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最早出现文献记载的“中国”“中华”“华夏”名称及其文献释读和各种含义的考证，探索蕴含几千年文明化石底蕴的国名、族名——“中国”“中华”“华夏”名称的由来和含义，进而更全面地解读中国文化的脉络和内涵。认为夏部族原是古老的黄帝族的后裔，到了鲧和禹的时期，在今嵩山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夏有大而美好之意。认为“中国”有地理的中国之意，指“中央”“京师”“国中”“中原”；“中国”有民族的“中国”“华夏”之意；“中国”有文化的“中国”和“华夏”之意：即核心、权威、正统之意，具有睿智、高贵之意，具有中庸、适宜之意，具有光华、礼仪、文化、文明之意；“中国”有国号的“中国”之意，即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简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便成为人民当家做主新国家的名称。
关键词：中国；中华；华夏；地名；文化；探源
一、引言
1965年宝鸡博物馆发现的何尊，经研究是最早发现“中国”一名的文物，其上的铭文是这样的：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开始在成周营造都城。先是武王在消灭“大邑商”也就是灭了商朝以后，告祭于天说：“我将居住在这个中国，就以中国这个地方为中心，治理天下四方的人民。”于是我们知道了，周武王灭商以后，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1043年武王在位期间，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换言之，“中国”名称已经存在将近3100年了。
二、中国的由来
关于“中”字。按照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的考证，在殷商甲骨文以及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本象有旒之旗”，也就是“中”字在造字之初，本是带有飘带的旗帜的象形；首领有事了，就在高处竖起一面大旗，人们看到大旗，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围绕在旗子的周围，接受首领发布命令。于是，作为旗帜的“中”字，又引申出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文化概念的合适的“中”等意思，这也就是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所说的：“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
关于“或”字。现在这种写法的“国”字，是古代40多种国字写法中的一种。大概因为“国”太重要了，所以古代通过改变国字写法表达自我权威的帝王不少。比如武曌最初拟定的国字新字，是在“口”中加“武”，代表武曌居中治国，但有人说这像把武曌给围困起来了，与囚字无异，所以就再改为“口”中加“八方”，即圀，代表八方土地。太平天国洪秀全改定的国字为“囯”，即在“口”中加“王”，因为他自称天王。1956年大陆确定第二批简化字时，郭沫若先生选定了“国”字，“国”字从“玉”，“玉”为美好的象征，这表达了“国”为“玉”也就是宝贝的意思。当然，在中国古代，国字的主要写法还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繁体字的“國”，至于最早的国字，又是写成“或”的，其实繁体字的“國”，“□”这个构件是重复了。那么最早写法的“或”是什么意思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或，“从□从戈以守一”。这里的“□”指的是城池，“戈”指的是武器，“一”指的是土地，“或”就是一个人扛着武器，保卫城池，守护土地，雅一点说，就是《礼记》里说的“执干戈以卫社稷”。
三、“夏”的由来
夏部族，史书又称夏后氏，其冠以夏名，大概开始于启。启以前的鲧和禹，先秦文献多单称鲧和禹，或称“崇伯鲧”和“崇禹”；至于启，则单称启，或称“夏启”“夏后启”，是知夏族一名自夏启的时候始著称于世。但是夏部族何以命名为夏，是历来众说纷纭，迄今未成定论。一说夏人所建国家叫夏，因整个部族就称作夏部族。如《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张守节《正义云》：“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就是持的这种说法。但夏王朝何以用夏为其国名，还是不得而解。另一说认为夏部族因活动于夏地故得夏名，而夏地所在，其说不一。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说：“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但是，蒙文通先生谓“汉水名夏，为楚庄王以后事”。就是说春秋以前汉水尚不称夏水，因此夏部族不可能因此水而得名。又有人认为今山西夏县古称安邑，又称“夏墟”，或称“大夏”，应为夏部族的发地。然而，“夏墟”也可能与“殷墟”属于同一性质，当为夏朝灭亡后的废墟。夏部族仍以久居夏地而得名。这个夏地应在古代阳翟即今河南禹县地区。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启所封也。”郏城县东北正当古阳翟境内。《吴越春秋》也说：“启遂即天子之位，治国于夏。”以上资料说明今河南禹县地区，至迟在启的时候起已成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并且在这里建立起夏王朝国家政权，夏部族从此也著称于世。夏部族既以久居于夏地而得名，那么今河南禹县当时必已称为夏地，至于何以称夏史书无解，我们推测当以此地古时盛产夏翟鸟而被称作夏地。
今河南禹县古称阳翟。阳翟一名的由来，当因古代此地多出翟鸟而得名。按翟，许慎《说文·羽部》云：“山雉也。尾长。”徐锴《说文系传》云：“古谓雉为翟。”古代的翟鸟，又称作鸐，就是今天所说的山鸡。古代有翟鸟多栖息于今河南伊洛河以南东至于江淮间山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本草嘉祜图经》云：“江淮伊洛间有一种尾长而小者为山鸡，人多畜之樊中，则所谓翟，山雉者也。”阳翟在春秋时期又称作栎。《春秋·桓公十五年》云：“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杜预注：“栎，郑别都也，今河南阳翟县。”
翟鸟又称作夏翟。《尚书·禹贡》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孔颖达《正义》曰：“《释鸟》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则夏翟共为雉名。就是说夏翟和翟都是山鸡的名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胡渭曰：“师旷《禽经》，‘五彩备曰翚，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则光鲜也’……郭璞《尔雅注》云：‘伊雒而南雉素质五彩皆备曰翚。’《诗》云：‘如翚斯飞’，言其文之奂散也，翚即夏翟审矣。”可知翟鸟是因其羽毛光泽鲜艳而称之为夏翟。
夏翟在古代又单称为夏。《春秋榖梁传·隐公五年》云：“榖梁子曰：舞夏。”范宁《集解》云：“夏，大也；大谓大雉，大雉，翟雉。”这里所谓“舞夏”即以翟鸟羽毛作舞具之意。由此可知翟鸟在古代曾称作夏翟，又单称作夏，古人语言从简多单音词，因此夏鸟当即夏翟鸟的初称。如果此释不误，今河南禹县地区因曾以翟鸟命为地名，则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别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按夏，胡雅切，古音属匣纽阴声鱼部；阳，与章切，古音属喻纽阳声阳部。钱大昕以为匣母三、四等、轻读亦有似喻母者，故匣、喻二纽同属喉音，古为双声；鱼、阳二部阴阳对转也为叠韵。古夏、阳二字既为双声叠韵，可相通假。又夏、阳二字意也相近。《说文》云：“阳，高明也。”阴，段注云：“日之所照曰阳。”《尔雅·释天》云：“夏为朱明。”又说：“夏为昊天。”郭璞注：“言气皓旰。”邢昺疏云：“皓旰，日光出之貌也。”是古夏、阳二字都有形容太阳光明高照之意。
清人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云：“阳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国。’案：禹都本在郑栎，……地多夏翟，故国号夏。”吴氏所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确切地说夏翟最早当单称作夏，夏王朝实因建都于夏地即后世的阳翟而得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夏部族原是古老的黄帝族的后裔，到了鲧和禹的时期，在今嵩山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该部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石耜作为自己崇拜的图腾，因而姓姒氏。该部族早期因久居于崇山周围或称作崇部族，南迁至夏地以后，因夏有大而美好之意，而该部族其时又已成为中原地区部族联盟的主体，故以居于夏地而冠以夏名，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夏部族。夏部族首领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古代夏地即今河南禹县地区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政权夏王朝，文献记载这里所称夏邑、夏国、夏亭、夏台等地名，都应是当年夏王朝留下来的名称和遗迹。
四、华夏、中华的由来
比较可靠的关于华的文献记载，始于西周，金文中华字即甚多，田倩君更直言：“华字是创自周朝无疑”。字本义，传统说法释为花。《诗·小雅·苕之华》东汉郑玄笺云：“陵苕之干，喻如京师也，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
华即花，《诗·小雅》“常棣之华”“裳裳者华”，花均作华。郑玄以干喻京师，以花喻诸夏(周的诸侯国)，是经学家的说法，但他释华为花，是从文字立论的。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开花谓之华，与花朵之华微别。”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或云反之：“以华(華)从草，荣(榮)从木，订之其义实互易”。
由光华、鲜美之义引申到文化上，华又指服章之美与文化之高，遂与夏的引申义近同。伪古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伪孔传：“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章炳麟《中华民国解》也说：“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
既然华、夏两字音义近同，那么华、夏就是名异而实同的称号；用夏为称足矣，为什么又要衍出华、诸华、华夏呢?其故思之二。其一盖为加重语气。按照顾颉刚、王树民的说法，自西周以来及于春秋，夏、诸夏等名号使用的机会既多，指代也日趋广泛，于足“便由音近而推衍出华字来，以便加重语气”。如《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和华两字互举为文，正与裔和夷两字互举为文一样，都是加重语气的写法。其二盖为加强语义。按夏的引申义为大，然而只以人来称扬国家，还感觉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其文化来，于是或代之华字，以喻其冕服采章，礼义光华；或在夏字前冠以华字，而成“华夏”一词，华夏者，代表了既华美而文化又高的大国，所以区别于、并驾乎四夷之上。另外，从历史词汇学的角度看，正如童书业所指陈的，夏、华既为一音之转，由夏、华而华夏，可理解为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的自然过渡。而类似的双音节词代替单音节词，在春秋前后这一时期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例证。
华、诸华、华夏这三个古老名号，多使用于春秋时期。《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谏晋悼公说：“诸华必叛。”又说：“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十一年晋悼公赐魏绛女乐云：“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谓晋大夫范宣子：“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昭公三十年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这些华、诸华与戎狄对举，和夏、诸夏显是名异而实同。夏、诸夏“中国之人也”，“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对楚令尹子木说：“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华夏”明指中原诸侯，和诸夏的含义相同。
在我国历史上，与“中国”并称的别名，有“华夏”“中华”“九州”“四海”“赤县”“神州”等称呼。“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夏朝的先民自称“华夏”。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因此，“华夏”指的就是中原诸族，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裴松之的注中。随着历朝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管辖的地方都称“中华”，于是，“中华”便泛指全国。透过唐人韩偓“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的诗句，人们便可得知此间的“中华”已与“外国”对举了。这样，“中华”就成为同“中国”并称的别名。中国也简称为“华”。“九州”一词最早出于《尚书·禹贡》。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禹贡》是战国之时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它用名山大川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将华夏分为九州，假托为大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古籍中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各书中所记州名有所差异，但是记载的都是“九州”，于是“九州”便作为“中国”的别名一直沿用至今。上古先民曾以为，中国居天下之中，而四境为东、南、西、北海所围，因此曾自称“四海”，国境以外则称“海外”。战国中后期的齐国人邹衍认为，《禹贡》中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后来“赤县”“神州”便都作为“中国”的别名一直沿用至今。
五、地理的“中国”
因为“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所以“中国”所指的地域与对象，也是多变的。一般来说，皇帝所在的都城或者皇帝直接统治的地方是中国，其他的城邑或者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中国；居中的国家是中国，周边的政权就不是中国；内地或者中原是中国，边疆或者其他地方就不是中国。在这种多变的地理概念的“中国”里，皇帝直接统治的地方是中国，尤其是其中的秦朝、汉朝、清朝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范围，最值得我们关注。
（一） “中国”指“中央”“京师”“国中”
在古代，“中国”指国家中心，也就是今天的“中央”和“中央之城”，或者是“首都”“都城”“京师”和“国中”等意。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的话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时“中国”的含义是指国家中心的都城。《毛诗·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中国”与“京师”并列，表明其语义是相同的，所以毛传解释说“中国，京师也”，认为中国的含义是京师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下》曾记载说：“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意思是说：“王欲于国中央为孟子筑室。”说明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国家的中央，也就是国家的中心地区。晋范宁《集解》曰：“中国，犹国中也。”也认为“中国”是“国中”的意思。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含义不断变化，但作为“京师”“中央”“国中”的含义，仍时而被后人使用。
（二）“中国”指“中原”
古代的“中国”也用来指称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主要的是一个地域概念。西周以前，“中国”一词多指一国之中心，到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一词已经由一国之中心引申为天下之中心。如《战国策》说：“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明确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之义。《扬子法言书·问道》说：“中于天地者为中国。”《盐铁论·轻重》说：“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也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之义。宋人石介也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将中国为天下中心之义说得更加明白。由于受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古人以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就是天下的中心地区，因称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为“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宋、郑等看成是中国，而将中原以外的秦、楚、吴、越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如楚国国王熊渠自己就承认“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可见，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指中原地区，主要的是一区域地理概念，并由此引申为中原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杜荣坤曾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就是这个意思。
六、民族的“中国”“华夏”
古代的“中国”还用来指华夏、汉族，引申为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古人所说的“中国”，最初指一国之中心，并引申为天下之中心，那时居住在所谓的“天下中心”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夏族，于是，“中国”一词又引申为“华夏”和华夏人建立的政权。如孔颖达为《尚书》“华夏”一语作疏曰：“华夏谓中国也。”《春秋左传》记载“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晋杜预作注曰“诸夏，中国也”。《礼记·王制》称“中国、夷、蛮、戎、狄”为“五方之民”，等等。都以“中国”与“蛮貊”“四夷”对举，显然是以“中国”指华夏族，并引申为华夏族建立的政权，而以蛮貊、夷狄等指四夷等少数民族，并引申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华夏族发展为汉族，汉族及汉族建立的政权又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于是，汉族及其建立的西汉、新、东汉都是中国，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则被一些人视为不是中国。
中国古代，华夏和汉族虽然都没有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但他们大多自称“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积极地认同于中原政权及其华夏和汉族政权，常常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自称“中国”。如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承认司马迁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
七、文化的“中国”和“华夏”
（一）“中国”具有核心、权威、正统之意
如前所述，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含义不断发展变化，作为“京师”“中央”“国中”这一含义，仍时而被人们使用。如《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咸则三壤，成赋中国”，颜师古注曰：“言皆随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赋于中国也。中国，京师也。”按颜师古的解释，这里的“中国”也是指京师。《汉书·扬雄传》记载，娄敬“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颜师古解释说“中国谓京师”，说明这里的中国也是指京师。陈连开曾指出，“直到清朝，此义一直在沿用”。因为“中国”有“京师”之意，因而就有了核心、权威和正统的文化含义。
（二）“中国”具有睿智、高贵之意
关于文化的“中国”。胡阿祥认为，理解文化的“中国”，关键在“中”字。在以农业为底色的中国传统社会，居中的“中”总是好的，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清钱大昕《中庸说》)，我们做人做事，也要讲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以，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既然“中”字具有这么多的美义，那么文化的“中国”当然就是美好的地方。如何美好呢?我们不妨说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后期，赵国国君赵雍，也即是我们习称的赵武灵王，曾经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以求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胡服骑射备受朝野的非议，而在这些非议中，又颇多涉及了文化概念的“中国”，比如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就劝说道：“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由以上劝说之辞，我们可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其人则聪明睿智，其用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是诗书礼乐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地方或者人群，就算不上中国。这样的“中国”，为远方所仰慕，为蛮夷所心仪。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国。
（三）“中国”具有中庸、适宜之意
文化概念的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两方面的复杂影响。一方面，既是“中国”，就应该是雍容华贵、富庶文明、诗书礼乐的地方，相对而言，那些非“中国”的蛮夷戎狄与外邦远方，就照例是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所谓“昼象中国，夜象夷狄”(《汉书·五行志》)，所谓“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中说·述史》)，所谓“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唐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所谓“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北宋石介《中国论》)，所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皇明大政记》)，自汉至明的这些言论，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另一方面，文化概念的中国对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吸引力又是巨大的，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多次出使辽国的宋朝大臣富弼也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由此又可见辽国契丹民族对文化“中国”的深深仰慕与全面融入。到了清朝，满族统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国，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为籍贯(民族)的不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妄判中外”(《大义觉迷录》卷首上谕)。
理解“中国”名称各方面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行为原则之一是“中庸”。《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
“中国”，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是“中”，是中庸，是折中，是并存，是和平而不激烈、调和而不偏颇，是不过激。这样的“中国人”，与意蕴丰富、内涵深刻的“中国”的名称协调合一。
“中庸之道”也被孔子称为“君子之道”，是儒门弟子修身养性的至上法则。这一哲学思想由孔子提出，再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加以阐述说明，最终得以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天人合一”理论可以分为天道和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而人道，包括各种行为准则。子思在他的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中庸之道”，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致中和”。
（四）“华夏”“中华”具有光华、礼仪、文化、文明之意
古代的“华夏”又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如前所述，在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中心地区主要居住华夏族。孔颖达为《尚书》(卷11)“华夏”一语作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正义曰“冕服采章对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孔颖达为《春秋左传》作疏曰，华夏“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元吴澄也曾解释说“夏犹四时之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华夏即是中国，于是，中国又被赋予华丽、光华、光明、文明、高贵等含义。汉朝侯应说：“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认为“中国”文化水平最高，懂文明，知礼义，有教养，最为高贵。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夷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赋予中国以超越种族的文明含义。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虽是西周正统姬姓周太王及其后人所建，但由于他们没有奉行“中国”之礼，也不是中国。“礼”的标准高于族类的区别，昭示出“中国”和“夷狄”并非完全是种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文化概念。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上最甚，民族意义较少，国体意义尚无。
八、国号的“中国”
从以上关于“中国”概念的内涵来看，原先“中国”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但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天官书》《匈奴列传》等篇中所提到的“中国”，其含义指的却是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当然，尽管从汉代起人们便把汉族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但是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代，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名。至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已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而与这些传教士交往的一些士大夫，也已用“中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显然，这时的“中国”已是指称与外国相对的有自己主权与疆域的国家。此间，“中国”之名最早出现在外交文献上，是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此时，西方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理解“中国”含义的，而清政府却仍是从中央、中心、天下等字面上来理解“中国”的含义，将“中国”作为尊称来使用。因此，尽管“中国”已有作为国家称谓的含义，但毕竟并非是正式的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简称“中国”。至此，“中国”方才成为国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便成为人民当家做主新国家的名称。
牛汝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地名学、历史地理、语言学与民族学。出版专著和工具书30余部。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地名学》《早期西域底层地名探源》《中国地名掌故词典》等。
原载于《测绘科学》2019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