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已经有共识，即提升消费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基础，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是未来战略的一个核心抓手。但是为什么政府还没有全面推出消费端的政策，学界也没有随着全球消费政策的最新发展提出一些更好的学理性建议呢？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一、消费刺激是当前经济循环启动和加速的关键

从欧美消费市场的研究来看，消费刺激所带来的跨期效应，可能比传统经济学所讲的跨期替代要小得多，尤其是在外生冲击下、经济循环出现了减缓时。在经济循环断裂的状况中，短期消费刺激是经济循环启动和加速的关键，而不是我们在扩大内需中的辅助性工具。因此，制定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方案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不能过度担心当前消费刺激过多挤压未来的消费，保循环是消费刺激的一个核心目标。

二、消费刺激要与防疫政策相匹配

为什么欧美采取了很激进的消费刺激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美国在全民收入计划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全民进行消费补贴，产生的消费端拉动是很明显的。我们为什么难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因为防控政策不一样。大规模的消费刺激必须要在消费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常态化的状态下进行，而不能有过多的社交隔离和静态管理。否则大量的消费刺激和相应的补贴只会产生替代效应和储蓄效应，而不会产生当期的拉动效应，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根本没办法进行娱乐性、高端性的消费。这就要求消费刺激政策必须要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化、科学化进一步优化匹配起来，而不是单向而行。

三、投资端刺激和消费端刺激有本质区别

我们的政府非常擅长通过投资大规模的项目、对大企业进行扶持来展开扩内需的政策，很擅长在投资端发力。为什么我们这么偏爱投资刺激？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要运行，有大量的就业需求，要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从利益结构和战略定位出发，我们的扩内需战略之所以往往倾向于从投资端展开，是因为这符合利益集团的需求，我们也有很好的实施体系，但是在消费端，这种体系是不存在的。

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在下一期是供给。投资刺激和消费刺激具有本质差别，消费刺激不可能在下一期转化为供给，而投资则会带来后遗症：如果无法在短期内快速启动经济，它会产生强烈的供给端和财务端的效应。如果我们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端投入，而没有真正的需求，会直接导致烂尾工程，导致刺激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供求平衡的调整起不到积极作用。因此，当外生冲击和需求不足是一个中期的结构性、趋势性现象的时候，一定要将刺激政策从投资端向消费端进行转换，而不能持续、过度地使用投资刺激政策。

四、扩大内需战略不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当需求不足、内需不足是一种超越周期的趋势性、结构性的现象时，我们要启动的不是短期扩内需的凯恩斯逆周期调节政策，而是扩大内需的战略。二十大提到要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要义。扩大内需战略与凯恩斯逆周期调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凯恩斯扩内需政策就是短期逆周期的，但扩大内需战略是要在中长期的周期实施的，它不是以逆周期政策为主体的，它需要穿越周期，通过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来提升内需的比重和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从扩内需战略来看，扩消费很重要的着力点是在收入层面上做文章，要真正在战略层面上扩大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从根本上改变储蓄过高的局面。在支出端，必须要进行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减少审慎储蓄、安全性储蓄。此外，要在房地产这种挤占消费资金的方面做文章，使住房回归到居住的属性上，同时为中低端阶层提供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和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最后，在公共服务以及一些中高端消费上也要有战略上的安排。

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内需战略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短期刺激政策。当下需要短期和中长期相互配合的举措，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刺激，比如发售一次性的消费券。我们需要把握好跨期与短期循环的启动、疫情政策与刺激性消费政策、消费刺激和投资刺激、以及凯恩斯短期消费刺激与消费战略之间的关系。只有把这四种关系把握清楚，才能够很精确、很科学地构建下一步一揽子消费刺激政策方案。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