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品格是一种理论或思想所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判断观点和论断是否升华为理论乃至思想的重要标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当前，理论界将此普遍解释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同时，学者们也对“体用”这对中国哲学经典范畴的多种含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论述了其所表征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为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性支撑。从“体用”范畴的上述三个维度出发，本文力求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在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明确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布局要求，不断推动文化建设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把握主体本位和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
作为中国思想的固有概念和体现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范畴，“体”首先指代实体、主体、形体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者具有独立性的东西；“用”则意味着该事物的作用、功能、属性等。《荀子·富国》指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即认为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虽不能主动地迎合人们的需要却对人都有用，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具体到文化这一事物上，“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近代以降，“体用”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相交织，被中国知识分子赋予文化的主体本位与功能客位的含义，以此回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试图破解追求近代文明之“用”同维护自身文明之“体”无法兼得的困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
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功能的相互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发展样态，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体现着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尝试摆脱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从人的主体性而非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出发来把握文化，指明人的主体性能够使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成了关于文化即人化的认识。立足满足人的需要、人的社会活动或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探讨了文化对人的需要的价值规范和个体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的教化，使之不断实现本质的自我确证；考察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包括文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宗教文化对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塑造功能等。恩格斯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始终主张文化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坚持文化主体性，并且把文化的功能拓展为传承社会经验和知识、维持社会历史连续性、增强各民族自我意识、为社会发展凝聚力量等。
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主体性和功能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出发理解文化的功能，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从而深刻把握文化的主体本位及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主要表现。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彰显对文化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思想不仅用“灵魂”来描述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且创造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将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阐明其重大意义，即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中国既是一个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如何使中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如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归结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认为唯此方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有文化主体性、什么是文化主体性、怎样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指出，一种文化只有具备主体性，才能够形成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才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没有文化主体性，就不能更好汲取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也难以具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有了文化主体性，便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与肩负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即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以国家形式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充分表明它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3]。换言之，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即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变革的过程。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朴学、乾嘉之学，其间虽历经焚书坑儒、五胡乱华、靖康之耻等浩劫，却始终屹立不倒、文脉赓续。究其原因，就在于积淀了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根基稳固的文化主体性。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中华文明遭受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一度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占据主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日渐式微。为了破解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背后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强弱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奋斗，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3]，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
从上述意义上讲，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民族的，更是当代的、世界的。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就在于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两个结合”光辉典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关系维度阐述了它的标志性意义。不论是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还是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抑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
二、坚持透过外在现象看内在本质并揭示规律
在中国思想体系中，“体用”范畴的第二层内涵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里的“体”不再是独立的主体、有形的实体，而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最高本体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内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综合反映。与之相对，“用”则指代本体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是在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和客观形式。宋明理学经常在上述辩证的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并以此建立起儒学的本体论。例如，程颐在解释《周易》时以“理”与“象”说明体用关系：“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5]这就是说，“体”和“用”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分属不同的层次，前者具有形而上的优先性。秉承这一思路，朱熹进一步指出虽“体用一源”，却始终存在“体”和“用”的先后之分、精粗之别，这两者之间有着逻辑展开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朱熹还对“体用”范畴进行了广泛运用，甚至扩展到关于心性的阐释。显然，“体用”范畴同样适用于对文化的理解，因为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需要人们打破习以为常，形成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
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存在形态中把握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文化不论是表现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内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在实践结果中变成现实的人的意识。因此，在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着同这个阶段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现象。简而言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人们把自身生活的决定力量归结为各种自然物，将自然神化为宗教信仰和崇拜对象，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随着人的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其生活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们自身，进而形成关于文化的初步概念，在文化与自然之间作出区分。到了阶级社会，文化从对自然的崇拜中摆脱出来，逐渐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继而发展到同它的创造者相对抗甚至异化的程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
相比于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使人脱离直接的相互依赖，因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让人彻底陷入物的依赖关系中。它否定无产阶级文化，是工人阶级发展的思想阻碍。因此，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使文化复归其本质，建立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在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贯穿着坚持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这与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彼此契合的，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这种结合从可能变为现实的明证。这一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的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实现了透过文化的现象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极大地展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
究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提法中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身即已指明了它的本质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3]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
就其发展方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而非背离现代化、世界、未来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非媚外的愚昧的小众的。其中，面向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同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坚持与时俱进，充分汲取现代文明的成果，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面向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深化交流互鉴，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面向未来昭示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使命，先后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赋予文化建设更加重大的使命任务，使之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全新内涵。
在进一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深化了对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准确把握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交流的相互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继承、创造、互鉴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在动力、必由之路。一方面，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互关联、互为前提，文化传承的重要目的在于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新，唯有在传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地阐释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造属于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既肯定文化的传承性又强调文化的选择性；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本质在于创造性实践，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两个结合”中实现文化的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有差异、相互交流和借鉴才得以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强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必须更加广泛地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更加充分地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实现根本原则同具体方法的有机结合
原则与方法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体用论的第三个维度。除却本体和实体、本质和本原，“体用”范畴中的“体”还有根本原则、内在目的之义。相应地，“用”则为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内在目的之实现方式，也就是具体方法、外在手段。先秦时代同“体用”意义相近的“本用”，早就表达出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含义。
人们所熟知的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起初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揭示出来，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的正式提出，最后由张之洞作出了全面阐释，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所谓“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西学为用”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根本原则的“中体”，绝不意味有一个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中，实现传承、发展、创新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样有着作为前提的一些根本原则。诚然，对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等的考察，构成了文化理论的普遍性内容。但是，文化从根本上只有置于社会历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或地位不同，使得他们的意识之间出现差异，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为了给予社会存在以合理性的论证，每个时代都会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文化领导权。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总结了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包括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特别是以阶级政治意识为代表的先进理论“从外面灌输给工人”[11]等。同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也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原则，它内在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相结合，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诸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谱写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篇章。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掌握文化领导权始终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一大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迅速占领文化思想阵地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对思想文化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2]、“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3]、“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2]等带有原则性的重大判断，又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5]、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等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部署，表明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党性和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机的统一性。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然意味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确立上述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和火热生活”“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13]。关于新时代文艺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一方面，要守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坚持养德、修艺相统一，引导文艺工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培育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造就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除此之外，习近平文化思想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具体而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提升为中国理论，绝不一味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照抄外国理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要把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全面养成昂扬向上的民族风貌和理性平和的民族心态。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秉持开放包容，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形成一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明成果。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守正是确保不迷失自我和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则是为了把握及引领时代。不仅要守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牢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四、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在关于体用关系的表达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的内涵是一致的。明体达用出自北宋胡瑗提出的教育思想，始见于元代张光祖对其教育思想的如下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18]它的原义是将圣贤之道传授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用于小到为人处世、大到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安邦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宗羲尊其为“宋初三先生”之首、宋学第一等人物，钱穆认为这一思想代表着宋学精神。相比之下，体用贯通则是现代才有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用贯通、明体达用被赋予新的内涵，用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大显著特性在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通过实践的方式取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又根据获得的知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实现了实践产生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理论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基础、前提、动力以及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的意识支配的，故而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须不断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主张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深刻表明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涵盖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发展的有机统一。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无论是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创造性做法、“九个坚持”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在规律的概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文化建设方面“十四个强调”的阐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揭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遵循原则的阐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目标要求的明确，还是在主持召开文化建设各主要领域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全国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与中国方案，都展现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点。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鲜明理论品格的形成，从根本上离不开坚持问题导向。
新时代开启之时，我们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民族复兴凝聚起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不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缺乏斗争精神；一些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虚无论”“无用论”“教条论”等认识误区与错误论调；一些错误思潮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有所滋长；“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13]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工作性，全面论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立场、重要方针、创新要求、力量整合等，就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本清源、举旗定向之效：“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20]
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各种观点泥沙俱下，一些错误思潮乘虚而入，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等；一些人刻意歪曲历史、丑化英雄，甚至抱着泛娱乐化、泛物质化的态度；社会热点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一些孤立事件和民生问题经过网络传播成为舆论事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深刻总结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了“九个坚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擘画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及其具体要求，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等，“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21]。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的历史节点。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包括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风险挑战以及文化建设仍存在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则，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的方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指导我们谱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华章，而且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作者简介：杨洪源，男，1989年7月生，河北黄骅人。2005—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