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部队考取北大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当时教育部的政策是，国内三十余所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研究生考试成绩第一名者被选派出国留学。尽管我当年考的外语是英语，但被教育部派遣到日本留学。1982年10月，中国政府第一批公派留日学生约140名（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学生）乘一架国航飞抵日本，我们在日本哪所大学留学，完全由日本文部省与日本各大学协商而定。我被安排在北海道大学。这所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是战前日本七所帝国大学之一。

虽然我的专业是国际公法，但我同时对比较宪法非常感兴趣。1983年硕士一年级时，我通过上课的关系结识了几位宪法教授——深濑忠一、中村睦男、以及当时在北海道大学讲授美国宪法的劳伦斯?比尔（L. W. Beer）。此后，我与这三位宪法学教授都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199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时，深濑教授特意委托他女儿和美国人女婿到纽约看望我。比尔教授两次邀请我和家人到宾州他家住过几天。1999年10月，中村教授推荐我到日本宪法学会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亚太地区立宪主义国际研讨会”作报告，我的报告题目是《国际法与日本宪法第9条》。中村教授2001年至2007年任北海道大学校长，2005年他作为校长访问北大时我一直陪同。可惜，比尔教授和深濑教授已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病故。至今，我与中村教授还保持联系。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谈谈深濑忠一教授（1927 - 2015）。深濑是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宪法学者的代表性人物，他终生追求和平，捍卫日本宪法“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的第9条，提出了“和平生存权”理念。深濑的和平主义思想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二战时，深濑曾上过少年军官学校，1945年他还没有毕业，日本就战败了。虽然深濑没有上过一天战场，但这段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他开始忏悔、批判自己，并信仰基督教与和平主义理念。他不久考上东京大学法学院，1953年毕业后到北海道大学任教，直到1990退休。

深濑教授除了对日本宪法学的研究外，他对法国宪法学史的研究水平可以与法国学者平起平坐。19世纪末，德国法学者耶林内克（G. Jellinek）与法国学者布特米（é. Boutmy）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来源有过著名的学术争论。深濑教授根据法国大革命时的制宪会议档案、辩论记录等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纠正了争论双方的一些不准确解释。我记得，1983年巴黎第二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北海道大学讲演时，首先就提到深濑教授在法国宪法学界非常受敬重。在日本法学界，研究外国法并能超越外国同行学术水平的日本学者并不鲜见。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因为需要阅读的法文资料较多，我还常就法文译成日文问题请教深濑教授，他每次都很耐心地解答。1985年日本宪法学权威、东京大学芦部信喜教授退休，东大法学院教授会通过决议，邀请深濑忠一接任东大宪法学教授。但深濑经过犹豫后拒绝了东大的邀请。多年后，深濑教授私下里对我谈了他当时拒绝的原因，其中包括北海道大学有着深厚的和平主义思想源流，他留在那里同样可以发挥维护和平宪法的作用。

深濑教授是日本两次重要的宪法诉讼——“恵庭案”、“长沼导弹基地案”的关键宪法学者。在北海道惠庭地区有一个自卫队演习场，附近的奶农因自卫队实弹演习，经营和生活都受到了损害。1962年当地农民野崎兄弟俩切断了射击指挥所与炮兵本部通信线，因违反《自卫队法》第121条“对防卫用途物品的损害”被起诉。由于这是一起轻微的刑事案件，当时日本媒体对事件报道不多。深濑教授通过学生了解到案件后，意识到这是一件事关宪法问题的案件。随后，他与当地律师取得联系，决定把这个刑事案件转变为宪法诉讼。在“恵庭案”审判中，被告方律师团主张自卫队违反日本宪法第9条，政府方则主张自卫队合宪。这是在日本法院首次遇到自卫队合宪性的判断问题。深濑教授在诉讼中作为鉴定人出庭提出证言，论证自卫队违宪。这个引起全国关注的宪法诉讼持续了四年多。在第一次公开审理时，律师席上只有10人，四年后增加到400人。这就形成了庞大的律师团、上百名宪法学者以及社会舆论三大和平主义力量。1967年札幌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为通信线不属于“防卫用途物品”，因此判被告人无罪。但判决回避了自卫队是否违宪的判断。尽管如此，“恵庭案”判决阻止了法院对日本政府自卫队合宪立场的司法追认。

1968年7月，日本农林省应防卫厅在北海道长沼地区建地对空导弹基地的申请，公布了解除（砍伐）保安林的告示。当地173个居民在札幌地方法院对农林省提起集体诉讼。深濑教授认为必须对当地居民给以支持，他与律师取得联系。这样，“长沼导弹基地案”也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宪法诉讼案件。日本律师组成了一个646人的庞大律师团支援当地居民。深濑教授再次以鉴定人身份出庭提出详细的证言。1973年札幌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认为自卫队相当于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的陆海空力量，因此砍伐森林违宪、违法。这是日本法院第一次认定自卫队违宪的判决，判决还引用了深濑教授提出的和平生存权概念。不过，1976年一审判决被札幌高等法院所推翻。

1984年据《朝日新闻》报道，美国军队在惠庭演习场运进了装甲车和大炮，准备用作军事储备基地。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濑教授立即发表了反对意见，并通过国会议员向日本内阁提出质问，他还与其他宪法学者共同发表声明，反对建立美军基地。最终，美国军队停止了在惠庭建军事基地。

由于深濑教授亲身参加了这两个宪法诉讼案件，而且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事后他写出两本关于两诉讼案的专著。1988年我毕业时，深濑教授跟我说，他为了捍卫日本和平宪法，与自民党政府斗争了四十年。当年日本第二大党——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也是宪法学者的土井多贺子还邀请深濑教授给社会党领导层讲授和平宪法（土井多贺子1993年成为日本众议院首位女性议长）。深濑教授退休后仍坚持不懈地为捍卫和平宪法而奋斗，他还与其他法学者成立了和平宪法研究会。2006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讲学时，在日本宪法学会年会上与深濑教授重逢。尽管日本社会20世纪末以来逐渐保守化，修改宪法势力也在增加，但深濑教授对我说，如果没有他们的长期努力，日本和平宪法早就被修改了。

深濑教授一生追求和平理念，除了他对个人青少年经历的忏悔外，还有日本和平主义思想源流以及日本学者不畏权势风骨这两个因素。1881年北海道大学第二期毕业生中就出了两位著名的和平主义思想家。一位是新渡户稻造（1862 – 1933），1920年后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 他坚持和平理念，明确反对军国主义，是那个时代日本少有的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日本1984-2004年流通的五千日元纸币人物肖像就是新渡户稻造。另一位是内村鉴三（1861-1930），他以基督教普世原则批判近代日本，他对甲午战争的批判、日俄战争的批判均是日本宝贵的精神财富。内村鉴三幸亏死在日本军部当权之前，否则一定会受到迫害。日本战败后，担任首相的幣原喜重郎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放弃战争的想法，新渡户和内村鉴三的和平思想也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思想来源。

不知从何时开始，许多日本学者都有着不畏权势的风骨和传统，这在战前和军国主义时代就有所体现。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横田喜三郎公开谴责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践踏国际法，他因此被当作“卖国贼”遭到右翼团体的猛烈攻击。1933年京都大学刑法教授泷川幸辰因其刑法理论被视为违反“国体”而被文部省勒令辞职，当时京都大学全体39名法学教师（包括法学院长、教授、副教授、助教）为抗议政府的做法递交了集体辞呈。由于文部省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有一部分人收回了辞呈，但还是有一批法学教授毅然离开了京都大学。一向反对“天皇主权说”而主张“天皇机关说”的日本宪法学权威美浓部达吉，1934年公开批判日本军部过度干预政治，1935年他在国会主张追究新闻审查法西斯化的责任。当年，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但声明表示他不改变自己的学说和看法。

战前这些有风骨的日本法学教授与纳粹德国的法学教授形成了鲜明对比。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所有犹太人教授和非保守派法学教授都被清除出大学，所以出现了不少卡尔?施密特（C. Schmitt）之流的凭政治嗅觉迎合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法学教授。施密特就强调：“今天整个的德国法律……必须完全地、唯一地接受纳粹主义精神的指导。”在纳粹德国时期的法学界，到处都充斥着学习和赞美元首思想、纳粹秩序和种族净化政策的“法学论文”。

二战后日本通过制定《日本国宪法》确立了立宪民主体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尽管深濑忠一教授多次在重大的宪法诉讼中，在法庭作为鉴定人站在公开批判政府的立场，但他在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丝毫没有受到官方的压力。战后的日本社会确实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931年因批判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曾受到军部监视的横田喜三郎教授，1948至195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院长，1960至1966年还担任过日本最高法院院长（1993年横田教授去世后，我也写过纪念文章）。1933年被当局勒令辞职的刑法教授泷川幸辰，1946年在京都大学复职并任法学院长，1953至1957年任京都大学校长。1946年已73岁的美浓部达吉教授被任命为内阁宪法问题调查会顾问及枢密顾问官。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各大学开除了不少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教授。1953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对“共产党渗透方法”进行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解雇了600名教授和教师，对更多的教授和教师做出“不忠诚”的结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的大学也把共产党员或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教授都清除出去，但遭到日本大学的普遍拒绝。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过许多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秀学者的论著，让我感到日本大学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由于战后在日本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宪法保障，所以在大学里，学者不仅有对执政党及其政府进行政治批评的充分自由，甚至论证钓鱼岛历史上属于中国的论文著作也能在日本自由发表或出版。东京教育大学历史教授家永三郎为高中编写的《新日本史》修订版有关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以及冲绳战的记述被文部省审定不合格，1965年家永对文部省提起宪法诉讼，1974年以《审定不合格日本史》为题出版，成为畅销书。日本的大学只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由于立宪民主制已在战后的日本深深扎根，我相信即使未来日本宪法某些条款被修改，也不可能再倒退回战前的军国主义时代。

不畏权势的风骨在当代许多日本学者身上仍能体现出来。199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路易斯?亨金（L. Henkin）向我介绍与他从事合作研究的东京大学教授奥平康弘。奥平教授是日本宪法学泰斗，我以前在日本曾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从未见过面。后来，我与奥平教授有过一些单独交往，他告诉我，在一次天皇夫妇出席的音乐会上奏国歌全场起立，但他拒绝起立，因为他不赞成天皇制。奥平教授还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人士成立了“九条之会”，为捍卫宪法和平条款而呐喊。另一位日本宪法学泰斗、一桥大学教授杉原泰雄（我的日本导师杉原高嶺的胞兄）对日本自民党政府的批判非常尖锐，据说曾遭到极右翼团体的恐吓。杉原泰雄教授跟我讲过一段往事：上世纪60年代日本自民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与修宪有关的咨询机构想邀请他参加，一个月只开一次会还有很高的报酬，但他坚决拒绝了。日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就是保守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一直企图修改现行宪法和平条款第9条，而日本宪法学界多数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因此，在许多重大和敏感宪法政治问题上，多数日本宪法学者都与保守的日本政府立场针锋相对。1999年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后，约300名日本宪法教授联名签署了一个抗议声明，谴责这个法案违反了宪法第9条。当然，在日本法学界也分为左中右或进步与保守的不同立场，但那种对上投机迎合或善于看风向的法学者定会遭到普遍的鄙视。

深濑教授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法学者对和平主义理念的执着追求，更有着对日本侵略战争深刻反省的原因。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冶金工程师，1941年6月23日在四川松潘地区被日本飞机炸死。我在日本留学时很少提这件事。1988年我获博士学位回北大任教后，深濑教授通过其他教授得知了这件事。他后来几乎每年在给我寄的新年贺卡中都要让我向我母亲转达他的道歉。2014年3月24日，深濑教授写了一篇题目为《以札幌为源流的立宪和平主义》的“礼拜证词”。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是在他去世后才读到的。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竟然有近一半篇幅是他与我交往有关的内容。深濑教授先详细地回忆了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往事，然后从我的外祖父被日本军杀害讲起，强调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反省的必要性和责任，提到他对中日永远和平友好的衷心希望，最后论述了立宪和平主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