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与就业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是整体经济运行中均衡与非均衡、稳定与波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在新古典的理论中是没有失业问题的，因为在完全竞争假定下，只有充分就业。但失业问题的长期存在，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的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日愈严重的失业问题。在一极上，是新古典理论对失业问题视而不见的学究式的自我陶醉；在另一极上，是经济学家们对失业现实问题穷思竭虑的苦苦追寻。传统经济学在失业与就业问题上的这种两极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路标，循此我们可能深入这一问题的堂奥，但必须具备辨别的慧眼。
一 传统的就业理论
一说到就业理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均衡，一个非常美妙的模型。在新古典的构想中，只要工资具有完全的弹性，就能出清劳动市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这一构想通常以图形来说明，图11-1是基本的劳动就业均衡图，在均衡点w0处，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w0为均衡工资，此时，劳动市场处于充分就业均衡，劳动市场是出清的。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劳动需求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从D0移动到D1〕工资也跟着相应变化，从w0降到w1，劳动市场仍然是均衡的，仍能实现充分就业。〔见图11.2〕这就意味着，只要工资随着劳动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工资具有完全的弹性，劳动市场就能出清，就不会出现失业。这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劳动市场的典型表述。倘若劳动者不能根据劳动需求的减少而自动地降低工资要求，劳动者就会失业，但这种失业是自愿失业，是劳动者不愿屈就低工资的失业，无碍于充分就业的实现。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不是完全不理会失业的客观存在，对这些失业的存在，他们往往以季节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形式解释之，这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过，这些失业形式所导致的失业往往是短暂的，其社会的波及面也不太广，对整体经济没有深巨的影响，而且在新古典看来，这些失业也与充分就业并行不悖。因此，在新古典那里是没有失业的，即使有，那都是劳动者自愿的失业。然而，最令人不安和最考验经济学家智慧的是失业的长期存在和大量存在，尤其是在经济的衰退期，这种失业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凯恩斯面临人类从未有过的灾难，摒弃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均衡，指出非自愿失业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非自愿失业被定义为：“如果工人不处于劳动供给曲线上——以致按现行的实际工资有过剩的劳动供给，那么，按照定义，就有非自愿失业。”[1][2]我们再来看图11.2，当劳动需求曲线移动后，实际工资不随之下降，而仍然处于w0的位置，在w0工资水平上，企业只愿雇佣L2劳动量，这时，劳动者不处于供给曲线上，L2与L0的差距即为失业量，这种失业即为非自愿失业。
工资不随劳动需求曲线的下移而下降，称为工资刚性，而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使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不能处于均衡的位置，从而出现非自愿失业。既然存在非自愿失业，既然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由工资刚性引致，那么，探讨工资为什么呈现刚性，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经济学家们转而追究工资刚性存在的原因。
关于工资刚性存在的解释，流行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工会的议价力量。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形成力量强大的工会，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工会在与厂商谈判工资合同时，会力争较高的工资，并用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合同一定几年，在合同期内，要降低工资几无可能。
一种是隐含合同。劳动者与厂商会有某种默契：在经济不景气时，厂商不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作为回报，在经济景气时，劳动者不提出较高的工资要求，并继续留在该企业。这种默契称作隐性合同。
一种是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局内人是该企业的职工，局外人是想到该企业就业的人。该理论假定存在着明确的或隐含的合同。如果厂商想以低工资雇佣局外人，局内人会起而抵制，迫使厂商只能以相同的工资雇佣局外人。
一种是效率工资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支付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可能使劳动成本最小，因为较高的效率工资可以保持劳动队伍的稳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使劳动者珍视现有的工作岗位，结果可能对厂商更有利。
一种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是由政府颁布的工资底线，它本身就是刚性的。最低工资的设置，有可能阻碍工资下降到市场出清的水平。
……
对工资刚性的这些解释，多少有些道理，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些已经有人指出，不再赘述。在我们看来，这些解释，过于琐细，不能说明日愈严重的失业现象，而且被新古典牵着鼻子走，囿于新古典的学理规范，对于解决现实的失业问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凯恩斯虽然直面非自愿失业的普遍存在，提纲挈领地以有效需求不足总揽失业问题，但“凯恩斯没有令人满意地说明，在价格充分弹性的条件下，由于总需求冲击的原因，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一个“特例”，而新古典的模型是更为“一般”的理论，由于凯恩斯的特例恰巧是与短期政策相关的，所以人们认为，“新古典理论赢得了学理上的胜利，凯恩斯主义理论赢得了政策上的胜利。”[3]这一说法未必中肯，但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样没有解决失业问题。
二 失业与就业的一般表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令人瞩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经济繁荣时还是在经济萧条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业；无论在大国还是小国，都存在失业的困扰；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自然资源禀赋好还是差，都同样不能避免失业的存在……新古典的市场出清、资源最优配置、充分就业均衡，在失业现实的普遍映照下，已经黯然失色，它的实证性、真理性亦将丧失殆尽。我们可以放新古典一条生路，用自愿失业来解释普遍的失业现象，而不与充分就业相悖；用弗里德曼的可以上下浮动的自然失业率来规范失业现象，为新古典的充分就业赢得更多的活动空间。但是，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像梦魇一样一直萦绕于人类的脑际，而它的真实存在更是使无数的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经济学家们面临这样深重的社会灾难时，难道用“自愿”、“自然”这样的话语就能够获得片刻的心灵安慰吗？
失业，尤其是大量的失业，是一个现代的病症。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失业一词，并不具有现代的失业含义。[4]英语中的失业----unemployment，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才出现，并且是由就业----employment一词加前缀而来，而employment也是在十六世纪才有的。这就是说，失业在英语国家也只是一个现代的病症，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形态所滋生的。
在古代，在自然经济时期，农牧业是主要的生存方式，人们依附在或宽或狭的土地上，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延续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这时，人们通常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社会产品的商品率较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失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占有或使用的土地太少，不足敷用，他们或者开垦新的土地，或者租用他人的土地，或者让家庭的部分成员外出打工，或者一家人固守在已有的土地上节衣缩食、贫困度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失业可言，尽管他们有农闲农忙，尽管农闲时间可能比农忙时间还长，尽管他们在农闲时无任何工作可做，仍然没有人把他们称之为失业。就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当现有的用作生产资料的土地不敷使用时，或者开疆辟土，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转换生存方式，或者屈从于饥馑、疾病、战争，以致人口非人道地减员。在这里，同样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失业。
一般来说，失业是相对于就业而言的，当人们曾经有工作而变得无工作，曾经有业而变成无业，且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可称之为失业。以此衡量，一个人选择闲暇而不工作不能称之为失业；一个人因老病而休养，也不能称之为失业；因社会的原因而造成的工作日缩短，如资本主义早期每天十几小时的工作日缩减为现在的八小时工
作日，更不能称之为失业。如果我们再把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季节性失业等视之为自愿失业，那么我们几乎可以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充分就业的断想，没有什么失业问题值得考虑。
就业与失业问题应该放在一个历史的长程中来考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的生产条件是既定的，人们只能在这个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生产，谋求生存。社会资源的禀赋----人口、土地、矿藏、技术、制度、文化等等，会在时间的磨合下自动实现某种配置，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一般不会也不能逾越历史条件。虽然有时也会有内生的变化或外在的力量打破或中断这一过程，不过随后或长或短地会恢复这一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就业问题一般也是循序渐进的，不会有骤起骤落，也就是说，大量失业的现象绝少发生。这是和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考察一致的。
上面我们曾经说到，在自然经济时期，当自然资源已经不敷使用时，人们会寻求其他的途径来改善这一状况；如果其他途径都不能改善这一状况，会通过饥馑、疾病、战争等非人道的途径，使人口减员到自然资源所能容纳的程度。这后一种情况，我们并没有把它归之为失业，一则因为古代没有这样的失业概念，一则因为这样的情况较少发生。即使到了近代，马尔萨斯也只把它归结为人口规律，而没有把它当作失业看待。
也许有人会说，这后一种情况应该称之为失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资料已不足于安置所有的劳动者，当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都不能得到满足，当劳动者已失去土地的怙恃而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时，这不是失业是什么？！我们仍要坚持认为，这不是失业，因为历史上既没有把这说成是失业的先例，也与我们将要界定的失业大相径庭。
我们依循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把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看作自愿失业，不与充分就业的美妙允诺相冲突。因为这些失业或者是短暂的，或者是信息失衡导致的，或者是职业转换的滞碍……总之，它波及的面不宽，持续的时间不长，对经济的危害也不算大，这样来看待自愿失业和充分就业的关系，似乎还能够接受。然而，新古典的自愿失业不能涵盖所有的失业现象，尤其是在信息更为灵通资本更加充盈条件下的失业，更是新古典的充分就业不能作出解释的，而只能由凯恩斯的历史性贡献来弥补；弗里德曼的上下浮动的自然失业率，虽然为解释通常情况下的失业现象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但他只是把失业当作客观的经济现实来看待，没有深入地探讨失业问题的成因，更无助于实际失业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所探讨的失业问题中，权且把自愿失业放在一边，认可自愿失业就是自然失业率，满足新古典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自负；也把自然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过剩的情况排除在失业之外；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失业问题上。
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失业，相对于自愿失业而言，它是长期的、日趋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闲置的同时，却有大量的人没有工作做、没有生活来源，或者说，有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这一特征也是我们不把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失衡计入失业的主要原因。在自然经济中，有时可能出现自然资源不能满足人口增长而存在劳动者无工无食的情况，却绝不会出现二十世纪30年代危机中那种工厂机器设备大量闲置、牛奶粮食倾倒入河流而人们没有工作、婴儿嗷嗷待哺的末世画面。这种极端的、让上帝都会震怒的两极化，是这种失业的极端表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失业称之为功能性失业，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障碍所引致的。
功能性失业的存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讽刺，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凯恩斯对非自愿失业的定义太过于温情和学究气了：“设当工资品之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5]这一定义，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新古典理论的羁绊，仍然拘泥于新古典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古典均衡。我们要强调，功能性失业不是市场出清的，不是资源最优配置的，不是充分就业均衡的，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不能容纳功能性失业，不能解释功能性失业。
三 市场出清与失业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假如供给大于需求，此时商品价格会下降，致使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供求重新达到平衡。反之，假如需求大于供给，此时商品价格会上涨，以致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供求仍能恢复平衡。因此，只要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是能够连续出清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这样的均衡同样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时，如果劳动者不接受低工资，不自动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就不能实现劳动力供求的均衡，劳动力市场就不能出清，就会出现失业。因此，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工资刚性是失业的罪魁祸首，只要工资有充分的弹性，就不会有失业。这也就是新古典理论家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失业都是自愿的，没有非自愿失业。
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来看，劳动者大量失业所浮现的社会画面，是令人难于卒读的：千百万人失去工作，等待着社会的施舍；习常的生活习惯全然打破，沦落于屈辱的困境中；失望、焦虑、难堪、愤怒……轮流地鞭笞着他们；酗酒、寻衅、滋事、犯罪，成为无所事事之后的另类选择。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多的物质财富却不能驾驭它，在征服大自然的行程中高歌猛进却在自己造就的失业灾难面前不知就里而束手无策。这时，新古典的理论家们会俨然以先知的口吻说道：伦理的非难和诗意的哀怨是无济于事的。在他们貌似理性的冷峻面目下，写着这样的话语：只要遵循完全竞争假定，只要让工资具有充分弹性，就能出清劳动力市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就让我们先遵循新古典的教导，来看一下劳动力市场能否出清？失业能否消除？充分就业能否实现？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市场是连续出清的，经济是帕累托效率的。而失业〔它有时与周期性波动或经济危机紧密相连〕的存在，表明市场是非出清的，经济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新古典经济学必须给出解释，我想，新古典只有两种解释可以选择。
一种解释是：失业是新古典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出清是市场非出清向出清的过渡，非市场出清只是市场出清的一个环节，从长期看，市场是出清的、均衡的；经济的帕累托效率是从非帕累托效率向帕累托效率的过渡，甚至可说，失业是帕累托改进的，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采用这种解释有明显的优点，它既可以保持新古典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又可以为经济的自由放任提供新古典的理论支撑。新古典的理论家们可以怡然自得地说，失业或经济危机是必然的过程，不需要人为地干预它，更不需要政府的插手，市场会自动出清，经济会自动恢复均衡的。可是，一会说市场是连续出清的，一会市场又是非出清的，一会说经济是帕累托效率的，一会经济又是非帕累托效率的，这种左右摇摆、
模棱两可的说法，是会让新古典理论名声扫地的；对新古典的诟病主要还在于，面对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新古典的理论家们只能袖手旁观，这是不是太过于无情也太过于无能了。
另一种解释是：失业是市场失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没有按照新古典理论的轨迹运行，如果真正实行完全竞争，如果让工资具有充分弹性，是不会出现失业的。这种解释有一个妙用，它把失业归咎于没有听从新古典主义的教诲，而完全竞争又只是一个假定，在市场经济中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可以把自己置于经济学精神教父的宝座，它一方面教导人们依照新古典理论行事，一方面又把完全竞争放置在人们遥不可及的天国，经济出问题时，它说人们还没有进入天国，必须更加虔信更加笃敬。据此新古典似乎可以永远保持其神圣性和正确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为完全竞争寻找一个近似物，而且这个近似物确实没有出现过功能性失业，也没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近似物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完全信息有可能做得到，同质产品同一价格也几近于实现，这些是满足完全竞争要求的；然
而，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立或竞争这些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或者被扭曲，或者被禁绝，这些也许就不合新古典完全竞争的胃口了。
以上这两种解释各有利弊，但不管利也好、弊也好，看上去更像是托词，而不像真理。
新古典主义或许还会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完全竞争得到实现，只要工资具有充分弹性，就能出清劳动力市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是否真的如此呢？
在新古典的理论中，工资是由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或者说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乘价格。当失业出现时，边际生产力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在边际生产力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要求劳动者降低工资，这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新古典理论如果要求工资有向下的弹性，首先要说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了，否则工资怎能下降？新古典欲坚持理论的一贯，另外也还有一种可能，即边际产品价格的下降，边际产品价格降低在理论上说也可以降低工资。在这一点上，新凯恩斯主义比新古典主义高明，他们更强调价格刚性而不只是工资刚性来解释周期性失业或经济波动。但是，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价格又如何能不刚性呢？根据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利润为零。要降低商品价格，就必须降低边际成本，而在新古典的价格理论中，边际成本一般是递增的，因此，要降低商品价格，要使商品价格有下行的弹性，边际成本必须是递减的，或者说，边际生产力必须递增。这是与新古典的价格理论扞格不入的。
从新古典的理论中，人们推不出价格为什么应该有充分的弹性。令新古典主义更难堪的是，在新古典的理论中，人们也很难说明价格为什么不是刚性的。一种理论，即不能一贯地有效地说明价格弹性又不能说明价格非刚性，却一味地要求价格要有充分的弹性，以此来说明市场是可以连续出清的，从而纾解其在理论上的困境，这也许太蛮横了吧！
在实证的方面，功能性失业一般总伴随着价格刚性，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寻找价格刚性与失业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工资刚性与失业的必然联系，并力图说明工资刚性的客观性。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经济学家们对工资刚性的多种解释，其中不乏精巧之处，但大多过于琐细，且缺乏理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其实，我们只要从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些本质规定中，就可以推出价格刚性。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只能获取一般的具有平均化趋向的利润，企业商品价格的下降，在终极意义上，主要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当经济危机或大量失业到来时，除非同时伴随有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否则商品价格难于下降，或者说商品价格只能是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商品降价，将危及企业利润，甚至使企业亏本，这对于谋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值此，企业家首要考虑的是减产、停产，而不是降价。除非商品不易保存，除非减产停产带来的损失比降价更大，除非为了偿付到期的债务只得贱卖商品……通常情况下企业家总是慢慢地消化库存，裁汰员工，减产停产，却不会轻易降价。这也是和我们观察到的价格刚性、失业骤增的经济现实相吻合的。在劳动工资方面，当经济危机或大量失业出现时，如果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骤然下降，要降低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降低工资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从社会经济伦理上考虑，劳动者没有降低劳动生产率却要降低劳动者工资，也是有悖常理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劳动者同样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组织起来，与企业主谈判、请愿示威、罢工罢市，阻止企业降低工资。因此，当经济危机或周期性波动来临时，囿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与人之间对立等诸多因素的规范，企业较容易解雇员工，很难能降低工资。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济的实际运行，我们都能看到，在经济危机或周期性波动中，非自愿失业和价格刚性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也许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会喋喋不休地聒噪：暂且不管理论是不是严谨一贯，也不管理论是否自相矛盾，只要让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就能出清市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其他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在随声附和：“凯恩斯没有令人满意地说明，在价格充分弹性的条件下，由于总需求冲击的原因，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均衡。”[6]那么，就让我们顺遂新古典主义的心愿，不设置任何学理规范，不理会现实经济的价格刚性，让价格任意地即时地上下浮动，使价格犹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具有充分的弹性，情况又将怎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旦经济危机或周期性波动来临，企业即时降价，不管亏本多少，〔在新古典的零利润理论中，降价即亏本。〕这时市场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企业不会理会这种需求增加，它只是在销售积压商品，同时还会削减生产或停止生产，因为它生产越多亏本就越多。而生产的减少或停止，必然会带来投资的减少，这将使经济进一步衰退。降低工资也不能扭转这种颓势，反而会加剧这种衰退。因为周期性波动主要是总需求不足，而工资的普遍降低，只能使总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衰退。所以说，即使完全按照新古典的处方，也不能出清市场，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当然也不能自动达到均衡。这也从反面证明，价格刚性不是失业的原因。
我们还要说一下供求规律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强调，只要价格有充分弹性，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就能出清市场，实现均衡。供求规律是一个原始的、较为粗疏的理论，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当某种商品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一般而言，这种商品价格的涨跌会使供求实现均衡。但往往还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当供给大于需求，如果这种供给的增加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此时降价以促进需求使供求恢复均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如果这种供大于求是因为生产的盲目增加或需求的骤然减少，这时恢复均衡的做法往往不是降价，而是减产或停产。更重要的在于，这里恢复的均衡是局部均衡，当周期性波动出现时，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是总有效需求的不足，这种总供求的失衡更不是降价所能解决的。理由如上一自然段所述。
一般而言，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价格是可以有弹性的，但价格弹性不是无限的，更不是主观臆想的。新古典主义真正想说的是，价格只要有〔主要是向下的〕无限的弹性，就能出清市场〔当然也包含就业市场〕。但是，向下的价格弹性，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提高，并在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中，才会实现；价格下降的幅度，取决于生产力提高的程度和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价格下降的底线，以不危及企业的利润为限。
新古典主义如果要求价格有向下的弹性，就必须说明生产力提高了，否则这种要求只能是主观武断的。[7]工资的下降另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前面论证工资决定时，就曾谈到工资的确定有一个历史前提，即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个生存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得以改善，一般是不可逆的，这为工资的下降设置了限阈；失业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此时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会压低工资，如果由于工会组织的有力和社会福利的完善，将阻止工资的下降；决定工资下降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在新古典的理论中，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这似乎为降低工资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在现实经济中，劳动生产力是递增的，否则不能说明人类整体的物质进步。因此，要降低工资，只有摧毁工会组织和撤销社会福利，或能起一点作用，但这样做既残忍又无可能，而且未必能从总体上降低失业水平。
更主要的还在于，价格向下的无限弹性，意味着企业可能是零利润甚至是负利润，“这怎么可以！”资本家怒吼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没有了利润，谁还会再去组织生产，雇佣工人，谁还会去开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资本家集体要罢工了。这非但不会减少失业，只会加剧失业。
总之，新古典主义既不能从自身的学理规范引申出价格弹性的必然，又不能对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作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却一味要求价格要有充分的弹性，并幻想价格充分弹性就能出清市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 菲利普斯曲线与自然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的声名鹊起，是在被新古典综合引入宏观经济学之际，而且几乎引致了凯恩斯主义的灭顶之灾。
当菲利普斯把英国将近一百年〔1861-1957〕的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实际变化绘成图表时，陈述了一个经济事实：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呈现负相关，货币工资率高，失业率低；货币工资率低，失业率高。这一经验总结似乎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
平心而论，菲利普斯对英国这一时期经验数据的归纳，并不算什么伟大的发现，但是，萨缪尔森和索洛得知它则如获至宝，他们不仅认为美国的经验数据也能吻合菲利普斯曲线，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改造了菲利普斯曲线，把货币工资率转化为通货膨胀率，使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如意地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要获取低通胀率，要以容许高失业率为代价；要实现低失业率，必须以高通胀率作牺牲。这就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的积极的需求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菲利普斯本人未必同意萨缪尔森和索洛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利普西也确认，菲利普斯不能容忍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水平。[8]菲利普斯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时，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会上涨。这用一般的供求关系就能说明，但它是顺向的，不可逆的。我们能够说，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但我们不能说，价格上涨，需求就会增加；当然更不能说，工资上涨，对劳动力的需求一定会增加。不能倒果为因。另则，菲利普斯所分析的那一时段，绝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混合经济才初现端倪，因之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的数据呈现出市场经济的自发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菲利普斯并没有做错。如果分析的时段完全放在混合经济时期，情况或许会不同。
萨缪尔森肯定不会置粗浅的供求关系于不顾，更不会简单地认为增加工资就一定
会增加就业，他聪明地把货币工资率转化为通货膨胀率，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意味着物价的上涨，企业眼见物价上涨便会增加商品的供给，而商品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增雇工人，从而提升就业率。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倒果为因，看到的是顺向的供求关系：商品供给的增加，引起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就业率因此上升。然而，萨缪尔森的聪明被
弗里德曼看出了破绽，弗里德曼在他享有盛誉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中，运用适应性预期，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或有负相关，而在长期中则很难说，他得出的结论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永远都存在暂时性的替代，但并不存在永久性的替代。这种暂时性的替代并不是来自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来自于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就是来自于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9]更令人信服的是，弗里德曼的分析在尔后70年代的滞胀中得到了证实，这极大地巩固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萨缪尔森太急功近利了，他把菲利普斯曲线作了凯恩斯政策意义上的解释，赢得了凯恩斯主义者们的喝彩，在1968年，主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都倾向于萨缪尔森和索洛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被萨缪尔森作为战利品带入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当凯恩斯主义还在庆贺他们的胜利时，弗里德曼却从木马中杀了出来，弄得凯恩斯主义阵营人仰马翻，许久都没有缓过气来。
战斗远没有结束，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继续扩大他们的战果，卢卡斯摆弄理性预期，认为只有在由于不完全信息而造成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短期替代，一旦通货膨胀被预期，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不存在有用的替代，这也就是说，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不仅比弗里德曼更进了一步，而且得出了一个对凯恩斯主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政策无效性假说。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够厚道，他们认为只有在适应性预期或理性预期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有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政府的通胀政策才会取到缓减失业的作用，因此，政府要用随机行走的方式制定政策，才不会被理性的经济人预期到。这无异于说，政府只有施行欺骗，萨缪尔森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方能奏效。其实，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完全可以直接说，根本不存在萨缪尔森—索洛所解释的菲利普斯曲线，萨缪尔森—索洛所解释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对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的误读。但是不，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继续玩弄萨缪尔森—索洛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他们一会说这种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无效；一会又说，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只要被预期到，都是无效的。在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联合挤兑下，凯恩斯主义只好举手投降，承认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自然失业率上的一根垂线。但是凯恩斯主义者想过没有，这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还能有什么政策意义？还能表达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的真实关系吗？还是菲利普斯的原意吗？[10]
说到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不能不提到自然失业率，从中我们还能看到，相比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精明之处。自然失业率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来的，他借鉴了维克塞尔和费雪关于自然利率、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分析，认为就业市场也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市场的失业率会暂时地低于自然失业率，但随着人们的预期适应于这种货币政策后，失业率又会上升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反之亦如此。因此，总的趋势是，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失业率只
能围绕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
弗里德曼比萨缪尔森精明，他不像萨缪尔森那样，抓住菲利普斯曲线就作出明确的界定；他提出自然失业率，却给它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也许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可变性、收集工作空缺和劳动可获得性信息的成本、转换工作的成本等”决定的；自然失业率不是永远不变的，也不是完全自然的，它要受人为的或政策的因素的影响；而且我们不知道自然失业率到底是多少，也不能设计出任何一种方法来准确、迅速地估计自然失业率。[11]
弗里德曼的精明带来了明显的利好。失业的客观存在，把它说成有一个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自然失业率的宽泛定义，可以让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就连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也在津津乐道，把自然失业率理解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新古典主义尤为高兴，自然失业率的提出，不仅迎合了新古典自由放任的一贯主张，而且给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以迎头痛击。
但是，弗里德曼的精明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诟病，罗杰森指出，自然失业率等于“长期的、摩擦的、平均的、均衡的、正常的、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最低可维持的、有效的、具有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趋势的、自然的”失业率，这只能产生更大的混乱；索洛就把这种定义宽泛、捉摸不定的自然失业率视作不堪一击的葡萄；加尔布雷斯、艾利斯蒂、科兰德等人则对自然失业率概念的有益性表示质疑；托宾认为自然失业率纯粹是一种猜测，任何人都没有作过任何证明。[12]即使从较为肯定的方面来看，就算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提示人们不要妄图改变它，任何改变自然失业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又能怎样呢？至多告诉人们自然失业率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然而，对于一个未经严格证明，且又游移不定的自然失业率，人类的经济学智慧就止步不前？我们面对普遍的失业现象，面对失业所引致的社会苦难，难道就束手无策？
五 决定就业市场的诸多因素
对于萨缪尔森—索洛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对于用通货膨胀对换就业率的企图，自然失业率是一个有警示意义的教案，它告诫人们不要曲意地解读经济现实，不要带价值取向地规范经济理论，更不要提出有违经济规律的政策主张。但是，如果认为自然失业率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必须自发地自由地运行，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由于弗里德曼对自然失业率定义含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莫迪利亚尼和派帕戴默斯用“非通胀的失业率”〔NIRU〕指称自然失业率，这一指称后又被改造为“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更贴近弗里德曼的原意，也为更多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用NAIRU表示自然失业率，让就业或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脱钩，排除了货币因素对就业问题的外在干扰，有助于我们对失业问题的本质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失业问题的讨论。
弗里德曼是在列举货币政策力所不能及的方面时提出自然失业率，他侧重强调通胀政策不能降低失业率。他虽然没有证明自然失业率，但也没有说自然失业率是恒定的、不变的，更没有说自然失业率是自然的、人力不可变易的，而是明确地说：“决定自然失业率水平的许多市场特征都是人为的或政策造成的。”[13]循此，我们可以对失业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可以着重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业问题。
假定自然失业率的客观存在，那么是哪些因素决定自然失业率呢？
我们在论证工资时，曾经说到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一个历史前提，“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既包含劳动者是自由的，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又包含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个历史前提，到资本主义初期才普遍出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这个历史前提中，已经隐含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对立，已经包含了劳动力商品成交与否所体现的就业与失业关系。因此，我们前面说失业是一个现代的病症，盖因于它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这个历史前提也是就业与失业的历史前提。
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等失业形式的存在，也可以把这些失业归入自然失业率的范围。我们稍加思索就能知道，这些失业形式主要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企业雇佣劳动者或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当企业生产的商品因季节、市场需求、企业竞争等诸多因素而停产、减产、转产、破产时，企业首先会做的就是辞退员工，而不是为怕社会失业增加继续留用职工。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两重意义：一、企业出清商品市场的过程就是失业的过程，或者用新古典的经典话语，商品市场出清的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市场出清的过程。不过这种市场出清导致了失业。二、市场出清是从非出清向出清的转换，整体经济随时都处于波动之中。这种转换是有社会代价的。
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就业与失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劳动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对就业与失业的影响也必须计及。在论证工资时，我们曾谈到，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压低工资。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随着工会组织的兴起和强大，劳动者的议价力量得以提高，工资增长成为一种趋势。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资增长率时，企业的商品成本和价格将提高，这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对就业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在国际劳动力价格存在巨大差异，资本的国际流动没有禁限时，在同等技术水平同样商品的前提下，会产生两个结果：劳动力价格高的国家的商品缺乏竞争力；资本向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流动。这两个结果都会减少劳动力价格高的国家的就业。
我们前面也曾说道：“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如果脱离生产资料，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也就不存在。更关键的在于，劳动力的载体是活生生的有欲求、有意志的主观能动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需要有不断的生活资料的供养才能维持，而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前提下，这种生活资料的维系是难于持续的。因此，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往往不得不屈从于雇佣者，在他规定的工资下进行劳动，这在资本主义早期尤其如此。”这种局面，随着劳工组织、议会斗争、政党力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大为改观，覆盖面极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免却了劳动者为了生存屈从于低工资的无奈，劳动者现在有了选择：宁可不工作也不接受资本的压榨。新古典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归之为自愿失业。
特别要提到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个历史趋势，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都能找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现实依据。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企业竞争取胜的重要手段，是获取超额利润的有力武器。一般而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同量资本所能容纳的劳动力减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一定的前提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降低就业量，增加失业。不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骤然有大的提升，因而不会使失业骤升；社会资本的总量也不是不变的，而是具有不断增长的总趋向，只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社会就业人口增加的速度不高于社会资本增长的速度，总失业率未必增加。然而，如果工资增长的压力加大，企业会加速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技术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之间有着实际的对换关系，劳动力成本的加大会从另一方面促使企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降低技术成本，并用技术的低成本取代劳动力的高成本，即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的技术成本与劳动力成本持平，企业也乐于用技术成本代换劳动力成本，因为对技术的管理易于对劳动者的管理。这也会使失业增加。
需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者是出于企业竞争的压力，因为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实现技术进步，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出局，就会被淘汰，这是被动的；或者企业主动积极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专利……以取得行业的领先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这二者都是企业利得最大化的必然表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技术进步，是在企业与企业的对立、企业与劳动者的对立中来实现的，企业主不会为了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而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除非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能给他带来比资本密集型生产更高的利润；企业主更不会为了不解雇工人而不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如果这样做他将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不论是迫于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还是出于资本追逐自身利得最大化的内在冲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必然导致失业的增加，而这种失业可以理解为非自愿失业。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增加失业人口，这一点企业主会预见得到，但他并不介意，更不会内疚。但他不能预见也不能掌控的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失业增加，会减少社会总需求，从而减少总供给，对经济整体带来负面影响。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开支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扩大，赤字财政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种负面影响。
上面我们曾提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它是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实现的，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才有可能实现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且，资本积累的增加，除了满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之外，仍然可能还有余裕，可以进行新投资以吸纳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失业的劳动者，这或许会使总失业率未必增加。另外，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以上我们主要从我们的工资理论来论证就业问题，论证弗里德曼自然失业率的客观性，以保持理论上的一贯，并注意与客观的经济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在我们的论证中，应该能够看到，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不同所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一直在就业市场中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就业市场的整体状况，尤其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在其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都是一般情况下的失业，可以把它归之为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然失业率，或者如新古典主义所说的不与充分就业相悖的自愿失业。这种失业在市场经济时期是随处可见的、普遍的，似乎已经不能触动经济学家们的神经了。这种失业，或者由于它波及的面不宽，危害不太大，人们能够容忍；或者由于它的客观性，人们可以把它视作市场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得不接受。但是，大量资本闲置、大量劳动力闲置同时存在，这样的功能性失业，过去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论证过，下一节就让我们来接触这种功能性失业。
六 功能性失业
前面我们说过，功能性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的失业，是指劳动力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有了剩余；或者说，生产资料的现存状况不能容纳如此多的劳动力，一部分人无工可做。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条件，自然资源在某些地方和某个时期，相对于劳动人口而言，是稀缺的，不能让所有的劳动者尽其所能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发生失业。但是，这种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往往不是采取失业的形式，而是把多余的劳动力包容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以现有的资源配置状况，有时也会有劳动力过剩，在中国曾经以低工资多就业加于缓解，当失业压力过大时，把数百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14]在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资料的缺乏而出现的失业，更是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说，失业不管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不管是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都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匹配造成的。然而，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功能性失业。
吊诡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一方面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因找不到工作而只能依赖社会救济。在资源大量闲置的前提下，居然容忍大量的失业存在。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功能性失业。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赢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其结果是大量的资本聚积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一般的状况。少数人掌握的巨大财富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外，大部分是要用于再投资的，但投资必须有个前提——赢利，如不能赢利，投资将中止。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投资都能赢利，因此，投资中止亦将时有发生。在经济学的理论中，经济具有整体性，经济的顺利运行，依赖于经济的总体均衡。部分投资的中止，意味着部分社会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会对这部分商品的就业产生负的影响；当然，中止的投资是会积极地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在投与未投之间，产生的失业只能算作摩擦性失业。但是，如果中止的投资不能找到新的投资项目，如果中止的投资不只是部分的、偶然的，而是巨大的、必然的，它所引致的失业就是我们定义的功能性失业了。
功能性失业的存在，有一个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二元经济阶段；泛二元经济阶段；一元经济阶段。它们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依次呈现。
二元经济阶段，〔借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的概念〕存在两个生产部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系指传统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中的生产部门；现代部门系指进入市场经济的生产部门。在二元经济并存的时期，传统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为这种转移提供了强大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现代部门在不断扩大，传统部门逐渐缩小，最后传统部门消失，现代部门成唯一的经济形式，形成一元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总体的就业状况处于上升趋势，这时不存在功能性失业。〔参见本书第十章、二、〕
泛二元经济阶段，是指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二元经济，它表现为这样一种状况：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从二元经济蜕变为一元经济。同时，世界其他国家，或者仍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时期，只有传统的生产部门；或者正处于二元经济阶段。因此，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发达的一元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构成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我们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二元经济结构称之为泛二元经济。在泛二元经济阶段，发达的一元经济国家的剩余资本，会通过资本输出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二元化并使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有好的起色，就业状况也不断改善；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并没有正的影响；而且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艺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以其低工资的优势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商品，就会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形成冲击，导致发达国家相应部门的就业减少。最近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即是其例。[15]
一元经济阶段，这时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或者假定，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一国实现了一元经济。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二元经济或泛二元经济的对立所带来的赢利机会已经消逝，[16]资本的平面化、有机构成或技术水平的一般化、工资的均等化、利润的平均化，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企业要在这种更趋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营造新的对立，新的非均衡，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联姻，创造出更新的技术、更好的商品、更低的成本……一句话，是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在进行，只是在一元经济时期会变得更迫切。因此，竞争压力和企业利得最大化所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技术进步，会使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7]功能性失业不可避免。
理解资本主义一元经济中的功能性失业，关键在于理解一元经济已经把二元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充分就业已经实现〔这可以包含新古典的自愿失业，也可以包含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达到一个稳态的均衡，不再有新的投资，生产不再扩大，累积的资本或储蓄只用于消费。〔消费贷款的不断扩大是一个表征。〕这时，企业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技术进步，以增进企业竞争力，就会产生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本企业职工的挤出，另一种因本企业竞争力提高，对其他企业职工的挤出。因为供求是总体平衡的，被挤出的失业者没有被再雇佣的机会。这一过程如果周而复始，功能性失业将不断攀升。
以上的表述与经济现实是基本拟合的，在二元经济或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也存在失业，这种失业可理解为不与充分就业相悖的自愿失业，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失业率，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太高，只是在危机期间，会有反常的高失业。当发达国家出现或趋于一元经济时期，投资机会减少，消费贷款增加，会有持续的较高的失业率，这种较高的失业率既包含自愿失业或自然失业率的成分，也包含功能性失业的成分。我们预计，随着一元经济的实现，失业率会越来越高，功能性失业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我们还可以作一些反面的设问，当一元经济实现，假设积累的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项目，这时资本家把资本分散给失业者，用于消费，这虽然不会增加就业，但免却了失业者的痛苦。有这种天上落馅饼的事吗？在私有产权和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假设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不辞退多余的工人，仍然让他们待在企业里，继续拿工资，这也不会增加失业。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是为了减少工资费用，降低成本。假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家让劳动者的工作日缩短，以容纳更多的劳动者，同时不降低他们的工资，让他们有更多的闲暇。这种事确有发生，但不是资本家自愿的，而是劳动者在与资本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获取的，资本家正恨得牙痒痒呢！随时在准备用更节约劳动的机器来取代劳动者。假设资本家为了解决社会的失业问题，不计盈利地投资于新企业，以吸纳社会失业人口。这还是资本家吗？即使有这样的资本家，他也会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有人或许会问，二元经济条件下，传统部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现代部门资本积累的结合，创造了人类最为壮阔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画面。在一元经济条件下，大量资本大量失业同时存在，为什么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创造出更辉煌的经济发展呢？还有下面几个原因可资进一步的回答。
一、二元经济时期，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存在生产力水平、收益能力、生存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使个人利得最大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不只是资产者的利得最大化的发展，也是劳动者利得最大化的发展，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这不是说资本与劳动之间没有对立、没有摩擦，而是指两者之间的相互激荡能够使就业条件不断改善〕。一元经济实现后，这种差异已经不存在，发展的空间大为缩小。
二、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劳动力成本随工资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的能力亦不断提高，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以抵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已具有愈来愈强的趋势，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这一趋势难于逆转。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结果必然导致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当一元经济的实现使投资机遇收窄时，当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取代劳动力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方式将会从良性互动转化为恶的对立，这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同一性已经大为减弱，普通劳动力对于资本的增殖而言，已经没有太多的使用价值，功能性失业将会成为一个常态。
四、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这使劳动者的劳动只有成为社会分工系统中的一环才有价值；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使绝大部分劳动者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二者使劳动者不能复归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18]劳动者或者被动地接受雇佣，或者不能满足资本的赢利要求而失业。
五、更重要的在于，随着一元经济的实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社会供求的总体均衡，资本的盈余或储蓄，如果能用于消费〔不管是自己消费还是放贷让其他人消费〕，能够使社会供求维持总体均衡；如果用于投资，则会增加社会供给，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使经济陷于失衡。因此，即使有闲置的资本，也大多用于消费，而不太用于投资。
这时，新古典主义也许会再次嚷嚷：“我们早就说过，只要工资有完全的弹性，只要资本家在赢利减少时劳动者自愿减少工资，资本家就不会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替代劳动者。”这似乎有点道理，因为工资的增加是促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部分原因。但要注意，这只是部分原因，而且不是主要的原因。况且我们分析过，工资刚性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不是经济学家们可以任意操纵的玩偶；而降低工资还会减少有效需求，在总体上对就业有负面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的利得最大化，利润在财富分配上的极端化。
现在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充分就业了，在传统的定义中，有三种意图被设定为充分就业，一种是贝弗里奇的定义，认为失业人数〔U〕等于空缺的空额数目〔V〕，即为充分就业；另一种是菲利普斯的零工资膨胀率或零价格膨胀率时的就业水平；还有一种是弗里德曼的非加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19]在我们的分析之后，充分就业应定义为：边际利润率等于零时的就业。功能性失业是在这种充分就业之外的失业，这种失业不是自然的，也和通胀水平没有多少关系，而是被资本主义赢利目的限定的失业。
总起来看，在市场经济的现有格局下，由于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的作用，工资刚性、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等均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功能性失业不可避免，并有日愈增大的势头。
我们对于失业的分析很难令人乐观，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这些所谓的自愿失业，会在市场经济的全过程中伴随我们；更令人气馁的是功能性失业，它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中发挥着威力，好在世界经济还处于泛二元经济阶段，它的威力还没有发展到极致。但它给人类是否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应对它呢？我们要努力呀！
[1]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卷，第1072页。
[2]凯恩斯自己对非自愿失业有一个定义，但较为晦涩，它是在与新古典的辩难中推出来的。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现在仍存在争议。我们引用的这个定义正好能和我们的图形配合，故取此义。
[3]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31页。
[4] 《词源》中关于失业的出处有二：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诏：“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后汉书四九仲长统传昌言理乱：“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
[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19页。
[6]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31页。
[7]新古典在论证市场出清时，习惯从供求关系的需求方面来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认为只要价格下降，需求增加，就能实现均衡。殊不知，价格的决定须从供求双方着力，尤其在供求关系渐已成习的前提下，价格的改变主要取决于供给方面。
[8]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9]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下册，第463页。
[10]我这里用揶揄的口吻谈论这桩公案，只是为了在严肃沉闷的学术讨论中多一点情趣，并不代表我对这里涉及的经济学家缺乏敬意。不过，调侃归调侃，底线是有的：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
[11]参见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458-462页。
[12]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第116页。
[13]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下册，第460页。
[14] 也有人认为，当年毛泽东把应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有反修防修的战略考虑。但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解决就业如果不是唯一的考虑，也是主要的考虑。
[15] 美国最近对中国轮胎的惩罚性关税，美其名曰反倾销，其根本是对美国轮胎业就业的冲击。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贸易战正方兴未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正在接受越来越多的考验。
[16] 我们一直都以非均衡与均衡的对立统一来说明经济的整体运行，二元经济和泛二元经济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正是在这种对立、差异或非均衡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得到较快的发展。
[17] 设想一下，机械化、自动化已经使多少劳动者丧失了工作，如果将来机器人在更多的领域取代了人工劳动，失业劳动大军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队伍。
[18] 看看现今中国的农民工，当他们失业时，还可以回到农村，依附于联产承包时分得的土地，在计算失业率时是否把这些失业的农民工计算在内，不得而知。即使不把他们计算在内，也算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土地。
[19]参见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就业”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