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朱德一贯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说伴随一生，受益一生。

通过对国情世情的深入调查，朱德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早年，朱德在旧军队带兵打仗时，战前“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他曾说：“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这种良好习惯，使他经常能打胜仗，“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突出的战绩让朱德很快成为滇军著名的将领。后来，朱德到德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解详细情况，“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通过对德国的深入了解，朱德“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开阔了视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从德国到苏联后，朱德继续保持了这一好习惯。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常常深入农村和基层，跑了不少地方。用朱德自己的话说：“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在苏联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的调查，朱德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处境十分困难。朱德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情况。他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视察工、农、商各行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1940年10月，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1940年，朱德、董必武等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视察，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朱德所作的诗）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东北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朱德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德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但是，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而是想当然地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曾严厉指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当然，从朱德“下去”的经历看，在那个年代里，“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实情后所带来的风险。“大跃进”开始时，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但后来的历史很快证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确的！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