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论述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准地区即原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200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客家方言导源于南朝通语。本文继而考证现代江准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是南朝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通泰、贛等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源。本文还建议从现代客、赣、通泰方言对南朝通语语音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关于客家及其语言的研究．据文献记载，实自清代嘉庆（1796一1820年）初年徐旭曾、黄钊起，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将这一研究推上了高峰。 ①
罗常培在其1942年所作《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写道：“我尝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的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从事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移的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若是用现在的术语说，罗常培在这儿既强调了研究客家及其语言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论、近50年来，中外的后续者们多是按照这一“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③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客家迁移运动的五期说己为学界所公认，其源始于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时北方汉人的大迁徙。公元220一280年的魏蜀吴三国分裂时期结束后，中国统一于西晋王朝。公元291年，爆发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长达16年，生灵涂炭，引起了农民的起义，也使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纷纷起事。公元304年，匈奴族刘在今山西离石举兵，从此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1年（晋怀帝水嘉五年）4月，羯人石勒追击晋军于东郡 “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④六月，刘璀攻人晋都洛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⑤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状态，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17个政权。中原大乱，黄河流域的汉人如潮水般南逃，《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公元317年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南逃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东晋，此为南朝之始。经刘宋、南齐、梁、陈·历273年，直至隋王朝统一中国。4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云“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也生”。⑥
何止建康及其周围？当时长江中下游两岸遍布北人。罗香林云：“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准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客家先民虽未尽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客家先民第一次迁移运动的途径，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黄河，依颍水，顺流南下，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颍平原达长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迁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这是可从该地自然地理推证出来的。”⑦为了安置自北方南迁的士民，东晋及其后的刘宋大量设侨州郡，罗香林根据侨州郡的历史记载及客家家谱，指出客家先民流徙的足迹，“东起今日安徽当涂，西达今日江西九江，南达吉安以至赣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南山西移民也有不少进人今江苏地区，或迁至武汉、黄梅甚至襄阳地区。⑧陈寅恪《述东王导之功业》也论及北方士族集团的南迁路线及新居留地间，兹不赞述。
可以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当然也包括“客家先民”在内“实际上就是北方的汉人逃到吴地、楚地，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特别是梁时，南方的经济、文化远胜北方。对我们研究语言史的学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至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晋韩每元帝纪赞》：“经略区区，仅全吴楚。”从方言学来说，淮河以南、长江下游本为吴语区，长江中游本为楚语区。南朝时期“扬州”的建康原是三国时期的吴都，另一重镇号称“西府”的荆州的江陵则是先秦时期的楚都。楚文化和楚语的影响绵亘之久世所周知，此不赘言。
现在着重讨论吴语区的范围。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指出，水嘉之乱前今南京地区本操吴语。此己成定谳。但吴语范围究竟如何？有的专家如张琨先生只泛言吴语范围比现在大，而未确指。⑨根据鲁国尧的研究，吴语区原北抵准河。⑩《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准上”乃吴地，“当在临淮、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年〉：“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严盱眙本昊善道也《春秋》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公会卫侯、宋皇瑗干郧。”杜预注：“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具东南有发繇口。”海陵即今江北淮南的泰州市、泰县。《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出公竟在拘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学会了“夷言”即吴语。
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灭吴，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领土并吞，将吴所扩张的淮北地放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勾践所以只取吴地，正如《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所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灭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语：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元吴师道重校鮑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按，即今之泰州、泰具）。虽并于楚，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楚”、“越〈含故吴〉”、“夏”鼎立，可见三者的文化及语言各具特色。
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推东”。贾死，复立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今场州）。景帝时平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气从国名、都城皆可见淮之南为吴地。扬雄《方言》中“吴扬越”连言，这地区的方言早已该是汉语方言的一支了。《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曹操祉令江北居民内移，“民转相惊”，广陵户“皆东渡江”，因为他们是吴人。《宋书·州郡志》“扬州剌史淮南太守”条：“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可见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
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永嘉之乱后的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汉语的主要三支一一通语、吴语、楚语——长期三足立的稳定局面被打乱了。北方汉语地广袤，使用人口最多，文化发达，具有标准语的地位，我们借用扬堆的术语，谓之“通语”，吴语、楚语乃是南方的两支汉语方言。由于战乱，成干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喧宾夺主”，历南朝近300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两岸成了通语的“占领区”。
汉语北方方言在跨进江淮新区以前，其内部就没有地域性的差异吗？《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西起雍凉，东至海，这么一大片地区肯定有方言的差异，但大同超过小异。自东周以来，洛阳长期是中国的政冶、文化中心，洛阳话具有权威地位，而使其他方言臣服。若说永嘉之乱前的一段时期，各方言的相互稳定状态己由于内乱而受到一定冲击．那么水嘉之乱则是高强度的冲击力，成百万的北方流民在混乱的逃亡过程中，必然相互“交流”方言；渡过淮河或长江以后，固然有的是同乡居，因而南朝政府设置侨州郡，但是这些侨州、侨郡、侨县都是混杂交错的，尤其是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和以扬州为中心的南兖州。《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载永明元年（483年）柳世隆语：“凡诸流寓，本无定憇，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衅，东届海隅。”显然这是普遍情况。流民们在犬牙交错式的新居留地，既要接触土著居民的方言，也要与先后到达的其他北方人交际，这都促进了新区的北方方言的融合，如同一只筛子的平面上各色豆子原本各居一区，经外力的激烈颠簸，各色豆子就要混处杂陈了。
近300载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531一597年）《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元帝渡江，至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作用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南方通语。即以颜氏家族而言，九世祖南渡后一直居于金陵，颜之推父亲颜协晚年居于江陵，他本人生于江陵，长期随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居江陵，只在551年为侯军俘至金陵，约一年左右，此后再也未至金陵，但他十分坚持、强调金陵话的正宗地位。又如沈约（441一513年），吴兴武康人，是吴地士族，但他与北方士族的后裔陈郡谢朓、琅伢王融、汝南周颙共同提倡四声论，这“四声”肯定不是就吴语而言的。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杰出学者，556年他奔北齐都城邺，577年周武帝平齐。他入北周都城长安，此后仕隋，这一特殊经历成就了他的名著《颜氏家训》，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比较了北朝和南朝的思想、礼俗、文学、书法等等，持论公允，实事求是。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南朝语和北朝通语的论述：“南方水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饨，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在邺二十余年，只见崔氏叔侄、李氏兄弟语音标准，他指责北方学者李季节、阳休之的音韵学著作的失误。他认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就是说南朝通语优于北朝通语。另一位南北朝末期的学者陆德明（550一630年）在其《经典释文》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千沉浊。”也指出两个通语的差异。
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唐末黄巢大起义，迫使客家人作第二次迁移运动，罗香林云：“当时全国云扰，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所属各县）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侥幸未受灾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派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盖他们前此已分处大江南北，易入鄱阳湖平原、溯赣江而至赣南，更折东，经石城而至闽西南如宁化等。”⑪ 他们进人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的原有的古老的物质；但是“即使是自花授粉的植物，近亲繁殖的动物和克隆化的微生物，在长期生活和繁殖过程中，也会累积自然的突变”。⑫ 语言也是这样，即使在颇为封闭的地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惟移，本身也会缓慢地变化。与留在长江流域的姐昧方言（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分道扬镳以后，客家人的语言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客家话。
二
除了客家话导源于南朝通语外，现代江淮方言也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前面我们已论证东晋以前，吴语本北抵淮河，4世纪初北方流民浪潮越淮而南。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根据南朝侨州郡的记载，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这次大移民的路线，论及今江苏省的移民时说：“侨民麇集之地，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县地为最。”安徽地区，“侨在江南者都聚于下游芫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准间，自滁和以至颖亳所在皆侨置郡县。”湖北则汉水流域之襄阳，长江则自江陵直至黄梅皆满布北来流民。我们再次指出，江陵是仅次于建康的另一重镇，直至梁元帝覆灭它是北方士庶又一聚居地。这样一个范围特别是东部大致与今日江准方言区相当，江淮方言实奠基于此，但在西部大为缩小。兹述现代江淮方言的大致范围：湖北省的东北部自应山、安陆、应城起向东直至黄梅十余县市；江西省的九江、瑞昌；安徽、江苏两省的江淮之间大致皆是，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江淮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区，西近运河、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包括今泰州市、泰县、兴化、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市、南通县共十一个点；皖南的青阳、南陵、芜湖、马鞍山、当涂，苏南的南京、江宁、句容、溧水、镇江也是，苏皖二省的方言地理与当时何其相似乃尔！历1600余年只有小的变化，可见4世纪的大移民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影响何等巨大。当然江淮方言在西线是大大地退了，如今湖北大部分地区说的是西南官话。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关系密切而且同源，自罗常培之论出，天下翕然从之。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方言与江淮方言也有同源关系。现将客家方言的梅县话、华阳凉水井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话、泰州话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叙述于下：
第一，它们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
第二，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二个方言里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现举古全浊声母字“田”、“跪”、“旧”、“白”四字为例，看它们在现代各方言中声母演变的情况：
古全浊声母字在左边6个方言里完仝一致，无论平声“田”字。仄声’跪”、“旧”、“白”字都是送气声母开头（不妨简称作“全送气”）。北京、西安、广州则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厦门、长沙平仄声都不送气，苏州话则仍保留浊声母。
从这个表也可见客、赣、通泰三个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
在这里，我们承认，客、赣两大方言里有些点古全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檫音并不送气，或某些字并不送气，有些点阳入调值并不高于阴入调值。我们暂且借用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的术语解释这一现象，一般地说，在生物的种的繁衍中亲代的性状要遗传给下一代，但各个个体也可能产生性状差异，就是变异。现代通泰方言11个点毫无例外地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古全浊声母字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皆送气。但是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今泰州话上述“跪”、“旧”、“白”等仄声字，白读时声母送气，而文读则不送气，后者跟北京话、南京话、扬州话一致，我们完全可以证明白读送气是亲代性状的“遗传”，而文读则是“变异”，是受普通话和江淮方言中支一一宁扬方言一一的影响所致。泰州话阳入字（如“毒”）白读时比阴入字（如“笃”）调值高，但是文读时，跟阴入一样，这也是受宁扬方言的影响造成的（扬州话入声只有一个。其所以如此，因泰州话处于通泰方言的最西缘，跟扬州话紧邻，泰州、扬州历史上长期在一个行政区内，扬州在文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促进了泰州话的变异。如今在上述两点泰州话的文读较之白读数量上占了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几百年以后，泰州话就会变得只剩一个入声调。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变成不送气清音，就是说在通泰方言里将由于变异而出现一个“例外”的“新种”。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上述的今天的个别的或少量的例外，
为什么现代通泰方音显出与客、赣方言的一致性呢？鲁国尧在《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研究》一文中，根据史籍考出：西晋时沿江北岸只有广陵（今扬州）、江都、舆（今仪征）、高邮、海阳（今泰州、泰县）五县，海阳是最东的一彗。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将广陵郡分为二郡：山阳郡在淮南，广陵、海陵．二郡在长江北岸。宋时的海陵郡领六县，南齐时领8县，皆在今泰州以东的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据《宋书·州郡志》，广陵郡领四县，人口7744户，45613口，新置的海陵郡领6县，3626户，21660口，海陵郡虽不及广陵郡人口的一半，但须知西晋时只是海阳县的部分辖地，地广人稀。而永嘉后至东晋末100年间人口陡增，以致为之立郡置具，可见大批北方人迁徙至此。
客、赣方言在南方山区连成一片，而通泰方言孤悬于长江以北、运河之东、黄海之滨，相距遥远而如此一致，不能不引起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再看看赣方言北边的徽方言，古全浊声母，大多数地方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念送气清音。看来这四个“全送气”的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方言与闽方言的包围圈。史载皖南的黄山山区本是山越人的聚居地。六朝时期不少汉人进入，现代方言与这段历史应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地质学家的板块构学说可以从非洲与南美洲海岸曲线的吻合得到印证一样，这个包围圈看来不是偶然的，这四个方言“板块”正是4世纪北方方言南下进逼吴、闽方言的结果，当然不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例如客家人经过不止一次的迁徙才进入粤东北。
我们不讳言，这个包围圈在扬州、南京、芜湖一线有个缺口，这正是江淮方言的中支——宁扬方言区，宁扬方言入声只一个。当然谈不上阳入调值比阴入高的问题，古全浊声母变今音的规律同于北京话，迥异于通泰方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要考察历史：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大军平定陈国，结束了273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淮南十几万民工开凿了自今准阴至扬州的运河，1000多年来这条运河成了北中国与南中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历代定都于北方的王朝都靠运河汲取长江三角洲的财富，和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使处于南北之交的宁扬方区成了交通要道；战乱时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市往往遭到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破坏，人囗变动很大。在明代，南京话是当时的标准语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⑬ 明清时代江淮方言区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对近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千余年来宁扬方言发展较快，采取了与北方的其他官话方言协同的发展步调。江准方言的西支——黄（冈）孝（感）方言地处信阳之南、武汉之北，当华中要冲之地，夹于现代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之间，所以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音逢塞音、塞檫音也变成清音不送气。
比起宁扬方言来，通泰方言保存了古老的方言持点，这是由于僻处濒海的东隅，一直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每逢战事，运河沿线的城市如淮安、扬州、镇江、南京多是鏖战之地，通泰一带则是传檄而定，相对稳定。众所周知，凡是闭塞、动乱少的地区语言变化较慢，所以黄海之滨的通泰方言可以直接跟南海之滨的客家方言认起“亲”来，它们“1700年前是一家”。
客家方言虽环布于东南沿海，甚至远及台湾、海南二岛，但导源于南朝通语；通泰方言则是南朝通语在原地东隅的直系后裔。我们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了它们的同源关系。它们在分离以后，长时期的自身发展变化再加上各自所处的环境，受邻近方言以至通语的影响，发展到现代，变成既共同具有亲代的某些重要性状，又各自具有差异的个体性状的不同的方言。
如果我们关于客家、赣、通泰等方言同源于南朝通语论点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它们共有的性状对其祖浯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呢？现代方言入声分阴、阳调是与其祖语的声母的清浊有关。清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阴调，浊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阳调，通泰、赣、客方言阳入调值高，当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至于古全浊声母字，现代客、赣、通泰、徽方言无论平仄逢塞音、塞擦音全变成送气清音字，这“全送气”也应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二果同因。古代汉语有浊声母，现代汉语除吴、湘方言外，大多变成了清声母。在现代多数北方官话中，古代浊声母变清音时，逢平声是送气音，而遇仄声（即非平声，仄者不平也）则不送气。是否可以说，南朝汉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也许这送气很强。后来这些声母发生变异、变成清音，亲代的送气性状则遗传下来，即使仄声里亦然，而且波及后裔方言阳入调值的音高，使其超乎阴入。但是怎样遗传变异呢？
语言、方言的发展、衍化与生物物种的繁衍，变异当然不是一样的，但也有其类似之处，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显然受了达尔文（1809一1882年）生物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但是达尔文的学说是“融合遗传论”。⑭关于语音的历时的变化，现在人们基本上还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即只是陈述变化前和变化后的事实，比如任何一种汉语史论著都说，古汉语的浊声母在宋元清化，平声送气，仄声则不送气。如果读者进一步问：为何平声就送气？为何仄声就不送气？就我浅闻，没有任何人能回答。现在有些学者引进了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讲历时音变的原因，但那还是外因。能不能透析语音本身的“遗传”及“变异”的机制来讲内因？科学的遗传学在当代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语言学家可否借鉴其成果，分析语音本身的特性和结构方式，从而找出“遗传物质”、“遗传信息”、阐还“遗传的变异”等等，使历史语音学前进一步？
【附注】
①张卫东、王洪友《客家研究·前言》，《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山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③吴玉章《<语言与文化>题词》，上书书首。
④⑤《晋书·怀帝纪》。
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页。
⑦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39页。
⑧谭其骧《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⑨张琨《论吴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1985年，台北。
⑩鲁国尧《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ヵ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1988年。
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19页。
⑫沈大稜《传学学基础》（化工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⑬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同题一一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⑭沈大棱《遗传学基础》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