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和处理问题，“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是他的一贯思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讲政治上为我们作了表率。认真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讲政治、如何讲政治具有重要指导和示范意义。
讲政治是历史的、具体的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要求。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中国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他在中央苏区由于坚持贯彻这条路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打下去了。在写了两份检查后“领导者”还不满意，邓小平气愤地说：“我们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负责任的……”由于邓小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受到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使共产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必须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迅速适应这一转变。他要求党的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纪律方面严格要求和把握自己。他认为，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因此，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分析和把握问题从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着眼。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要讲大局、抓大局
邓小平讲政治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就是讲大局、抓大局。
邓小平曾多次讲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往事，他说，“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十万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他和刘伯承始终坚持从全党和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为：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做出牺牲，也要义无反顾。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主动挑起最危险的任务，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全局观念、大局意识，保证了我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基层同志讲政治、关心全局，也是我们党早有的光荣传统。1962年，邓小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
历史证明，重视并善于从整体、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在工作中坚决做到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一直是我们党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必须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中央权威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就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有秩序的进行，而有秩序的改革则来自中央的权威，能否维护中央的权威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
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党和国家曾有下放权力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下放过度，以致中央调控能力受到制约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针对各自为政问题，他尖锐指出：“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举例，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要解决好党群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政治关系，解决好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党派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都是邓小平讲政治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关系中，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党群关系。
1946年，定陶战役胜利后，前线部队开始滋长一些骄傲自满情绪，有的指战员开始不检点，作风有些松懈，在战争中损坏了不少群众家具、锅碗瓢盆等，军民团结出了些问题。针对群众纪律和群众路线问题，9月10日中秋节这天，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开会整肃纪律。杨勇、陈锡联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进会场就上去跟邓小平握手。邓小平手一挥，说：今天开的是不拉手会议，不握手！我请大家来不是为了欢度中秋节，不是庆祝我们打了胜仗。我们部队从邯郸出发以来，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的群众纪律如何，我们的军民关系好不好，请大家发言。这些司令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面面相觑……正是有了上面的不握手会议，才有了此后的军民关系的改善及群众工作的加强，继而才有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连战皆捷，刘邓大军的威名更加远扬。
邓小平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说，过去打胜仗，就是靠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现在忘记了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的。如果脱离了群众，党的威信就靠不住，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尤其需要讲政治
在重要历史关头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也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中国怎么发展，特别是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关系到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怎样开辟未来的大事。
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在国内，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认识不充分。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的人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在不长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