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先生有言: 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奋斗终生,先是袁世凯窃国,欲复帝制;后是军阀混战,争相攘夺。先生迫于时艰,自创新军,联合俄、共,扶助农、工,兴兵北伐,可惜壮志未申,而半道中殂。蒋介石阳承先生遗教,阴结国中豪富,消除异己,围剿中共,让青天白日旗遍插域中,实距民主共和远甚。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中山先生的民主大旗,踵继红色苏俄的脚步,于中国现实中走出新民主主义之路,万水千山,前仆后继,唤起工农,团结民众,甫二十八载,定鼎中原,荡平神州。在中国共产党取胜的三大法宝中,我们都能看到民主的身影,“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包含各阶级、各政党,实质上是民主在全民族中的一种体现;“武装斗争”中的军事民主,一反一切旧军队的作风,官兵平等,战斗力陡增,故能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党的建设”实行党内民主,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党内斗争,不无严酷,艰难曲折,深自惕励,终而使组织结构严密,领导更为坚强。
新中国的曙光,驱散了中国近代的百年梦魇,人民共和的建立,带给人们无限的憧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民主党派额手称庆,欣然向化;海外游子,漫卷诗书,梯航而归……百废待兴,万众引颈,期待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工商业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快好省,”欲实现经济上的“大跃进”,这是符合人民心愿的。此时的共产党,已把自己溶入人民大众之中,俨然成为人民的代表,试问当今世界,还有这样广泛的实质性的民主吗?非但如此,民主的制度建构也早已跟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赫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有两次共产党借助民众力量进行自身改革的尝试,一次是“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1]然而,这次整风运动,却以“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结束。过了不到十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用“四大”的民主手段,清除党内的“走资派”,但结果事与愿违,“文革”十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以后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取消,任期制的实行,党内民主的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的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似乎无一不是在显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决心。
客观地说,共产党依靠民众起家,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深得人民拥戴;建国以后,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共产党都未曾懈怠,尽管有不足或错误,仍不失人民的理解和信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的光环在逐渐地褪去,曾经许诺的民主权利,“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得不到完全的落实。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民主在中国水土不服,还是中国人看待西方民主有太多的盲点?
民主在中国的踽踽而行,显示出中国当代政治的复杂性,而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现实局面更形严峻。
一方面,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武器,挥舞普世价值的大旗,对中国政治现实横加指责,认为中国集权专制,人权缺乏保障,自由受到压制,不平等加剧,民族矛盾突出,司法公正缺失,公共权力腐败……,这些指责,并非都是空穴来风,但有多少是出自西方意识形态的自诩,有多少是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打压,谁也分不清。在国内也有其随声应和者,推许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识,主张西方民主是中国政改的路向,前呼后拥,煞是热闹。
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在对政治改革的期盼中越来越失望,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感到得不偿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体验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个人权利的实现中抱怨制度的滞后,在广泛的贪污腐败中愤恨权力的失范,在人民主权的高论中讥笑自己的无权,在普遍的道德滑坡中悲叹情感的落漠……,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利益不断膨胀的同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诉求,从而对民主有更急迫的需要。
在这两方面的夹击下,中国政治还有多大的腾挪空间?现在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就用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只要不合这个标准,就不算政改;党内也有人在大喊“民主是个好东西”,其论说也多从西方民主取义。共产党虽然在搞社会主义民主,但这种民主既被西方人诟病,认为与专制无异；又不为老百姓首肯,认为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更有居心叵测者,声言利用渐进民主,倒逼共产党进入西方现代民主的轨道。应该承认,民主是西来物,其话语权在西方人手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是情理中事。可是,我们切不可掉入“西方民主陷阱”,在西方民主的路径依赖中进退维谷;我们更要跳出西方民主的惯性思维,对民主作更深入更客观的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回溯中,寻找中国政治的历史根基和广阔天空。
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邪路,用以抵拒国内外西化派的大呼小叫,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指出西方民主的邪门在哪里,不能有理有据地论证西方民主政治的前世今生,不能破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要想取信于世界舆论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民主,用以平息老百姓自发的民主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指出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只是说共产党就是人民大众的代表,甚至说共产党打江山就要坐江山,老百姓即使嘴上不说,也是要腹非的。
其实,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问题多多,不说它曾经给世界带来的斑斑血泪,就以它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跌宕起伏,危机频生。从最初的少数人的民主到多数人的民主,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不乏阶级的较量、流血的冲突、利益的对决,远远不是什么“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妙言说所能敷衍的;从民主的滥觞到民主的恣肆,不少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之发出批评、提出警告、甚至断然否定,为民主政治把脉出并不美好的前景;民主政治自身的理论阐释,没有坚实的学理基础,缺乏系统的知识结构,充斥蛊惑人心的主观臆说;现代民主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铺垫,把人类带入物欲横流的世界,人性在个人权利的贲张中被扭曲,社会责任、道德情操在个人自由的喧嚣中渐次被人们淡忘;民主政治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对传统的权力腐败的遏制,然而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导致权力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腐败,为民主政治埋下了难以根除的祸根。
与问题颇多的西方现代民主相颉颃,共产党一党执政可以做得理直气壮,共产党以服务人民为宗旨,这是其深厚的基础;共产党在其建国之前就指明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2],强调是集中统一下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勿谓言之不预;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取得骄人的成绩,傲然挺立,震惊世界,证明其执政的实力;共产党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却能幡然更新再接再厉,终而有成;倘若我们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不是人云亦云、照猫画虎,对西方的宪政民主不是盲目拒斥,而是有批判有借鉴,一党执政将更有自信;倘若共产党有壮士断腕之决心,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蛀虫,身自正,孰能不正,“打铁全靠自身硬”呀;最后,倘若共产党能接过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巨纛,吸收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继往开来,返本开新,走向中国自己的光明大道,华夏儿女,谁不景从?世界各文明,怎能不气短?
二
曩昔,汉风唐韵流丽天下,比隆尧舜;近世,欧风美雨浸淫世界,远绍希腊。谁能竞今日之雄长?
西方现代民主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共和,让西方民主底气十足、牛气冲天,因之西方人自夸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翘楚。然而,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只存活了短暂的时间,局促于狭小的地域,即便也曾一度辉煌,但在异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侵蚀下,西方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沉沦了千年之久,文明中断、国家分裂、人民罹难。反之,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小变大,从弱到强,有如长江黄河,起于世界之巅,入于太平之洋,百转千回,奔腾不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磅礴于世,这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尽管也有无数的内忧外患,总能渡尽劫波、转危为安,尤其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盛,成为其主要标志,让世界所惊羡。中国人拥有这样优秀的文化遗产,脚踏如此丰饶的文明厚土,怎能让西方民主独擅其场,而中国政治却成西方文明的应声虫,难道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某些人一遇弊端,便归咎于传统,欲兴新政,则痴迷于西方，不知这些人想过没有,中华民族以人类唯一没有中辍的文明,以世界最为长久统一的大国,难道就没有什么祖传的秘诀、长存的经典？！诚然，近代中国落后了,挨打了,这自有其历史的原因,正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奋发有为,图强更新,而不是像患了软骨病,一味对西方顶礼膜拜。
从中国的近代史来看,在西方的凌辱与侵略之下,中国人在悲愤中并没有忘记向西方学习,从最初的“器物之变”、“洋务运动”,到后来的“变法维新”、“民主共和”,历尽艰辛,付出代价,结果并不理想;孙中山在对西方国家失望之余,才转向苏俄,却未竟全功;中共师从苏共,听计于共产国际,革命亦屡屡受挫,毛泽东带领中共走出中国化的道路,始能无往而不胜;建设时期同样如此,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让中国经济实现腾飞。这些事实无不说明,世界一切优秀的东西固然要学,更重要的是要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土壤之中。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这样的经验特别值得记取。
有人会说,中国当初向西方学习,总是放不下文化自大的架子,讲什么“中本西末”“中体西用”,最后只能一败涂地。我们姑且不说这个“本末”“体用’’是否完全搞清楚了[3],就算中国放弃“本末”“体用”的虚矫,完全倒向西方,如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情况又能怎样,不一样还是积弱积贫吗?中国从来不缺乏变法的决心和革命的勇气,也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气度,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传统的决裂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欧国家,彻底铲除了君主制,对一切复辟君主制的苗头,全国共讨之。以此来看,中国人并不曾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有积极进击的时代锐气。
有人还会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避之惟恐不及,还有什么值得继承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不论按照中国的标准还是西方的标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封建社会,这一点不少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有共识。人们更不能忘记的是,自此以后,中国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超迈于所有的古老文明,这不仅值得中国人自豪,也是世界文明的骄傲。最近,一些独立的西方学者对此已经有所感知,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认为公元前221年,现代中国已经诞生[4],文明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特征。他写到:“中国历史极其悠久,被遗忘的发明层出不穷,除此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昔日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分崩离析、最终分裂为许多国家,而在此之前,中国已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开始合并为整体。”[5]另一政治学家福山,先用西方封建的标准,断定“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6]然后指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出离封建社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这些现代政治的优势,允许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7]······外国人尚且如此,中国人该当怎样!
近一二十年来,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自信逐渐增强,对中华文明的体认衰而复炽,不过,这种自信大多落脚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科技发明、武术气功、悠久历史等等;这种体认更侧重于古典文本的钩沉,传统经典的诵读,古人言行的新探。这些固然不无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中华民族繁盛兴大的魂魄在哪里?中华文明长存于天地之间的奥秘是什么?其中,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是其最重要的表征。
或许由于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讳莫如深(认为它专制、停滞、腐败,不值一提),或许由于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已是明日黄花,西方民主政治才是人类归宿,于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痛加诋毁,急欲除之而后快。这让我们想起某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历史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人对古希腊短命的民主如获至宝,把它发展为欲霸世界的现代民主;某些中国人却对盛行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嫌弃如癣疥,生怕与之有丝毫的牵连。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华文明的长存,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的道路上实现的,中华文明的成功失败,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都与中国传统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弄清中国传统政治的底蕴,能使我们了然中国历史的升腾与沉沦,成就与挫折,光荣与屈辱;继承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不仅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更能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将昂首天际、引领未来。始终不要忘记,中华文明的伟大与长存,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对中华文明的传承,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传承,对中华文明长存奥秘的探寻,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的发扬光大。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继承,不是良莠不分、真伪莫辨,而是要去芜存菁,弃伪取真,洞隐烛微,融汇贯通;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道路的推重,不是要重走传统政治的老路,而是要在中国传统政治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壮阔、最为久远的政治范式中,识别其优秀的基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尤其要撷取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要妙,开创出既有深厚历史传承,又兼具新的时代精神的中国道路。
“五四”时期强烈的反传统,将中华文明自矮于西方文明,“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破四旧”,让中国人久违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有人说,台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屠宰场,这看上去是象那么回事。然而,形势比人强,环境改变人,台湾或许沾染了太多殖民者(先有荷兰,后有日本,加之美国二战后的驻军)的气息,倒向了西方民主;大陆在独立自主的怀抱中,仍在进行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究竟谁是中华文明的正朔呢?其实,最让中国人纠结和欲罢不能的,是那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文明命脉,中国传统早已文之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化之于中国人的血胤基因中,任谁也摆脱不了。就以共产党的统治而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民本”的现代翻版;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执著追求,应和着“大一统”的千年传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拔干部的标准,更是“尚贤”的直接应用。如果这些还只算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自发承接,那么“三个代表”中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和谐社会”的提出,至少应该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自觉意识了。身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谁不受中华文明的薰陶与沐化?
我们这里要预作启示:中国的传统政治,大有精华,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可为世界文明提供新的司南。
鉴于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误解与疑惑,就让我们带领你,走进中华文明宝库,浏览一下政治文明分馆的珍藏吧,你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和民族自信心的升华。
三
在以上的概述中,我们萌生了写作本书的想法,试图通过中国传统政治道路的探索, 为中国政治寻找其历史座标;在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的挖掘、清理、修复、光大中,为中国政治增添数千年来的不竭动能;辅之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析比较、批判吸收,以西方之石,攻中国之玉。这些如能得到认同,一党执政将具备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独具的时代魅力。
全书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中华历史的大格局”,对中国历史作一个总体上的鸟瞰,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中,中国历史特别的悠久,分外的夺目,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葩;中国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无数的物质文明成果,更在制度文明上力拔头筹、震烁古今;这些成就要归之于中华文明的品质,其中最突出的是包容与自律,这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分水岭。
第二章“政治的核心及其规定性”,从世界的眼光来定义政治: 政治是防止人们在利益普遍对立的社会中同归于尽的一种制度设计,这是政治的一般性;政治的核心是人们利益的普遍对立,要在此基础来进行所有政治问题的分析理解,以及一切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有自身的客观规定性,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团体都不能违背的,它是政治成败的试金石; 人类只有在遵循政治客观规定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政治愿望或理想, 然而政治是最容易被人们的主观性浸染的领域,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些主观性,达成社会整体的主客观统一,在一个利益纷争的社会中,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共存,和谐共享。
第三章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 ”的阐释,是每一个潜心于中国政治的人应该深入理解的,为了人们更好地了解古人的原意,我们较多地引用了原典,这会增加阅读的困难,但绝对是物有所值。在“道 ”的阐释中,你会看到古人已经将政治的重心凝聚在人性上,指出对人性的理解、遵循、规约是政治的首重;循此而有了“民本 ”在中国数千年的追求,把人民作为社会、国家的根本,不仅要重视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关切人民的教化、人性的提升;民本的实施,需要一些遵道行道,志行高洁,才能出众的人来担当,这是“尚贤 ”的由来,也是中国代有才人的源泉;而“大一统 ”的提出,是在对道的追寻中产生的,大一统应该统一于道,董仲舒把它归之于儒家学说,差强人意。
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非议最多的是人治、专制、人权的玩忽,这些在传统政治中都有所表现,但把它们推向极端,未免过犹不及。第四章“中国传统政治的辩诬 ”为此作了一些梳理,“人治”不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普遍的事实,只是中国的“人治”有一些特殊的规范,是优是劣,见智见仁;“专制”是西方人加诸东方的一个霸权话语,但即使按照西方人的定义,专制也并非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只是偶有歧出;“人权”在现代有最突出的表现,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人权的现有状况,即有历史的遗存,也有现实的播弄,不要作片面的解读。
第五章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迷局 ”-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及众多的农民起义-进行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这两大迷局关及中国历史的走向,“周期率”的一盛一衰,周而复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于外国历史而无有,这里已隐含中华文明长存的奥秘;“农民起义的宿命”虽然命定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却起了摧枯拉朽、荡涤污浊的作用;这两大迷局都在围绕政治核心旋转,而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势与缺陷,在这里都将有充分的表现。
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性 ”,我们在第六章来论述,从“君主制”和官场这两个重要的方面入手,“君主制”在人类的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必然性,世界皆然,但中国的君主制在传统政治的薰染下,有特别出色的表现;“厚黑的官场”更侧重吏治的腐败,这带有现实的意味;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主观认识的不足,从更深处追寻,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有关。
近代,“西方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冲击 ”,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和震荡,这是第七章涉及的内容,西方人看待中国有两付面孔,在十八世纪以前纵情歌颂,之后则极尽贬斥,两者之间,历史已面临转折点;中国精英面对国家危亡,大声疾呼,奋发图强,却功败垂成;找到“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这不只是对历史的交待,更是中国面向未来、走向复兴的精神依托。
在西方全球殖民的笼罩下,后发国家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其中,西方的民主政治,成为西方国家推荐的首选,后发国家大多没有意识到,这里是否有精神殖民的可能? 第八章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 ”,让我们认识一下西方现代民主的前世今生,先从“现代西方民主的历史进路”来看,西方民主的历史进程,既非高歌猛进,更非一帆风顺,而是缀满血泪,一路艰辛;历史进程的艰难或许与“现代民主的心路历程”有关,现代民主的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它的理论基础纯属虚构,它的理论言说多有龃龉;对于民主的现实与理论,西方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早有批判,令人深思;民主自有其迷人的外表,“民主的潘多拉身段”倾倒众生,这是民主受人吹捧的一个原因;但民主以其或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然,又受西方民族禀性的驱策;西方现代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先行者,肯定有其先进性和闪光点, 但民主已经留下了致命伤,成了“民主的阿喀流斯之踵”。
第九章我们进行了“中西方政治精粹的比较 ”, 以便人们对中西方政治有更多的认识,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中西方都在寻找一个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原则或法则,这个法则在中国是“道”,在西方是“正义”,二者有共通之处,只不过中国的道更凝炼、更一贯,西方的正义多有歧义,偏于散乱;中国的“民本”与西方的“民主”可以一较高下,各占擅场,我们更倾向于民本;“关于尚贤”,在中国不只有理论更有具体施为,在西方古代虽有推崇,却难付诸实践,而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尚贤已成绝响;“大一统与多元化”,通常被人们作为标签分别贴在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身上,其实中国的大一统中含有多元,而西方的多元化却难能统属;“他山之石”一节,我们择取了西方民主中独有而中国传统政治中欠缺的精粹,以补中国政治之失;我们“也谈普世价值”,在作了比较之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欠了火候,中国传统的政治精华更具有普世意义,你是惊喜呢还是失望呢。
第十章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换 ”,首先对现代政治的历史前提有一个简略的提示,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认识现代政治面临的两大危难;接着转入传统政治在当下应该吸纳的现代元素,让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在当代再放异彩;从中国的传统政治出发,一党执政是必由之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对道的遵循,是对全体民意的兼顾;“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的延续,籍此可以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本书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介绍及梳理,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部分,尽管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即使这部分的介绍和梳理,也只是撮其大者,难能尽言,加之主观附丽,恐贻学者之讥。然而当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紧迫之际,故不揣浅陋,甘于献曝,倘能有裨万一,则无憾矣。
目录
序
导论
第一章中华历史的大格局
一 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
二 丰硕的文明成果
三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第二章 政治的核心及其规定性
一 定义政治
二 政治的核心
三 政治的客观规定性
四 政治的主客观统一
第三章 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
一 道
二 民本
三 尚贤
四 大一统
第四章 中国传统政治的辩诬
一 人治
二 专制
三 人权
第五章 中国传统政治的迷局
一 周期率
二 农民起义的宿命
三 解说迷局
第六章 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性
一 君主制
二 厚黑的官场
三 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
第七章 西方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冲击
一 西方看待中国的两付面孔
二 大梦初觉的中国精英
三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
第八章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
一 现代西方民主的历史进路
二 现代民主的心路历程
三 西方人对民主的批判
四 民主的潘多拉身段
五 民主的或然性
六 民主的阿喀流斯之踵
第九章 中西方政治精粹的比较
一 道与正义
二 民本与民主
三 关于尚贤
四 大一统与多元化
五 他山之石
六 也谈普世价值
第十章 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换
一 历史巨变的时代背景
二 传统政治的现代元素
三 一党执政的合法性
四 共产党的领导
五 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卷,第805页。
[2] 毛泽东在《新民主民主论》中说民主集中制是政体,其寓意是深远的,他对民主持保留意见,一直提醒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他从来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他的集中统一虽然也曾走向极端,但不能就此否定集中统一的重要。他的思想还值得深入研究。
[3]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有争论,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说,张新民兄的“同体共用殊相”论,或许是其最近之心裁。
[4] 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他的这一断言将会争论很多年,关键是对现代的指代,如果现代是指经济方式,则末必妥;如果指的是政治体系,相信西方民主的肯定不同意,而在我们看来,就其中的精髓而言,是为的论。
[5] 同上,第292页。
[6]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7] 同上,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