胜利者”。所以，精英们为了拼命保住既得利益，主动追随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必然的。

金蒙茨还批判丸山真男和家永一郎等人关于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学者、教授等）既没有热性参加反战活动，也不积极追随战争政策，大多数保持沉默；积极追随战争政策的是一些“疑似知识分子”、“小市民”的说法，事实上当时高学历知识分子并非如丸山真男和家永一郎所说那样，而是无比狂热、积极参与了鼓吹战争政策的各种宣传活动。查一下战争时期的报刊便可以知道，全都是清一色的鼓吹、拥护战争政策的文章，舆论之一律不亚于中国文革期间。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高学历者事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有所改善、缓解，但是，大战一结束，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很快又陷入事业的恐慌之中。众所周知，1931年9，18事变前，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大恐慌时期，1932年再制造一个“满洲国”之后，军火工业一扩张，“满洲国”政府机关、工商企业给日本大学生带来无数的职业“移民”的就业机会。“满洲国”的各种职业（满铁、日产等企业）工资又高于日本本土，最大受益者就是失业者中的高学历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对高等教育机关的学生“征兵延期”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他们免除兵役。以后，作为有大学经历者入了伍，只要忍耐，一年后可以作为干部候补生晋升为军官，与士兵待遇依然不一样。金蒙茨把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大学生及青年白领阶层、知识分子反战活动与日本战时大学生、白领阶层、知识分子进行对比。适龄的美国大学生及青年白领、知识分子无论成绩优劣、职业地位高低，不可能免除兵役，都要上有生命危险的战场，学业上、经济上都要蒙受个人利益的损失。这些出于个人利益对战争的恶好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要因。可能有人会用日本战时国内有舆论控制、对政治异见者的镇压为理由来辩解，实际上明治以来，除了1942年东条内阁上台后3年间，日本对知识分子、特别对大学教授言论的自由始终是网开一面的，即使1942年以后，多数也只是警告处分。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良心、社会责任感往往是其民族的代表，当代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软弱，当然不是以害怕坐牢、担心失业等理由能简单地解释的，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金蒙茨把病根追溯到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提倡的为富贵谋学问的封建主义；理念深入人心的结果，而中村敬宇的《西国立志篇》中的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内在化的道德最终未在日本扎根。他认为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日文版译者、教育社会学学者广田照幸虽然非常赞赏金蒙茨的关于学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搜集和运用等）在学术上的成功，却对金氏推导出来的这些结论持保留态度，金蒙茨的许多结论对当代日本学者来说太意外了。

Self—Made Man in Meiji： Japanese Thought from Samurai to Salary Man， Earl H. Kinmonth, the Rege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原文发表在2002年第2期《读书》上，之所以介绍金蒙茨的这一著作，因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已经不可逆转、而且我也预见到3、5年之后中国高学历毕业生要走日本战前大学毕业生的老路，所以，我还配上一幅金蒙茨收集的1934年《中央公论》所刊载的漫画：大学毕业生在练习如何向老板鞠躬。最近，在网络上读到，湖南长沙2个硕士毕业生，向老板校长下跪的新闻。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意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