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
观点：华盛顿已经把美中贸易关系政治化到了危险的境地。(1)前所未有的储蓄短缺使美国过度注意贸易赤字；对华贸易失衡是储蓄不足自然而来的苦果。 (2)“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解决美国或中国的问题；它不能填补美国的储蓄缺口、也不能解决美国过度消费引致的过度进口问题，而且还可能给中国仍未成熟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3)美国工人承担着的空前压力对华盛顿的反华立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对被信息技术激活的超高速全球化做好准备。(4)美国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人错误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体；但是混合着国有和私有模式的中国经济体仍处在转型中。
影响：中美两国需要采取步骤，缓和因贸易关系紧张而引起的不安：(1)中国应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同时继续推进金融改革。(2)美国应鼓励国民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以及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
风险：对比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责难日本浪潮，当前的责难中国浪潮引发的后果要更为严峻：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将把世界引领到灾难边缘。
美国的政治家们正面对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推动人民币升值是否真正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有助于缓和当今美国明显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忧虑？以我的观点，答案是坚决否定的。
大多数美国劳动者正在感受到巨大的工作及收入保障压力，他们认为这应该完全归咎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中国在美国总体多边贸易逆差中占到29％，正是罪魁祸首。
在我看来，对于美国，更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国内储蓄的空前不足。过去3年，美国净储蓄率达到历史低点，仅略超过1％。除了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以满足其对增长的需求，美国别无选择，而获得国外资本的惟一方式是利用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及贸易逆差。这些逆差的分配遵循相对优势。中国完全符合这个方程式，即作为剩余储蓄的提供者，也作为低成本并且日益提高质量的货物的原产国。我不相信升值的人民币会迫使美国人更多地储蓄。如果华盛顿依赖这种“补救方法”，它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是将美国多边失衡中的中国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
另外，美国的贸易问题是一个过量进口的问题，而不是出口不足。截至2006年第四季度，货物进口比货物出口高73％。在我看来，进口高涨是过度个人消费的结果。过去5年中，消费者开支占美国GDP的份额从1975年至2000年的平均65％上升到70％。当前，美国劳动力收入的增长异常疲软，私营部门薪资为4250亿美元，低于以前各经济周期的标准。
在这一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日益从资产增值的财富交易中支付消费及储蓄的费用。以收入为基础的个人储蓄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首次下降至负数，过度消费及其导致的过度进口高涨是美国宏观储蓄失衡的主要原因。我不相信更高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会以任何方式缓解这种失衡。
谁在补贴谁
将中国作为替罪羊是这场争论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储蓄不足的美国宁愿指责中国而不愿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正是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制造了这个问题。
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伯南克断言中国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中国利用这种低估为出口企业提供了“补贴”。使用“补贴”一词具有很高的煽动性。实际上是通知中国，美国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制定者相信人民币货币政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世界贸易竞技场上的不公平优势，导致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及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失常。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中国货币政策及改革状况的非常偏见性的评价。它无视人民币政策制定的背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对出于所谓的补贴而使美国得到的利益表示任何感谢。
究竟是谁在补贴谁？在伯南克的批评中，忽略了中国大量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这一事实。尽管具体数字被严格保密，但人们一致认为，中国1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的约60％－70％被投入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现在以每年2000亿美元的速度积累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每年新购买至少1200亿美元的以美元计价资产。没有中国对基于美元的资产购买，无疑美元将贬值并且美国的利率将更高。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补贴美国利率，即向美国借款者及投资者提供折扣融资及充分估价。
中国对美国还有另一项补贴。如上所述，作为一个低成本并且日益提高质量的生产国，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家庭的购买力也在提供补贴。停止与中国的贸易，贸易逆差就将出现在别的地方，而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成本更高的生产国。这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将等同于提高税收，即减少美国目前正在享受的与中国贸易带来的补贴。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中国货币的适当价值。经济学理论强烈表明，具有较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经济体通常具有估值偏低的货币。中国在这一方面显然符合条件，就像日本、德国及许多中东石油生产国。中国当然了解这方面问题。通过在19个月以前转变为一种新的货币体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明确承认需要更加市场化的外汇机制。从那时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5％，尽管没有许多美国政治家要求的那样多，但至少是一种正确方向上的行动。反对冒险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对谨慎地管理货币升值持坚决态度。在我来看，鉴于中国高度分散的银行系统及资本市场仍然相对不发达的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完全灵活的外汇机制可能产生的潜在货币波动性，对于不发达的中国金融系统可能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影响。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的。
伯南克主席对中国通过维护低估价值的人民币补贴其出口竞争力的批评，完全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美国也从中获得利益。
保护主义者的土壤
我发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及政治家令人不解地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所想象的威胁因此被夸大。但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这样做。在许多方面，20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打压日本与今天的打压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对这种比较感到安慰。他们希望近20年前的结果代表今天可以期待的结果，这是多么狂妄的恫吓。
首先，存在主要的规模问题。中国的双边失衡目前大约占美国GDP的－1.9％，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1.2％的日本峰值份额高出50％以上。这样，中国因素看起来比以前的日本威胁大很多。这更增加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忧虑。
然而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指责中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如上所述，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必须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以促进增长。其次，通过与中国形成的最大逆差，美国获得了低成本、高质量产品。
再有，从中国销往美国的货物中，令人惊讶地只有很小一部分反映中国境内的附加值。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调查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只有大约20％反映中国国内成分；剩余部分包括从中国贸易伙伴———主要是亚洲其他部分的国家进口的零部件。这说明中国更像是组装厂而不是制造厂。在向美国成品出口的不成比例的份额中，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只是组装线上的最后一个环节，而不是其他问题。
虽然对中国因素的认真分析会让人们对于美国逆差的集中度有客观的认识，但是美国劳动力队伍承受的压力之大是毫无疑问的。我猜测一定另有原因，那就是美国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的巨大差距。美国公司正前所未有地繁荣发展，其利润攀上了50年来的顶峰，共占国民收入的12.4％，而美国工人却在竞争挤压下日益孤立，其工资滑落到50年来的谷底，只占国民收入的 56.3％。这与八十年代后期抨击日本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资本和工人都面临着压力：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7％左右，大大低于上一个十年的10％，而劳动力占58％，也显著低于八十年代早期的60％。20年前，资本与劳动力能够风雨同舟，但在今天，他们却在为不同的目标而努力。
那时和现在之间还存在可能加重美国劳动者忧虑的其他差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发现的对手日本是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它支付给其劳动者的工资与美国劳动者工资具有可比性。今天，定位的对手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其制造业劳动者的小时工资仅为美国制造业劳动者小时工资的大约3％。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竞争压力是一种缓慢发展的对于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压力。今天，IT技术已经让公司业务的大规模外包成为可能，而丢失工作的危胁也同时从制造业扩展到曾经不可贸易的服务业。与收入分配中增大的不平等结合，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劳动者的忧虑因素现在被夸大的程度远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很多。
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应。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师。本文是罗奇2月13日提交给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的特别报告，原题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政治化》，本文也提交给了3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经作者授权，南方周末摘要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