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90年两岸音韵学者在相隔41年后于香港举行音韵学学术研讨会，隆重而热烈，血浓于水，此次“香江论韵”具有历史意义。笔者有幸与会，宣读《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一文（现作本文附录刊布），与董作宾、罗常培、李荣、王显诸大家名家之说立异。2019年底笔者在家中故纸堆里发现当年会议复印的原手稿本，激发我再度研究的兴趣，始自2020年初，殚精竭虑，今方完稿，历时一年余。本文既重申三十年前之说，又是再证。不仅史料丰赡，论证加密，而且提出“齐一律”“以今例古法”“知世论人说”等新见。结语总叙研、撰此文的学术思想。
关 键 词：陆法言 《切韵序》 开皇六年 齐一律 知世论人说 以今例古法
一、经典《切韵》谜题“开皇初”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陆法言撰作的《切韵》是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切韵系韵书”长期高居中国音韵学的主流地位，是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切韵》孕育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一次文化精英的燕集。陆法言《切韵序》开篇云：“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彦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史称“长安论韵”。论韵诸公对当时各地区的语音及行世的若干韵书作了评点，结论“定”在求切正。这次论韵对于《切韵》的编著以至一千多年来的汉语音韵学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篇《切韵序》开头的“开皇初”显然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因是经典，陆法言不经意间的三字，遂成谜题，而且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谜题，引得众多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竞相奋力破解：此“开皇初”究竟是隋文帝开皇何年？
二、1957年李荣说与1984年王显说①
“长安论韵”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至为重要的大事，这次论韵的学术成果孕育了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切韵》。根据陆法言《切韵序》的记述，“长安论韵”的地点、人物都很明确②，但是论韵的具体时间近百年来学术界却意见纷纭。我于1990年撰《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当时引起我研究兴趣的主要有两说，拙文均提及，但是由于篇幅受限，未作较详的引录与阐释。而欠此背景资料则有碍读者对拙文的理解与评估，故在此略补叙。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1957）《陆法言的〈切韵〉》，其第二节“《切韵序》略释”里讲道：“《切韵序》说‘昔开皇初’，刘臻等八人都到陆法言家里讨论音韵，我们不能确指开皇初是开皇哪一年，现在姑且假定为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又加了个注：“不过总在开皇五年九月以前。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开皇六年，卢思道死于长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显（1984：34-35）《〈切韵〉纲纪讨论制订的年份》，认为上述的“两说都不能成立”，“只能寻找别的途径来加以解决。从《切韵序》把刘臻等八人按照年龄大小，先后相次，有条不紊来看，自应认为，陆序对于刘臻等八人的称呼也有个统一的准则，不可能这个用最高的头衔，那个用最近的头衔，随随便便，信手拈来的。底下可以看到，他对八人的称呼，绝不用隋朝以前的官衔，就是一个严格的准则。虽然他们八人各自有着复杂的仕宦经历，有一连串的官衔；但在具体的年月里，其官衔则是固定的，不是可此可彼的。通过头衔的考察，如果发现开皇初的某一年，他们八人的头衔基本上都跟陆序的称呼相合，那就有理由认定《切韵》纲纪的讨论大概在这一年。”王显对刘臻等八人的头衔逐一做了考证后，认为在开皇九年四月间，他们的官衔跟陆法言《切韵序》中的称呼相合。最后，王显（1984：44）认为：“把《切韵》纲纪的论定定在开皇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是考之史实而基本相合，揆之情理而最能圆通的。”
与李荣、王显的观点不同，我提出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我曾将在1990年两岸音韵学者交流会上宣读的拙文复印件复制了一份寄呈王显先生乞正，他坚持己见，又撰《陆序“开皇初”为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说的补充》示我。1994年王先生仙逝后，我将他的手写遗稿复印件寄《古汉语研究》杂志社请求发表，《古汉语研究》刊于1997年第3期。
三、《切韵序》“开皇初”谜题破解之热
就我浅闻，《切韵序》公元601年“诞生”以来，似乎在1928年以前一直无人探究“开皇初”的具体年份问题，即使在考据学大盛的清代，即使以《切韵考》一书而名垂音韵学史的陈澧都未曾措意于此。③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二五、二六、二七期合刊发表了董作宾《切韵年表》、罗常培《切韵序校释》、丁山《陆法言传略》，开启了“开皇初”谜题的破解之旅。
近七十年来，出版的汉语音韵学的通论书和中国语言学史的著作、辞典很多，在述论陆法言的《切韵》时，必然要介绍《切韵序》和长安论韵，一般不触及“昔开皇初”的具体年份问题。但也有不少论著予以探究，正如王启涛（2005）《〈切韵·序〉之“隋开皇初”蠡测》所云：“其中的‘隋开皇初’究竟是何时？一直是语言学史和文化史中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就本文笔者耳目所及，有10种说法，非谜题而何？下面胪陈诸说并作评议，但未见论证者则不置评。
卅年前拙作《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开头就说，“元年说不予讨论”，显得很是突兀，实因“开皇元年说”系“姑且假定之言”，见上引李荣文。周祖谟（1966：441）《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切韵”条皆言“开皇初”为开皇元年，但均未见论证④。
主张“开皇二年说”的学者颇多：最早是董作宾（1977），其《切韵年表》：“开皇二年（公历五八二）”“刘臻、颜之推、卢思道、魏彦渊、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燕集陆爽家论韵，议定后命法言即烛下握笔记其纲要。⑤罗常培（2008：44）《切韵序校释》赞成此说：“董彦堂云：‘昔开皇初，当指二年，据《卢思道传》，思道于开皇元年方为武阳太守，是岁解职归，三年卒于京师。是在法言家论韵当在解职以后、未卒之前也。’其说亦颇可信。”此后有吕朋林（1996）《（切韵〉议纲年份考辩》，最近有张雨（2018）《〈切韵〉成书缘起与长安论韵时间再探》，均有阐说。王启涛（2005）持“元年或二年”说，他以《颜氏家训》与《史记索隐》所载同一史事互证，及《旧唐书》与《册府元龟》所载同一事互证，结论为“‘隋开皇初’可能是隋开皇元年或开皇二年，不会是开皇三年或之后”。
读上述诸文，可见，“开皇二年说”的支柱有二：第一、开皇初年燕集论韵的十人中卢思道最早下世，因此燕集必在卢卒之前，这是最正常的逻辑推理。董作宾《切韵年谱》：“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历五八○）卢思道为武阳太守时年四十九”，“（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历五八三）卢思道卒，年五十二”。《隋书·卢思道传》文末叙述卢思道两次“上奏”，一为大理不可除，二为殿庭非杖罚之所。此后的文字是：“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是岁”紧承两次上奏，似乎时间与之同一，因而可以据以确定卒年。可是《隋书》对这两次“上奏”的时间都未明确交代。而且两次“上奏”未必同一年份，于此，王显、吕朋林、祝尚书、张雨四位以及文学史家倪其心都做过考证，各抒己见。我认为祝尚书之言可从，⑥所以这关键的“是岁”绝不能认定是开皇三年。《隋书·卢思道传》的作者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疑案”。董作宾定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卢思道49岁，自然将卢思道卒于52岁系于“开皇三年（583）”之下，他同时将诸人燕集论韵之事系于“开皇二年”。其实，细推物理，除非卢思道死于开皇三年正月初一则十人燕集才不可能发生在开皇三年。
“二年说”的第二根支柱是人们对“初”意义的直觉认知。张雨（2018）说：“若单从‘初’之字义来看，‘开皇初’当以开皇元年、二年、三年说最为可信。”张雨之文最终将燕集论韵定在开皇二年，而且因陆法言序中有“夜永”二字，考虑到天气问题，遂进一步定在二年初。
既然长安论韵被定在开皇二年，那么史传上好些有关人物在开皇头几年的行踪就只能被压缩在元年和二年的时间之内。如此，就不能不面临许多难以解释的困难。
二年说的信从者最多，影响最大，当与董作宾的高知名度不无关系。赵少咸（2010：36）《广韵疏证》：“据《隋书·卢思道传》推算，开皇初为开皇二年。”洪诚（2000：135）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有人据《隋书·卢思道传》考证开皇初是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濮之珍（2017：20）《中国语言学史》：“据《隋书·卢思道传》考证，开皇初当是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另，历史学家缪钺（2017：378）《颜之推年谱》在“开皇二年”下云：“‘开皇初’未言何年，姑系于此。”
但是这两根支柱都成问题。开皇元年、二年、三年固然可以称作“开皇初”，而其后的开皇六年就不可以称作“开皇初”吗？可以！这次，即2020年我再读《隋书》，大有收获，现在我可以拿出铁证来。又，困扰“开皇初”谜题破解的关键之一是卢思道的卒年，可以说，不是董作宾、张雨诸位所认作的开皇三年，而应是开皇六年。下均有详论。
长安论韵“开皇三年说”见于黄典诚（1994：2）《切韵综合研究》、祝尚书（2001：237）《卢思道集校注》，“开皇四年说”见于何九盈（2013：232/234）《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四版），“开皇五年说”亦见于黄典诚（1994：2）《切韵综合研究》，皆欠证明。文学史家曹道衡认为“开皇初”“有可能指三年至四年间事”，因为他认可卢思道卒于开皇六年。
“五年九月以前说”见于李荣《陆法言的〈切韵〉》一文，理由是“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开皇六年，卢思道死于长安”。王显不同意此说，笔者亦以为此说嫌宽泛。
笔者提出“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有论证，全文见本篇附录，今再作大幅增补。
最后是“开皇九年说”，王显著两篇长文，有论证，有影响，陆萌一的《陆法言》一文采取王显之说，⑦胡裕树（1992：3）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亦持是说。对王说，笔者在卅年前的《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文中提出质疑。近张雨（2018）云：“王显所主张的开皇九年说，其实是最不符合‘初’字之意的观点。”张雨有考辨，颇详。
四、三十而立，再证“开皇六年说”
我在1990年海峡两岸音韵学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开皇六年说”。光阴似箭，至2020年，“三十而立”，现再证前说，应有进步。
再证之甲：“开皇六年”可以称作“开皇初”。
上引张雨文认为“开皇初”该是开皇的前一二三年。我认为，这种语感直觉未必完全可靠，“开皇初”可不可以不限于头三年？
我首先采取“以今例古法”。这“以今例古”四字取自鲁迅先生的名作《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⑧时间，古与今当然有异，因为事物是发展的；但是同一种或类的事物，其古与今必也有相同之处。《荀子·非相篇》：“类不悖，虽久同理。”《吕氏春秋·察今》：“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古哲之言，甚是！现在叙述我做过的一个社会调查如下。如果以开皇元年（581）为起点算，那么陆法言撰写《切韵序》的仁寿元年（601）则为第21年，在这一年称说开皇六年（586）为“开皇初”可不可以？以今例古，今者，当今仍健在的中国人的语感也。众所周知，在中国近71年的当代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首先是1949年，如果在1970年写文章，称1949年、1950年、1951年为“解放初”“建国初”是绝没有问题的，而称第六个年份即1954年为“解放初”“建国初”可不可以？我分别调查了六位经历过这一时段的老人，他们都一致认可。再说另一个关键年份，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在1999年称说1983年为“改革开放”的初期行不行？被调查的七位过来人都不约而同回答说“行！”。
至于开皇六年是否可以称为“开皇初”，当然更需要有可靠的典籍为证，这就是“历史文献考证法”！过了三十年我再次读《隋书》，从中找到三条书证。《隋书·五行志》：“开皇初，梁王萧琮改元为广运。江陵父老相谓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当为军所走乎？’其后，琮朝京师而被拘留不反。”《隋书·萧琮传》：“琮年号广运，有识者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将奔走乎？”（按，隋时“運”字，从辶，声符为“軍”，故当时后梁民间有此说。“軍”今简化为“军”，“連”今简化作“运”。）又，《隋书·五行志》：“开皇初，梁主萧琮新起，后有鸺鸟集其帐隅。未几，琮入朝，被留于长安，梁国遂废。”为了理解这三则史料，需要简叙一段历史。自西晋王朝覆亡至隋灭陈统一（316-589），中国南北分裂达273年之久，在此期内，政权更迭频繁，战祸连年不断。梁武帝萧衍（464-549）后期，收纳东魏叛将侯景，致成大乱，549年梁武帝饿死建康台城，此后其子孙争立，叔侄相残，乱局更甚，552年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554年梁武帝太子萧统之子萧詧引西魏军攻陷江陵，梁元帝出降，不久遇害。555年西魏立萧詧为梁帝（史书或称“梁王”“梁主”），史称后梁，辖地仅三百里，乃西魏附庸。此后，在宗主国，西魏（元氏）—北周（宇文氏）一隋（杨氏）相继，在后梁，萧詧一萧岿一萧琮父子祖孙相继。《周书·萧岿传》：“（开皇）四年，岿来朝长安，隋文帝甚敬待之。……岿在位二十三载，年四十四。（开皇）五年五月薨。……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萧琮嗣位，年号广运。”按通例，萧岿死之次年，即隋开皇六年，后梁新君萧琮改元广运。上引《隋书·五行志》“开皇初，梁王萧琮改元为广运”，又《隋书·萧琮传》“琮年号广运”皆为开皇六年事，这三则文献史料证明了“开皇初”可以指称“开皇六年”，无可置疑！
再证之乙：唐代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不可否认、不可改易。
准确破解《切韵序》“开皇初”谜题的关键之一是长安论韵的参与者卢思道究竟卒于何年？
张雨（2018）云：“最早主张开皇二年说的董作宾就没有提及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与《隋书·卢思道传》对其卒年的不同记载。”按，《卢思道碑》云，卢思道“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而《隋书·卢思道传》只是说“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并没有明确给出卒年（本文前有论议）。卢思道卒于开皇三年这句话，是董作宾讲的，是推论。张雨（2018）中有“董作宾之所以不据卢碑，而径据卢传”的话，这说明张文认为董作宾知道卢碑但不提及也不依据。我的看法则是，董作宾、罗常培两先生在1928年并不知道有张说作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一文的存在。按照学术常规，如知晓而不信其说，则必先提出，然后驳正，何况张说乃历史名人！其文掩盖不了的。学人有一种常见心理，即对名家的尊崇或膜拜，而不能历史地看问题。《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表关于《切韵》的系列文章，时为1928年，董作宾时年34岁，罗常培29岁，虽然他们那一代人比起近几十年的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学人，书读得多得多，学问成熟得早得多，然而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术业有专攻”，谁能读遍古书？不为贤者讳，清初大学者朱彝尊认为颜之推、刘臻为“北方之学者”，罗常培（2008：44）《切韵序校释》袭用其误说，是未能将郡望与里居区别开。其实颜、刘都是二百多年前的北方移民的后裔，至南北朝后期，他们应该都是南人而非北人，犹如1620年由英国乘坐五月花号轮船至北美的移民，他们在19世纪末的裔孙应该称作美国人而非英国人。将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引进语言学者视野的当是研究“不今不古”之学的陈寅恪，他是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杰出的专家，卢思道及其玄孙卢藏用和张说三人都是在他的专业研究范围内的历史人物，《张说之文集》必然是他熟谙的典籍。陈寅恪（2015：399）《从史实论切韵》是研究《切韵》的一篇经典论文，他在引述《隋书·卢思道传》后写了按语：“寅恪案，张说之文集二五卢思道碑云‘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是周武平齐之岁思道年四十有三。”
《卢思道碑》的这则史料十分重要，但却或未被认可或遭到更改。王显为了维护他的长安论韵“开皇九年七月十四日左右”说，将“开皇六年”改为“开皇十年”，将“春秋五十有二”改为“六十”。张雨持长安论韵“开皇二年说”，是认可董作宾推算出的卢思道卒于开皇三年，而不认可唐人张说作的《卢思道碑》的“开皇六年”“终于长安”。
我认为，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中的卢思道卒于开皇六年的记载应可信，论证于下。存世至今《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碑文见于宋太宗时官修的《文苑英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丁酉年刊本《张说之文集》、清乾隆时四库全书本《张燕公集》、清嘉庆内府刻本《全唐文》，诸本一致作“开皇六年”。未见“六”字有异文。
在我国古代，通常的情况是，埋在地下的墓志和树在地上的墓碑，其上的文章都是孝家请当时文士写就的，作者与死者一般是同时人。而此《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很特殊，碑文作者张说与死者卢思道相差130多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作者张说（667-730）是应卢思道的玄孙卢藏用（约666-约718）⑨之请写的，张说、卢藏用二人在《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张说在盛唐历史上是位名人，他经历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官至宰相，封燕国公。他是当时著名文学家，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卢藏用也是著名文士，但官位及文名皆逊于张说，如今知晓张说的只是很专业的文史学者，可是卢藏用在国史上留下的痕迹使得他至今仍广为人知，这是因他而产生的“终南捷径”四字成语在当今任何一本《成语词典》都能找到。⑩卢藏用为何请同僚张说为其高祖卢思道撰作碑文，文中云，系因“邑里多改，先人封树，岁久将平”，似乎树碑的目的在保护祖先墓园。依我之见，在唐代初年由魏征领衔编写的《隋书》中，卢思道形象很不佳，“不持操行，好轻侮人”，“每居官多被谴辱，后以擅用库钱免归于家”，“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宦涂沦滞”，可以说，卢思道玄孙卢藏用请张说撰写碑文旨在美化祖先。碑文和墓志几乎都具有这种功能，人们所熟知的是《新唐书·韩愈传》记载的一个故事，韩愈弟子刘义“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丧家请文士撰写此类文字，必须准备可观的钱财作润笔酬金，还需要提供死者的生平仕履等资料，以便作者采择。请看这篇《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总括卢思道一生历仕齐、周、隋三朝的仕宦经历为：“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职，八平除，擢迁者四而已。”窃（按，我在“十七”后施加的是冒号）历数细致，总括无误，何等准确！非卢藏用提供精确资料而谁？《隋书》是唐初修的官书正史，卢藏用和张说不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张说碑文有些词句就是抄袭！请比勘二者，《隋书》：“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卢思道碑》：“隋高祖为丞相也，迁武阳太守。以母老，乞解职，优诏许之。”何其相似乃尔！张说的《卢思道碑》添加的卢思道卒年为“隋开皇六年”，显然是对《隋书》的补充，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增补本”，这当是以卢藏用提供的准确年份为依据的。传世的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的记载应该得到后世学人的认可，并以此作为考史的基石。
总之，1928年董作宾是不知有《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存世，而推算卢思道卒于开皇三年，从而提出长安论韵“开皇二年说”。后来者知晓有张说的《卢思道碑》，就不应再拘守董作宾的旧说。
依据卢思道《劳生论》《孤鸿赋》等文学作品中的模糊词语推算其年龄及参与长安论韵的时间，其准确性是很难说的。因为嗟叹时光流逝，壮志未酬几乎是古今文人的通习，尤其在失意抑郁之时，往往“虚报年龄”“倚‘老’卖老”。卅年前拙文举欧阳修（1007-1072）《醉翁亭记》为例，修自称“翁”，实际上其时年仅四十，这与他遭弹劾贬官心情郁闷有关。(12)现回忆多年前读《宋史·程颢传》，时任知县的程颢（1032-1085）断一民事案件，一叟称富人张某为张三翁，程颢质问道：“才四十，安得有‘翁’称？”程颢与欧阳修是同时代人，于此可见《醉翁亭记》有夸张成分。祝尚书（2001：238）《卢思道集校注》之见可取，他说：“叹老嗟卑，乃古代文人常态，将四十余说成五十忽至，未为不可，似不足信以为真。”曹道衡的证明亦可取。（参见曹道衡1992）
五、破解谜题的方法：齐一律
笔者在1990年《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中云：“我们的办法是考察主人父子及八位客人什么时候都能聚集在长安，而且有可能燕集论韵。反过来说，只要某一段时间内有一人不在长安或不可能参与论韵，则陆府论韵绝不会在此时发生。”
聚集宴饮论韵，十人必须都在长安而且有可能燕集，笔者现在即2020年命名为“齐一律”。且看其实践效果如何，即在“开皇初”这一谜题破解中的运用。下面主要利用正史《隋书》《周书》《陈书》所载史料作考证。
首先探究薛道衡的经历。薛道衡，河东汾阴人，本为北齐文臣。周武帝平齐，随至长安而仕于周。我们关注的是他入隋后的经历。《隋书·薛道衡传》：“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主使。”按，“高祖受禅”指581年2月杨坚取代周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隋，其庙号为“高祖”。杨弘是杨坚的从祖弟，《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五月杨弘进位为河间王。杨弘北征突厥事在开皇三年（583），何以知之？《隋书·赵仲卿传》：“高祖受禅，进爵河北郡公。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俱进，无虏而还。”上引《薛道衡传》中的“其年”，乃开皇四年，请阅《隋书·高祖纪》：“（四年）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使于陈。”从上引史料等可知薛道衡在开皇元年、二年“因事除名”，按，“除名”即“为民”(13)。开皇三年薛道衡从军北征突厥，“典军书”，自不在京城，四年方返朝廷任职。即此一条史料就可以说，长安论韵“元年说”“二年说”“三年说”皆不能成立。(14)
再看魏澹。张雨文述及，甚是。拙文《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漏考，今补。《隋书·魏澹传》：“及高祖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按，“行台：魏晋至金代尚书台（省）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隋开皇二年（582）在并、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文帝以其子杨广、杨俊、杨秀各为行台尚书令。”（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第2版第840-841页）此在《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正月辛酉有记载。《隋书·百官志中》：“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百官志下》：“行台省则有……礼部、膳部、兵部、驾部、库部、刑部、度支、户部、金部、工部、屯田侍郎各一人。”“行台诸曹侍郎为视正六品。”可见魏澹官位不高。《高祖志》：“（三年）闰十二月乙卯，遣……通直散骑常侍魏澹使于陈。”则是魏澹开皇二年初即外出任职，至三年末才回长安。
再看辛德源。《隋书》本传：“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高祖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文多不载。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岁余而还。”《隋书·地理志上》：“开皇三年，遂废诸郡。”《隋书·百官志下》：开皇三年四月，“罢郡，以州统县”。既然《隋书》称崔彦武为魏州刺史，那么告发辛德源与卢思道秘密交结则是三年事。于是辛德源受处分从军讨南宁，讨蛮事毕，“岁余归”，当在四年甚或五年还。于此可知，辛德源在开皇元年二年，久隐山区，三年被“谪令从军讨南宁”，“岁余而还”，当在开皇四或五年。关于隋初南宁州东爨、西爨的情况，《隋书》梁睿传、韦冲传、王长述传皆述及。兹录《韦冲传》：“俄而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王长述传》：“开皇初，复献平陈之计。……后数岁以行军总管击南宁，未至，道病卒。”我们可以从这条史料“开皇初”“后数岁”这些表时间的词语推知辛德源“从军讨南宁”当在开皇三年或四年。
再探究另一位陆府宴会参与者卢思道在开皇初的行踪。《隋书》本传：“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宦涂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时。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卢思道出身于当时的北方头等高门大族。在“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的时代，原在北方的汉人高等士族，一部分逃至南方，成为南朝政权的支柱。而留在原地的，少数民族的帝王利用他们，仍旧给予权力与地位，如魏孝文帝时，卢崔郑王为四姓高门，范阳卢氏有“北州冠族”之称。卢思道“自恃才地”，“地”即地望，他在北齐时官至黄门侍郎，这是皇帝近侍之官，参与机要。周武帝平齐，将十八朝士带至长安，其一为卢思道。可是他次年参与原齐地的反周叛乱，几被处死，后因文才优异获免。杨坚为周丞相时，只给了他一个武阳太守这样不大的地方官，他不满意。至开皇初，以母老辞职。“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张雨文认为此“陈使”所指是开皇二年正月戊辰“陈遣使请和”（《隋书·高祖纪》）。按，需注意《隋书》“岁余”二字，杨坚称帝是在开皇元年二月甲子，至开皇二年正月戊辰，即使卢思道在杨坚称帝登基大典的同一天“表请解职”，也不到一年。只要打开《隋书·高祖纪》，杨坚自登基之日起，百事俱兴，赏功臣，封百官，立皇后，定太子，……。连他很喜爱的从祖弟杨弘，也要待到五月才进位河间王。在建国初期，杨坚还要大肆杀戮北周皇室及镇压反对派，《隋书·宇文恺传》：“（高祖）及践阼，诛宇文氏。”《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正月原来的皇帝周静帝宇文阐被贬为介国公，五月杀之，时年九岁。因此一个北齐旧臣且官位不高的武阳太守辞职奉母，下诏许之，不会在那开国之初政务极其繁忙众多要事亟需处理之时。卢思道解职居乡，体味《隋书》的“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这“岁余”，岂能在开皇二年正月戊辰？只能在开皇三年。因此根据《隋书》，卢思道在开皇三年进京郊劳陈使以前，据其自作《劳生论》“罢郡屏居”则不可能待在长安。《隋书·卢思道传》叙述了“郊劳陈使”一事后，“顷之，遭母忧”。在那个时代，遭父母之丧，必须解职返乡，守制三年（实际上二十七个月），《隋书·卢思道传》的“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是指母死服丧毕后的“未几”，被任命新官。因此卢思道只能在开皇六年回到京城，任新职。张雨（2018）为了圆其长安论韵于开皇二年说，既将郊劳陈使一事提前置于开皇二年正月，又将礼制“居丧三年”略过，于是提出卢思道“夺情”说：“不久虽又遭遇母丧丁忧，但是很快就被夺情任命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按，张文之言不能成立，《隋书》本传和张说《卢思道碑》皆未言“夺情”，王显文与拙文均指出此点。现据史实再作有力的申说于下；绝大多数官员丁父母忧，立即自动去职返乡居丧三年，而“夺情”则必须皇上诏命，只有极个别高官、重臣才“夺情”，战时的高级将领则“金革夺情”，他们是受皇帝高度信任，肩负重任，经办军国大事，“不可须臾离”的大臣。《隋书·高颖传》载“高祖受禅”拜高颖为相，“朝臣莫与为比”。“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颖流涕辞让，优诏不许”。《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十六年“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谓之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勅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隋书韦冲传》：“以母忧去职。俄而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上表固让。诏曰：‘西南夷裔，屡有生梗，每相残贼，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抚边服。以开府噐干堪济，识略英逺，军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艰疚，日月未多，金革夺情，盖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像卢思道这样的留用文职人员，级别不高，不是“非他不可”的高官重臣武将，岂需“夺情”？他必须居乡守孝二十七个月，也不至于丧期一满，立即赶赴长安。因此他在京师获得新职，后又应邀赴陆府燕集，就只能在开皇六年了。丁忧守孝需要两年多，这么长的时段！所以持长安论韵开皇二年说者，就不得不以典籍不载的“夺情”以圆其说。而卢思道不可能“夺情”，他不配！他必须待在家乡守丧，自然谈不上参与陆府聚饮。欲获长安论韵具体年份的正解，就必须破“夺情”说。
关于入隋后的卢思道的行踪，尚有为董作宾、罗常培、李荣、王显、鲁国尧、吕朋林、张雨等所不知者。宋初官修《文苑英华》载卢思道两文：卷六四五《为隋檄陈文》，卷六八三《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七载《祭漅湖文》。《祭漅湖文》尤为重要，开篇有“维开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这三篇文章皆为祝尚书辑入《卢思道集校注》，显然这是卢思道参与首次隋陈之役的明证。祝尚书（2001：154）在《祭漅湖文》句后注曰：“据所署时间，当亦是代高颍等伐陈之军作。”这一次隋陈交战，《隋书·高祖纪》有记载：“（开皇元年九月）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壬申，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仍命左仆射高颖节度诸军。”“（二年正月戊辰）陈遣使请和，归我胡墅。”“二月己丑，诏高颍等班师。”《高颖传》亦叙此役，较简略。然而张雨文云开皇二年正月陈使求和，卢思道奉命接待。按，二月己丑高颖等班师，卢思道当随军返回，不可能在正月郊劳陈使。关于首次隋陈之战，《隋书》及其后的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王祎《大事记续编》皆载，但皆未提及典军书的卢思道。笔者以为，卢思道从军当与高颍有关。高颖本为北齐渤海郡蓨人，《隋书》本传载其父高宾“背齐归周”。按，蓨在今河北省景县南，与卢思道的家乡涿县距离甚近，范阳卢氏是北方豪族，高颖岂能不晓？故高颖受文帝之命节度诸军，即征卢思道典军书。因此，可作如下推测：卢思道可能在开皇元年九月或其前“以母老”辞去武阳太守职返乡，而后为高颖征聘。二年二月班师后，卢思道未获重用，因著《劳生论》牢骚。然而，“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及其他北齐时的同僚们在开皇三四五年陆续被召用任官。
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长安论韵的其他几人，未发现在开皇六年以前离开长安的史料。
六、“知世论人说”之甲：隋开皇元年、二年的严峻局势下的北齐旧臣
卅年前的拙文云：“我们的办法是考察主人父子及八位客人什么时候都能聚集在长安，而且有可能燕集论韵。反过来说，只要某一段时间内有一人不在长安或不可能参与论韵，则陆府论韵绝不会在此时发生。”这一命题有两层意思：长安燕集，首先是必须十位参与者同时皆在长安；其次是，即使皆在长安，还必须有可能燕集。笔者上一节运用齐一律爬梳、排比史书提供的信息，证明十人只有在开皇六年才都在长安。这一节我们要讲的是，开皇元年、二年时即使参与者都在长安，也不可能燕集。
在此我们提出“知世论人说”。所谓“知世”，就是了解、知晓燕集参与者的历史背景、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政局形势。“论人”意为考察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他们能或不能有什么行动。这也是考证长安论韵的学者如陈寅恪、董作宾、罗常培、李荣等大家所疏于考据者。
在这一节里，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陆爽、颜之推、卢思道、魏澹、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七人，陆爽是燕集的主人，所以将他置顶。他们主要生存在北朝末期，入隋后的时间并不长，短者6年即逝（卢思道），最长者23年（薛道衡）。这就促使我们去了解北朝末至隋初的历史，我们特别截取577-582年这一时段，因为这6年的政治形势非常动荡，可以16字概括：两朝兴亡，一场内战，开国伊始，血雨腥风。凡事总有头，我们先考察更广阔的历史背景：316年西晋覆亡，从此中国南北分裂，南方为东晋宋齐梁陈五王朝相继；北方先是五胡十六国时期，386年统一于鲜卑族的北魏。534年起北魏分裂为二：东魏一北齐，西魏一北周，东西争战不已。总体上说，北齐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都强于北周。但是577年，北周却灭了北齐，唐人李商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这是英主与昏君的对决。577年周武帝灭齐，齐旧臣十八人“同征，令随驾后赴长安”（《北齐书·阳休之传》），其中有后来参与长安论韵的李若、卢思道、颜之推、薛道衡、辛德源、陆爽六人。这18人入周后除个别人外并未受到重用，不似齐桓公待管仲，唐太宗待魏征。他们实际上是被俘而降周，虽为官，我思索久之，以1949年的“留用人员”一词名之颇为适合。平齐一年后即578年六月周武帝病死，闰六月立即在原齐地范阳发生反周叛乱，卢思道参与。《隋书·卢思道传》：“未几，（思道）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周廷派兵镇压，卢思道列处死名单中，因统兵将领怜惜其才而免。周武帝死后，其子继位，是为周宣帝。《隋书·刑法志》云，“宣帝性残忍暴戾”，“内外不安，俱怀危惧”。宣帝580年5月死，子周静帝时年八岁，外戚杨坚为丞相，总揽朝政，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立即发生。《隋书·高祖志》：“周室旧臣，咸怀愤惋。”“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其他尚有司马消难、王谦等在所统管地区起兵响应。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尉迟迥部的“赵魏之士”，何许人也？《周书·尉迟迥传》：“（尉迟迥）以开府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余委任亦多用齐人。”按，崔达拏是周武帝平齐，与陆爽、颜之推等一同带回长安的北齐十八朝士之一。齐人踊跃涌入尉迟迥部，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于此可见齐人不服，企图借北周内战之机复国。580年的大内战中，杨坚获胜，失败的一方（齐人为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家口被没为奴婢。(15)次年即581年二月杨坚发动政变，自立为帝，血腥屠杀。开皇元年五月杀介公（即被废的周静帝，时年9岁），“及践阼，诛宇文氏”（《隋书·宇文恺传》）。王鸣盛（2008：450）《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八《周宗室诸王名》云，隋文帝屠杀宇文泰后裔达59人。赵翼（2008：225-226）《廿二史札记》卷十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列举其名，笔者统计为61人，宇文氏宗族无有存者，“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隋书·辛德源传》载德源被尉迟迥任为中郎，后逃出，杨坚称帝后，被迫隐于林虑山。“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于此可见北齐旧臣们处于被监视中。杨坚称帝的头两年全力镇压反对派，血雨腥风，形势严峻，四年前“留用”的北齐旧臣们必然惶惶不安，心怀危惧，敢在这非常敏感的时刻拉帮结派？敢成规模地深夜宴饮，酒酣耳热，高谈阔论？不畏地方长官崔彦武们侦知？
治史有著史、考史、评史三途。笔者认为，考史应避免局限于史书字面作考据，宜视野开阔高远，了解政治形势。人有生物之人与社会之人的区分。社会之人属性纷繁复杂，譬如有工人、农人、军人、文化人，自然还有“政治人”。凡官员都是“政治人”，欲考其史，必须考他们所处的政治之史，无论古今，概莫能外。
那么，“长安论韵”的燕集发生在何时？这次燕集的性质为何？
七、“知世论人说”之乙：宽松环境下的文酒之会
研究隋代初年的历史，就可发现，约在开皇三年起，政治局势趋于平缓，逐渐出现了宽松的气氛，兹举几条史料于下。《隋书·高祖纪》：三年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16)四月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十一月己酉，“发使巡省风俗”。《隋书·李谔传》更记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整顿文风运动：“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一个地方长官因为“文表华艳”而遭治罪，大概古今中外仅此一例！如是，堪称“中华一绝”。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有这么一个规律：开国“宣武”，治国“崇文”。大凡到了重视文化建设之时，便是政局稳定，环境宽松之际，今古皆然。经过了五六年，隋王朝政局安稳，经济繁荣。《隋书·食货志》：“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这也表现在放松严刑峻法。《隋书·刑法纪》：开皇六年，“诏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因除孥戮相坐之法”。按，尉迥即尉迟迥。请注意，其时为开皇六年！宽松还表现在，作为“留用人员”的北齐旧臣纷纷被起用，据《隋书·高祖纪》，开皇三年闰十二月乙卯魏澹使陈，四年十一月壬戌薛道衡使陈，五年九月丙子李若使陈。《隋书·卢思道传》：“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他们四人都陆续被任命做外事工作，这叫做“因才施用”。
严峻期以后，政治环境宽松，臣下燕集聚饮，便成了常态，此亦当为国史通则。
不少学者认为，长安论韵是一次专门为音韵问题而召开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犹如1980年创立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历届学术讨论会。我的观点则异于是，我认为，刘臻、颜之推等八人与陆爽父子的晚宴是一些文士官员们的“文酒之会”或“诗酒之会”。这在那个时代是习见之事，可举三条书证。《隋书·庾季才传》：“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瑴、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按，请注意，名单中有刘臻，可见他是乐于参加会饮者）《陈书·阮卓传》：“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旧唐书·吴筠传》：“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
隋王朝到了开皇六年，政治环境宽松，昔日不得意的“留用人员”都被“用”了，有了官职，自然就有不菲的俸禄，也有了愉悦的心情，这都是聚集宴饮的必备条件，于是就发生了中国语言学史上大书特书的长安陆府论韵。宴饮十人中，有八人为旧齐人，其中七位是曾仕于北齐二十年的旧臣，577年齐亡入周成了“留用人员”，仅仅4年，即581年再次改朝换代，“自动转为”隋臣，他们是颜之推、卢思道、李若、魏澹、辛德源、薛道衡、陆爽，另一人陆法言，当周武帝平齐时尚为未成年的齐民。八人中卢思道、辛德源二人有叛周反杨的重大历史污点，薛道衡“坐事除名”不知是因政治问题还是他事犯有过错。这些原齐人在血雨腥风的开皇元年、二年悚惧不宁，甚或被监视，但是开皇三年以后形势好转，或任官，或出使。开皇六年时他们都官运亨通，心情舒畅，于是置酒高会，畅谈阔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八人可以称作北齐帮。
至于刘臻、萧该，本为南方的梁元帝旧属，554年江陵为西魏军所破，其后萧、刘被掳入长安。颜之推是他们的同僚，也被掳，但伺机逃往北齐。577年齐为周所灭，隔了22年，颜之推又与刘、萧同朝，但不在江陵，而在长安。卢思道等等七人也与颜之推一同到了长安。历史这个冥冥之手将这班历尽艰辛的十人聚拢在一地，历史又在开皇六年安排他们坐在长安的一张酒桌边，使他们随兴畅叙。开皇六年陆府燕集实际上是隋初一群中层官员的聚饮。这些官员宴饮聚餐主要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大凡“文酒之会”，其话题必然多元，现实感强，随机性明，偶发性多，转移度高。以今例古，在这样的“酒会”里，他们的话题因与会者的身份、素养、爱好而决定，焦大们大碗喝酒跟林妹妹们的吟诗雅集，那话题必然大不一样。爆发新的话题、变换话题更是司空见惯。现实中最令与会者关心的问题更可能是主要话题。可以想象，刘臻、颜之推他们，作为官员，能不谈论他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国际形势？他们都是文士，诗歌创作、文章评骘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内容，等等。对于这次开皇六年陆府文酒之会，我们应该细细咀嚼陆法言《切韵序》的“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八字：1.从前四字可见此次宴饮时间之长，与会者兴致之高，他们的话题必很多，议论必热烈，因与《切韵》无关，便被陆法言“隐身”。2.只是到了快收场，来宾该打道回府歇息的时候了，（按，此与序文“宿”义理解有关，本文从吴葆勤《“同诣法言宿”校议》之说）“及”这是第二个关键词，表示此时话题忽然一转，方论“及”音韵。从《切韵序》的叙述，十人议论的音韵话题可以略分为二：1.评论南北东西的各地方言的歧异及优劣；2.评骘前此众多韵书的得失。无论方音与辞书，宗旨在削疏缓而定精切。音韵是这场晚宴的最后一个话题！压轴！多亏这次宴饮到最后冒出了这么一个话题，天幸！
中国人自古迄今的宴饮活动，该有恒河沙数，然而给文化史留下印记的并不多，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更少。当首推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山阴兰亭雅集，留下了书法史上的第一名帖和一篇一流散文，隋初开皇六年（586）的长安雅集孕育了音韵学的经典《切韵》和语言学史上一篇一流序文。我们后人应该感谢魏澹，他指令陆法言：“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要不是有这位准“策划者”，这场热烈的“论韵”必风流云散，湮没在历史长流中。颜外史、萧国子两位“学术带头人”作结论，自是功不可没。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陆法言，他记下纲纪，十余年后据之成一代伟著。我们还不可忘记的有隋文帝，他废太子迁怒陆爽，一声金口玉言，陆法言“除名为民”，于是“屏居山野”，不得不专心撰作。清人赵翼《题遗山诗》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后人点化为“诗人不幸诗家幸”，我们后世的音韵学者不妨作如是言：“陆家不幸韵家幸，经典千年孰竞工？”
甲、卅年前为文，卅年后旧题新做，若有寸进，皆受启沃于先贤程颢：“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17)
乙、本文是一篇考据语史学的论文。多年前我提倡“文史语言学”，如今我拟改名为“考据语史学”，即充分占有史料使用考据方法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语言学的历史。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周祖谟先生的《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都是考据语史学的经典之作。笔者不揣谫陋，踵继前贤，曾撰《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今以十余月之功著《三十而立，再证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
丙、我认为，治学撰作既需要充分占有可靠的材料以作严谨的逻辑推理，也需要具有思想、理论，故本文提出“以今例古法”“知世论人说”“齐一律”等。唐人张说《邺都引》如此形容魏武帝：“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今人曰“两手硬”，是谓得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丁、忆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谆谆教诲：“你们写一篇论文应该花一两年时间，不要急于求成。”敢不书绅践行？
戊、此文过长，笔者不得不将另半内容割出，拟撰《长安论韵群体剖析与〈切韵〉思想归因探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鲁国尧于颜之推故里2021年3月
说明：由台湾师范大学陈新雄教授倡议，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主办，大陆音韵学者积极支持的海峡两岸音韵学者相隔41年后的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6月11日12日在香港浸会学院举行，隆重热烈，两岸一家亲。这次会议开启了两岸音韵学者的密切交流，是为“香江论韵”。很荣幸，当年我亦与会，宣读论文《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卅年沧桑，与会诸公辞世者匪鲜，“空怀可作之叹”。兹将拙文在《古汉语研究》杂志刊布，谨以此纪念音韵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峡两岸音韵学者的“香江论韵”。当年的海峡两岸音韵学者的首届学术讨论会，成了历史。拙文已过卅载，也成了历史，自应保存文本原貌，除了将原手稿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外，不作任何更改（包括错误）。
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
每读文史，辄感汉文学史家有优于汉语史家之处，前者于研究对象之里贯交游、出处行藏多能深入探讨，如李白之经济来源，曹沾之耽心风筝，皆有专论，而汉语史家不免逊色。然关于《切韵序》所涉史实，若干语言学家与历史学家均曾致力于考订，成绩斐然。笔者不揣谫陋，两年前也曾阅读有关史籍，今春受平山久雄先生《切韵序和陆爽》一文的激发，再度研读史籍，觉诸师、诸贤之说尚有可补可正之处，于五月初基本完成这项研究。但香港论韵会在即，而教学、教务缠身，只得就长安论韵的时间问题草成此文，祈方家指正。
《切韵》是汉语音韵学的最重要的经典，《切韵序》开头就说：“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魏著作彦渊、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这就是著名的长安论韵。主人陆爽之子陆法言“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十余年后，于仁寿元年（601年）撰成《切韵》一书。
陆法言只说了句“昔开皇初”，那么长安论韵究是何年？审慎的说法是，“我们不能确指开皇初是开皇哪一年，现在姑且假定为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李荣《陆法言的〈切韵〉》），“大约在公元五百八十几年”（陈振寰《音韵学》）。确指年份的有开皇二年说（董作宾《切韵年表》）；“不过总在开皇五年九月以前。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于陈。开皇六年，卢思道卒于长安”（李荣）；“《切韵》纲纪的论定是在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十七日前后”（王显《〈切韵〉纲纪讨论制定的年份》）。
元年说不予讨论。二年说之理由为卢思道卒于三年，陈寅恪1948年发表之《从史实论切韵》引用张说之《卢思道碑》云：“隋开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终于长安。”故二年说也毋庸讨论。
那么可以讨论的是开皇五年九月李若使陈以前说和开皇九年说，先讨论后者。
《隋书·卢思道传》末云：“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张碑确指五十二岁卒时为开皇六年。王显云：“所谓‘时年五十二’，‘二’字是误衍，‘五’字则是‘六’的讹误。”未免改动过多，虽然典籍数字因传刻讹误乃常事。
定为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似已不是开皇初，而近乎开皇中了，开皇二十年整，法言于仁寿元年作序，于开皇之初中应有较清晰的印象。
据张碑，卢卒于六年，年五十二，则为535年生；依王说，卢十年卒，年六十，那是531年生。哪种说法较合于史籍？
卢思道《孤鸿赋》：“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如真是十五岁（文人用辞，往往大致如此），即549年至邺。《隋书》本传云：“年十六，遇中山刘松。”则是550年。后师事邢邵，“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据《北齐书·魏收传》，收天保二年（551年）受诏撰魏史，天保五年（554年）成。《史通·古今正史篇》：“齐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此时异书必多，卢与魏交密，故得泄其未公开的著作，遂涉谤史案。若是531年生，较之535年生，与上段史实距离颇远。
《孤鸿赋》：“年登弱冠，甫就朝列”，“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隋书》本传：“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八年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北史·樊逊传》：“（天保）八年，……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北齐书·崔瞻传》述卢思道直中书省向杨愔推荐崔瞻事。天保八年（557年）解褐，如是535年生，那“年登弱冠，甫就朝列”，就较合；若531年生，就较远。
《孤鸿赋》云“笼绊朝市且三十载”，此赋作于扬坚为北周丞相时，即580年。《史记·张仪传》：“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后以朝市泛指名利之场。如以卢思道卷入谤史案计，554年《魏书》成，553年思道“先诵之”，至作赋时恰近三十年，且，将也。
《孤鸿赋》：“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王显先生指出，这是套用孔融成话，其时实四十六岁。文人偏老时，易夸张其老（如欧阳修作《醉翁亭记》时四十岁，自称翁）。约在582年著《劳生论》：“余年五十，羸老云至。”举成数也。又云：“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接近五十也，迫，近也。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还是承认张碑与史传，卢思道卒于开皇六年，五十二岁。不过，我们也佩服王文对史传的若干处的解释很有道理，笔者还无法提出另说。
如果卢思道卒于开皇六年，那么长安陆府论韵绝不会在七年及其后。因为卢死的具体月份不知道，但最迟在六年底。长安论韵只可能在开皇元年二月甲子至六年底之间，无论发生在哪一年，“昔开皇初”都是贴切的。
我们的办法是考察主人父子及八位客人什么时候都能聚集在长安，而且有可能燕集论韵。反过来说，只要某一段时间内有一人不在长安或不可能参与论韵，则陆府论韵绝不会在此时发生。
据《隋书·高祖本纪》，开皇三年闰十二月乙卯魏澹使陈，四年十一月壬戌薛道衡使陈，五年九月丙子李若使陈。假定每次出使往返为六个月，这可从下两事推出：据《隋书·高祖纪》，元年四月辛丑，陈使“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二月甲子杨坚即帝位，陈使当是二月甲子前由建康出发；又，四年秋七月丙寅，陈使来聘，八月壬子享陈使，陈使在长安前后呆了四十七天。
特别要考虑到三个人。
一是薛道衡。《隋书》本传：“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主使。”据《隋书》杨弘传、燕荣传、赵仲卿传（文繁不录），杨弘三年初击突厥，六月胜利。那么薛道衡三年初最早二年底从军，三年下半年回长安。而开皇元年、二年坐事除名，这期间似不太可能赴陆府宴集。
二是辛德源。《隋书》本传：“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高祖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文多不载。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岁余而归。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
案，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反对杨坚，“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七月失败。辛德源涉嫌，故在杨坚取得帝位后，只得隐居林虑山。《隋书·地理志中》，魏郡有林虑县，内有林虑谼。魏郡太守自有监视德源行动之责。《地理志》上：“开皇三年，遂废诸郡。”《百官志》：开皇三年四月后，“罢郡，以州统县”。既传称魏州刺史，则是三年事。那么三年从军讨南宁，“岁余归”，即四年归。
关于讨南宁一事，王显先生文认为“是在史万岁的统率下”（王文注二十六）。《隋书·史万岁传》未明言时间，但从苏沙罗传可知，史万岁征西爨当在开皇十年后。从梁睿传、韦冲传、王长述传知西爨三代酋领为爨瓒、爨震、爨翫文繁不引），韦、王征抚的对象是爨震，史万岁的征讨对象是爨翫。王长述传：“后数岁，以行军总管至南宁，未至，道病死。”辛德源当是从王军南下，当为开皇三四年间事。
总之，辛德源从涉嫌反隋至从南宁归来前夕皆不可能在长安，在此期间内，不可能有论韵事。
但存在一难点：秘书监牛弘推荐辛德源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牛弘传》：开皇初秘书监，三年拜礼部尚书。《王劭传》：“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在谄谀杨坚后，拜著作郎。而本纪载，王劭三年四月聘陈时，头衔为员外散骑侍郎。这段史文似可这样解释：王劭十月返，上表请改史，谄谀，然后晋升为著作郎，牛弘荐辛德源与王劭共事，不久牛弘由秘书监改任礼部尚书。这都发生在三年最后两月。但是细玩史文，王劭升为著作郎似乎不那么快，此其一。如辛三年底与王劭共事，则二年征南宁，不可能，王长述传只说“后数岁”，又，隋初边患主要在北方突厥，韦冲、王长述也是恩威并用，文帝开皇二年即征南宁于理难绎，此其二。《音乐志》：开皇“十四年三月，乐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等奏曰”。其时牛弘早不任秘书监了，因此辛德源传的“秘书监牛弘”可能也是用的旧头衔，而实是开皇三年后的事，此其三。
最后要讨论的是卢思道。本传云：“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官涂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时。……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
读这段史文，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测：开皇元年二月开国，卢辞职与皇上优诏许之，最早也得在元年中。辞去武阳太守职后，官途沦滞，牢骚满腹，《劳生论》当著于二年。“岁余，被征，奉诏郊劳陈使”，当是三年事。《隋书》记载，开国后，三年二月陈使首次来聘，三年十一月第二次来聘，不知卢是哪一次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卢思道乃孝子，577年周武帝平齐，以十八知名朝士之一被征入长安，“未几，以母疾还乡”，因而参与乡人的反周之乱；开皇元年，又以母老辞职还乡奉养，此次遭母忧，当是母卒于父后。“顷之”何时？假定陈使来长安后，外事活动一个多月，设陈使来后第三月遭母忧。《仪礼·士虞礼·记》：“中月而禫。”郑玄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也。”则是居母丧在乡二十七个月。王显先生说，史书未言夺情，当是居丧时期全然不在长安。“未几”，当是丧毕后隔一个短时间再至京师任职。
那么卢思道开皇元年中至被征郊劳陈使前在乡奉母。如是三年二月劳陈使，则三年四月至五年五月（三年有闰十二月）丁忧，亦在乡；如是三年十一月劳陈使，则闰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居乡丁母忧。
史书未言其他人在开皇初不在长安。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薛、辛、卢、魏、李在开皇元年至六年的行踪来考证陆府论韵的时间。
开皇元、二、三、四年皆无可能。薛一二年坐事除名，三年从军。辛一二年隐居林虑山，三年从军，四年归。卢元年中至二年（甚或三年中）无职居乡，三年四月（或闰十二月）起，丁忧回乡。三年十二月魏使陈，四年十一月薛使陈。
开皇五年六月卢思道居丧毕，未几复出任职，如果很短，那可赶在李若使陈（九月）前回长安。如果隔三四个月，就不可能了。卢乃范阳涿人（《北史》如是，《隋书》本传只言范阳人），朝廷征书至涿，由涿至长安皆需不少时间。《周书·武帝纪》载平齐后二月乙卯自邺启程，四月乙巳至长安，前后共49天，当然卢思道之返京速度要快些。
开皇六年二月李若由陈回长安，卢思道如是六年二月居丧毕，那么起复后回京任职，诸贤毕至，少长咸集。杨坚代周的政变已过去六年，隋的统治已很稳定，这些由北齐或南朝而来的诸文士都很安定，隐居、从军、泄愤都成为过去的事了。于是陆府开文酒之会，“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就是恰如其时的了。
初年定纲纪，十余年后陆法言撰《切韵》，垂之千古。
岁次庚午年四月二十辰时
在极烦杂的事务之隙，断续写成此草稿，赶寄香港，故文理不通，繁简字混用在在皆是，请指正，容改错。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张涌泉、武秀成、王启涛、汪启明、王松木、李子君和吴葆勤等教授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①此文涉及师辈和同辈友人甚多，为节减计，一般不加“先生”或“同志”，祈请原谅。
②这篇《切韵序》中提及的人物有刘臻、颜之推等“八人”及“烛下握笔，略记纲纪”的作者陆法言本人。此外，尚有一位“隐身”者，即此番燕集的主人陆爽，系法言父，何故“隐身”？涉废太子杨勇案获罪。前贤时彦于此论述甚多，兹不赘。
③如有方家揭示1928年之前的关于长安论韵具体年份的学说，笔者不胜感谢之至。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切韵”条撰作者为邵荣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⑤见《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三册第1095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此承王松木教授提供照片。
⑥祝尚书《卢思道年谱》：“或误将《隋书》本传所述思道奏大理不可除及殿庭非杖罚之所理解为同在一年，因前奏在开皇元年，后奏又恰在卒年，因合而系之。其实，两事并非同年。合数年、数事而叙之，史法如此，其例甚多。”见《卢思道集校注》第238页。
⑦见吉常宏、王佩增编《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第128-12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⑨据陶敏《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第159页，辽海出版社，2010年。此承武秀成教授赐告。
⑩如《汉语成语小词典》第49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胡适《欧阳修的两次狱事》：“狱起时，欧公止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见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第5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
(13)《隋书·高颎传》：“于是除名为民。”《隋书·陆爽附子法言传》载，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牵怒太子洗马陆爽，云：“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陆法言《切韵序》：“今返初服”，“屏居山野”。
(14)《陈书·阮卓传》：“至德元年入为德敎殿学士，寻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话聘隋。隋主夙闻卓名，乃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卓谈燕赋诗。”按，陈后主至德元年即隋文帝开皇三年，而《隋书·高祖志》开皇三年所载为：二月癸酉陈遣贺彻、萧褒来聘，十一月庚辰陈遣周坟、袁彦来聘。《陈书》所载之王话、阮卓聘隋一事，于《隋书·高祖志》，系于开皇五年七月庚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话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聘”。当以《隋书》为是。《隋书》未言薛道衡、颜之推接待陈使。
(15)见《隋书·刑法志》载开皇六年“诏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
(16)《隋书·经籍志一》：“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
(17)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胡适1925年作《读书》，认为此条作者是程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