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变革意义得以充分彰显。相应之下，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释这一科学的文明观的思想深刻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准确定位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有助于全面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分别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表述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把握“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关系，依次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的世界文明观，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同。由此，从历史高度、思想广度、表达深度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以适应并促进其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与人类进步潮流，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新课题。诚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作为一种科学的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术语革命”意义。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话语表达而言，应当突破只就其基本理念及内在逻辑而“自说自话”的传统解释框架，破除“话语输入”向“话语输出”转换的陈旧思维模式，在找准思想参照系或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在比较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
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当前，“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仍旧影响着文明话语的表达，其主要观点的根深蒂固不容小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为此，本文首先通过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并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的理论总结和具体表述，提炼出它的核心理念，即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揭示其各自的基本内涵。其次，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论战”对手的产生背景与发展过程，剖析它们的内在逻辑、理论实质、当代表现，找出这些论断取得一定的文明话语权的原因及其后果。然后，聚焦相同的时代课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理念分别对此作出的不同解决方案。最后，论证这些核心理念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等操控文明话语权之后果的扬弃，阐明它们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主要原则，全面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
一、相互依存理念与“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自身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作为文明观的现实意义的明确性，就在于把相互依存作为首要的核心理念，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方式，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此处的“相互依存”，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交往”是同义语，指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特性及相互关系。同时，交往又和生产、分工紧密相连，它们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部世界史就是现实的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构成了生产的前提，而生产又反过来决定了交往的形式。单个人交往范围的扩大，不同个人的生产之间的联结，推动着社会的结构及运动的形成。易言之，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在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程度。自然形成的而非完全自愿的分工是交往的结果。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逐步完善，不同民族之间的自然分工日益加强，致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消灭得持续彻底，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不断强化。与此同时，不同的个人之间交往的普遍性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以彰显，即交往的范围超越特定的民族和国家而扩及整个世界。
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建立，同资本逻辑的展开与世界市场的开拓之间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从资本自身的逻辑运动来讲，流通时间受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剩余价值的降低，从而使流通时间成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限制。因此，资本在力求打破交往（交换）的一切地域性限制、将整个世界皆变为其市场的同时，又试图“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把商品在不同地域间转移所耗费的时间缩短到最小。资本的人格化即资产阶级，由于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以及由这类生产决定的交往形式都成为世界性的。例如，19世纪英国的某项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结果导致大量印度手工业者的破产，继而引发整个印度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就是对世界性普遍交往的一种真实写照。精神生产亦是如此。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各民族国家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趋向不可能，每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接续成为公共财富，诸多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字创作结合为一种世界性“作品”。总而言之，同资本逻辑和世界市场相伴而生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使得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各方面依赖不断强化，直至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
究其实，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为资本逻辑借助世界交往而获得普遍性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势必引起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资本同劳动的对抗的迅速蔓延，加之贸易掠夺、殖民战争、宗教传播等手段的辅助，最终导致这样一个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全球性社会结构的形成：“中心”统治、剥削与压迫“边缘”。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现实的个人的一切状况，不论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全部生活条件，还是制约着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与片面影响，都简化为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私有财产从最初的积累劳动的产物转化为资本，内化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中的私有制同劳动是相对的。换言之，现实的个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的。对于个人来说，交往本身及其诸形式皆成为偶然的东西，他们只是因为屈从于自然分工而结为彼此依赖的关系，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然分工的程度和劳动的积累越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越强。此时，现实的个人的劳动不仅唯有在与资本的对抗中方可存在，而且表现为同个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本身的分离，进而昭示出个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量与个人本身的分离，最终使个人的现实性完全丧失、彻底沦为由资本逻辑主宰的抽象的个人。
正是由于适应了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中心论”得以从欧洲中心主义中实现蜕变并“大行其道”。自19世纪以降，作为一种文明话语的“西方中心论”，从民族信仰和种族观念、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这三个递进层面，形成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不同内涵。其中，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认为，从人类的种族划分观念中能够推导出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基于此，它将西方诸民族视为人类之精华，强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明之间的好坏之分，甚至鼓吹人种高低与民族压迫的合理性。政治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则突破了种族文化优劣的范围，把整个西方界定为现代世界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主创者、引领者，肯定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扩张及掠夺的正当性。相较之下，经过长期的思维定势与文化偏见的积淀而形成的观念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超越了种族主义和政治主义的限制，将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与落后绝对化、永恒化，宣扬“西方独特”“东方停滞”等论断，从而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让人产生等级观念先于人的类存在方式、等级便是人的全部类存在方式的错误观念。
比之显而易见的“中心”对“边缘”的奴役更甚，诸如发达国家靠牺牲落后国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强制垄断、文明的冲突与对抗程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剧、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进一步受阻等，“西方中心论”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危害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进一步明确，加剧了这种私有制所导致的世界秩序下，劳动同自由自主活动本身相分离以及生产力同个人本身相分离的后果，使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的内容而只是形式上的存在。
具体而言，各个人及其力量起初在交往的作用下，均摆脱了相对分散和彼此对立的状态，并通过有机融合和相互联系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但是，表现为个人力量的总和的生产力，一旦以物的形式展现私有制的力量，就不再作为个人自身的力量而存在。此时，个人同生产力和他自身存在之间的唯一联系，只有失去自主活动而空余假象的、仅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而存在的劳动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前，劳动为不同的个人所承担，并由此产生了它的非自主性，也就是个人的自主活动同其物质生活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以个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从属于其自主活动为前提。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非自主性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物质生活同其生产之间只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单一联系。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为之确证合理性与永恒性的“西方中心论”，超越后者所表征的“中心—边缘”结构，使每个个人重新占有现代生产力以获得真正的现实性，是推动世界历史深入发展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相互依存理念，正确地反映出世界性普遍交往下的人的类存在状态，即“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摒弃了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等级优先的错误观念，实现了对它的结构性超越。
坚持对话协商，“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6]，是践行相互依存理念、实现文明话语革命的必然要求，是改变“中心—边缘”结构、“去中心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当前，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深入化，特别是经济多样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生态绿色化等持续推进，不同的民族、地域、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之深史无前例，“中心—边缘”的全球性社会结构瓦解的征兆已然显现。相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西方中心论”所依附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严峻困境，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全球治理秩序的严重失衡发展，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重重危机，诸如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积重难返的金融危机、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持续削减的中产规模、沉渣泛起的保护主义、故障频发的民主程序、效能低下的治理体系等，还是后发展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势压制下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塔西佗陷阱”等，都充分表明“西方中心论”已经筑起阻碍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思想“藩篱”。对此，以相互依存为核心理念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打破上述阻碍的一种可行性参考。
二、命运与共理念与“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
“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7]将人的类存在方式归结为相互依存，同时意味着要对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普遍的共同利益”或“真正的共同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命运与共视为与相互依存密切相连的理念，用以反映全人类共同命运已成为所有人的利益关切。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所以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就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程度前所未有。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利益是包括交往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及社会关系的动因。所谓“需要”“有用”“目的”“价值”等，都不过是对利益问题的不同表达。作为人类活动本身的文化以及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文明，自然也无法摆脱利益的影响。
综观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既有发展图景，不难发现它就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最大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的过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和普遍的产业劳动，而且使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需要体系均不断扩大与日益丰富，从而形成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包括科学、文化等在内在的一切物质的及精神的属性皆成为这个体系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8]相应之下，对人的属性的尽可能丰富培养，创造其尽可能广泛的需要，使他具有尽可能全面的社会性，是以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为目标的，“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9]。
资本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成员对自然物与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并由此彰显出强大的文明力量。它既要打破人类过去的地域性发展和自然神化现象，使自然界真正成为满足于人的需要的对象及有用物；又要克服狭隘的闭关自守与民族偏见，不断推进社会革命，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发展和需要扩大的限制，创造比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形态更高级的形态的各种要素。不论是对时间与空间限制的突破给人的生存方式带来的极大改变，还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得到满足，抑或多样性的文化交流和不同文明间的交融对人类精神需要及产品的创造，都使人的主体性及价值得以充分彰显。
然而，资本在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有用性的同时，却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以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无法表现出自为的合理性。同样，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也同落后民族国家对其传统文明的维护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对抗，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再到社会文明等方面皆是如此。其一，现代大工业对民族国家传统产业的摧毁，“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0]。在迅速改进的工具、价格低廉的商品、机器便利的交通等的共同作用下，落后的民族国家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状态，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附庸，只是作为原材料加工地和产品倾销地而存在。其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地方性逐步被消灭，其独特的价值不断湮没于日趋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殖民文化中。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使精神产品的生产转变为一种所谓的“文化工业”。资产阶级以此作为工具，来控制一切民族甚至是野蛮民族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使个人成为失去反抗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其三，原有的民族国家社会结构及其动力机制被破坏殆尽，阶级矛盾与贫富分化不断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成为生产的唯一动力，落后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得单一化、扭曲化，人的世界同物的世界的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以致人的本质的全面异化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彻底沦丧。随着东西方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结束，为了解释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传统文明之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对抗的原因和后果，以文化决定论为理论前提和对抗性思维为分析框架的“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这一论调的集大成者亨廷顿，并未对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作出明确区分，就将文明归结为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要素的合力的结果，以及在信仰层面上表现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继而指出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中的结合或分裂的根源在于文明认同。在他看来，不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而是文明的差异，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区别，文明的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具体说来，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形成，使得人们在文明交流中加深了对各文明间差异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自身文明的认同。尽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人们交往活动日益增多，致使民族国家作为人的唯一身份来源的地位更加弱化，但文明认同上的这一“缺口”，同时也迅速为超越国界的原教旨主义所填补。不仅如此，不同的文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还促进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不断发展，加强了人们的文明自我认同意识。与经济的或政治的差异相比较，文明的差异更具稳定性；人们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立场等，却很难改变相互间的文明差别尤其是宗教差别。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力量不均衡，有助于非西方文明自我认同的双重深化：既促使它在西方文明的“顶峰”优势下，诉诸追根溯源的方式、用历史底蕴彰显独特优势，又推动其在西方文明盛行的潮流中探求自身的特殊发展路径。经由上述根源性的剖析，亨廷顿得出了两个层面上的文明冲突表现：全球性的不同文明类型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区域性的分属不同文明的相邻国家间的冲突。
撇开混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不谈，单论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之间是否为必然的因果关系，就能完成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明皆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普遍的意义，都是个性与共性、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只有一味夸大自身文明的普遍性而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抑或在片面强调自身文明的特殊性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文明的价值，因而拒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殊关系，而在于正确认识利益对文明自身发展与各文明间关系的作用。颠倒了导致文明冲突的物质因素（利益）和精神因素（文明差异）的关系，陷入用现象而非本质来解释现象的同义反复，是“文明冲突论”的最大症结；其后果在于抹杀了资本价值自行增殖最大化给世界文明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掩盖了资本主义文明维护霸权地位、持续扩大影响力的真实企图。“文明冲突论”看似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文明的差异性，实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变种”，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其文明渐显颓势的不甘及应对。只有维系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强势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不断稳固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压倒性优势，进而连续榨取经济霸权、政治强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有见及此，重新把握“普遍的共同利益”，扬弃资本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增殖，是对“文明冲突论”进行系统批判的前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命运与共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对蕴含其中的“普遍的共同利益”的深刻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1]用命运与共来表述“普遍的共同利益”，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反对经济霸权和政治强权，主张基于义利兼顾、义利平衡来实现义利均得、义利共赢，努力维护并着力实现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坚持平等互利，“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12]，是践行命运与共理念、实现文明话语革命的应有之义，昭示着各个文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一方面，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承认各民族国家文明的独特性，是正确对待人类各种文明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认识到每个民族国家文明的独特价值的基础上，做到求同存异、断长续短，避免尊己卑人、自我封闭，才能够理性处理文明差异、增强自身文明认同。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包括“文明冲突论”在内的一切霸权方式和强制手段，非但不能成功解决文明差异问题，反而给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严重灾难。另一方面，坚持从自身文明的具体实际出发，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是正确进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遵循。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均充分表明，文明的开放性及包容性是文明流传的客观规律之一。唯有坚持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推陈出新，杜绝生搬硬套、囫囵吞枣、厚古薄今，方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之良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批判“文明冲突论”所实现“术语革命”即在于此。
三、合作共赢理念与“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
纵览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交往与分工并不是始终相辅相成的。“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3]通过命运与共理念反映“普遍的共同利益”，绝不意味着只强调“普遍的共同利益”与“特殊的个人利益”的同一，而完全否定它们的差异乃至对立和矛盾。坚持在竞争中达成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既是命运与共的连带效应，也是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合作共赢确立为又一核心理念，用以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特殊的个体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作为上述关系的中介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在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中谋就世界大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前所述，“特殊的个人利益”与“普遍的共同利益”的矛盾，是自然分工带来的后果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为了调节这两种利益间的矛盾，便采取了介于两者之间并且完全独立于它们之外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然而，个人出于自身生存及发展的需要而结成的共同体的最初形式并非国家而是阶级。对于个人来说，他们通过阶级实现的利益虽带有一定的共同性，却又和他们自身所追求的特殊利益之间完全不一致。要言之，阶级利益只是“虚幻的共同利益”。处于不同阶级的个人之间为维护各自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进而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国家即为处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任何谋求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初期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宣称自己的利益具有普遍性。可见，国家对于个人只是“虚幻的‘普遍’利益”。个人的生存及发展的需要的永续性，意味着同“普遍的共同利益”“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的个人利益”，始终在进行着实际的斗争，从而使对此作实际约束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成为一种必要。
究其实，国家只是调节“特殊的个人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矛盾的一时之策，终非它的根本解决之道。只要这一矛盾仍然存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属性就无法改变，尽管国家在世界性普遍交往中呈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从而形成自己的利益，即满足国家以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并且在整体上对国家的有用性。作为自然分工之后果的各种利益矛盾，只能随着自然分工的消灭和自愿分工的产生而得以彻底终结。
更有甚者，分工的非自愿性，也就是“特殊的个人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之间的仍然分裂，还致使人的活动同人本身之间产生异化。一方面，它使得两种个人——大多数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少数组织物质生产和进行精神生产的个人——之间形成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继而导致个人力量表现为物的力量，个人之间的关系亦随之转变为物的关系。另一方面，自然分工的出现是对人的活动的固定或限定，这种固化使人的活动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和压迫着人的、使人的愿望皆化为泡影的物的力量。受自然分工影响的个人共同活动所产生的力量总和，即成倍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也在个人共同活动的非完全自愿的制约下，从个人联合的力量转变为外在于个人的、异己的强制力量。个人由于对这种力量的形成与发展知之甚少而无法驾驭它。相反，社会生产力不仅表现为不以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而转移，反而决定着个人的意志和行为。有鉴于此，只有重新驾驭并真正占有社会生产力，才能使人的活动向人本身的复归，并通过这种主体力量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4]。当然，在分工从自然形成转向完全自愿之前，使国家尽可能地弱化纯粹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程度，从统治阶级自我标榜的阶级利益“普遍性”中逐步解放出来，让国家本身的利益更大限度地趋向“普遍的共同利益”，无疑有助于解决作为自然分工之后果的利益矛盾。混淆国家本身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将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直接等同起来，非但对“特殊的个人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矛盾的解决毫无裨益，反而使其伴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对抗而不断恶化，进一步强化了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近年来，一种以“国强必霸”为代表的论调在国际社会上不断泛起，其内在逻辑和形成机制即源于此。更有甚者，“国强必霸论”还搬出世界历史发展数百年进程中的西方强国称霸来进行自我证实：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6世纪通过海洋霸权来瓜分世界，其世界霸主地位随后在17世纪被荷兰取代；18世纪和19世纪，则是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英国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法国争相称霸世界的时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分别于欧洲和亚洲相继崛起，并试图谋取新的世界霸权；在20世纪的多半数年代，整个世界都处于美国与苏联两极争霸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仍主导着西方大国对国际关系的谋划。
显而易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历史路径的完全依赖，把殖民扩张作为攫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利益的唯一道路，构成了“国强必霸论”的理论症结。这一论调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它不仅极力打压遏制其发展道路之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而且阻碍了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方向的全球化新进程，故而成为“普遍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威胁。
进一步来说，“国强必霸论”的西方逻辑，只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现有历程的片面总结，既没有立足作为文明主体的人自身的维度，也未能站在广泛、开放的、发展的视角，来科学预判从而正确指引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和人类文明的潮流。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合作共赢理念，始终紧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变”，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准确抓住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个人对生产力的重新驾驭和真正占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15]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表明，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是对同一个理念的不同表述。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实现文明话语革命的内在要求在于，坚持和平合作，“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16]；坚持共赢发展，“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17]。以合作共赢理念的内在要求为遵循，应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归纳而言，这一拒斥“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路径选择在内容上分为：其一，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的相互促进；坚持自主改革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其二，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下顺势而为并力求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其三，携手国际社会力量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内容所具有的系统而全面的最鲜明特征，即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事关对社会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引领，内容涵盖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共同构建、全球非传统共同挑战的携手应对、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国际责任义务的积极承担、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协同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推动等。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才能够从总体上完成对“国强必霸论”的解构，充分昭示出文明变革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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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源，男，1989年7月出生，河北黄骅人。2005年—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2018年6月评为副研究员。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