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陈维纲先生《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读书》2004年第10、11期）一文的许多观点颇具说服力，但他的“边缘”概念的使用值得讨论。
除了“边缘正义”之外，作者也使用了“边缘国家”、“边缘民族”、“边缘世界”、“边缘角度”、“边缘文化民族主义”等，甚至还援用了世界体系理论家萨米尔·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悖论”和“边缘资本主义畸形”这两个概念。其实，这些以“边缘”为修饰词的术语可以不用，因为使用“边缘”必然预设“中心”。那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中心”自然是欧美发达国家，外加日本，而“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文章内容看，“中心”国家垄断了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而“边缘”国家或至少某些“边缘”国家在“中心”压力或压迫下则走上了“畸形”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道路。
权将这种认知看作“中心－边缘”论。这实际上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作为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体，世界体系理论在整个1960至1980年代都十分倚重“中心－边缘”论。一大批理论家----从阿明到弗兰克，从多斯桑托斯到沃勒斯坦不一而足----无不使用这一对概念。在他们看来，“中心”对“边缘”进行控制、剥削和压迫，而“边缘”则深深陷入了对“中心”的依附（应用于拉丁美洲，这就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本质。可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东亚国家尤其是“四小龙”的迅速崛起，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意识到，“中心”与“边缘”间的界限并非像他们先前认为的那么泾渭分明。既然理论与现实不符，对“中心－边缘”论加以修正乃至否弃便成为必要。于是，先前提出“边缘资本主义悖论”的阿明的《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问世了。
在综合了大量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阿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迄于1500年，以“产品剩余”规模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贸易规模计量，西元前500年左右以来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并非只存在一个中心，而是有三个“重要的中心”，即中国、印度，以及地中海－西亚地区（自罗马、拜占庭至伊朗萨桑王朝，再至阿拉伯哈里发帝国都出现在这里），而欧洲、日本的处境与东南亚、中亚和非洲相仿，只是对应于“中心”的“周边地区”（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8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然而自1500年始，欧洲将美洲纳入其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持久发展期。可是即便如此，直至1800年（甚至可以说至1840年），“世界各主要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并不明显。明显的差距在1800 － 1950年才形成（阿明，第134－135页）。
弗兰克的观点与阿明基本相同，但论证更充分，表述也更有力。他认为，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并非意味着它把世界其他地区统统“并入”其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安·贡·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欧洲是藉着在美洲攫取的白银，才得以参与到东亚贸易中来，即“挤进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或“爬上亚洲的肩膀”；如果没有这些白银，欧洲“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简言之，欧洲崛起靠的是亚洲大得多的经济规模（弗兰克，第373－380页）。钟摆不可能总往一边摆。目前，“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转回它在西方兴起以前的位置。”故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弗兰克，中文版序）。
当然没有必要全盘接受世界体系理论家的看法。尽管弗兰克的目的是要矫欧洲中心论之枉，但其论断有否认欧洲率先开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倾向，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中心论的印象。因而，有必要在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说来，有必要弄明白：1800年以前的长程洲际贸易究竟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有助于欧洲的崛起？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与长程洲际贸易的关系如何？也需要注意，在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眼中，亚洲特别是中国在长时期内比欧洲更为繁荣，这本来就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由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来重新论证一次。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及至1830年，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及欧洲的二分之一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世界体系理论家毕竟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克服当前现实格局的局限，放眼人类文明的宏观走势，看清世界各主要地区间复杂的历史互动。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理论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可藉之得出这一认识：一个处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孤立的欧洲，决不可能单独开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或者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虽首先出现在欧洲，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世界各“重要中心”或主要文明长期互动的结果。如果说直至20世纪末，现代中国仍不能说已“重返世界舞台”，那么再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夺回其历来享有但在“150年左右和6代人时间”里一度“让出”的位置（弗兰克，中文版前言），应该不是问题。再加上印度的迅猛发展，至本世纪中下叶，人类文明经过短暂的“异动”后，重返持续了两千年的多中心格局定将成为现实。
多中心意味着解中心。“中心－边缘”论将不再成立，西方崛起所导致的不平衡性也可望得到根本消弭。
作者还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制度（个人主义、宪政、人权、自由市场、法治）在西方中心国家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先进资本主义，但同样的观念和制度在边缘世界所产生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所带来的只是极度的政治腐败和长期的经济衰滞”，而这种情景“最淋漓尽致的表现”，是“后共产主义世界”。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本身带来了如此后果，还是“边缘世界”因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形态方面的种种缘故，无法在有限时期内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来？我以为，问题并不是这些观念和制度本身所致，而是当它们移植到具体环境中时所遇到的困难所致。说白了，就是水土不服。无论通过“霸权”手段还是其他途径，只要能有一个较长的“孵化期”，只要能获得一个符合特定社会文化规范的和平发展机会，或者说，只要能成功地采用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源于欧洲的观念和制度最终是能够在欧美以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且所开之花非“畸形”之花，所结之果非“畸形”之果。
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目前多数拉美、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已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可能是“霸权”的但很难说是“非资产阶级”的途径）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实际上，就连“边缘”效应最明显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做得也很不错，一点不比拉美和东亚、东南亚差。尽管这些国家仍存在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但其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素质之高，是每个亲历者都无法否认的。从时间上看，它们引入西欧观念和制度的历史也比亚洲更悠久。俄罗斯的“西化”运动早在18世纪初便全面启动了。此后虽有起伏跌宕，但从未真正停止过，直至目前也仍在进行。在个别情况下，一个非西方国家甚至不怎么使用“霸权”手段，也能取得无可否认的成绩，如土耳其。源于西方的观念和制度在这些国家的表现形式很可能与欧美国家不同，却有着与它们相同的本质。不能因为形式上的差异，给这些国家贴上“边缘资本主义畸形”的标签，或认为它们只能搞“畸形”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当然，阿明所说的“边缘资本主义畸形”也并非不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前宗主国的利诱哄骗下，在超级大国的威逼强制下，它们往往被迫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西方的观念和制度，其结果无一不是连绵不断的灾祸与苦难。
与一百多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已有了有目共睹的提高。这一过程无疑是与我们引进西方先进制度的长期努力同步发生的。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也已得到了有目共睹的改善。这也是我们长期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观念的结果。对于1949年以后而言，作者给人这一印象：成绩是通过“非资产阶级”途径取得的。实际上，1956年至1979年期间，虽然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退出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但他们的历史功能（资本积累、工业化，以及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由国家担当了起来；1979年以来，“资产阶级”（先富裕起来的那“小部分人”）在国家的控制和保护下执行其历史功能，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非被视为“资产阶级”，甚至连“中产阶级”的雅号也未能享有。可是中国之所以能有近二十五年的迅猛发展，国家或非资产阶级“霸权”掌控下的中产阶级功不可没。在此意义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的深刻性不可否认。在此意义上，中国引入西方观念和制度的种种努力决不可以被视为“边缘”甚或“畸形”。
以上看法也不难从先进观念和制度在其发源地欧洲的演进得到证实。即使在欧洲，这些观念和制度也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之后，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可以说主要的欧洲国家无不是在支付了流血和“霸权”的昂贵学费以后，才最终拿到非“畸形”意义上的自由、人权、宪政等方面的结业证的。十多年以前，我国读书界曾十分推崇英国的“渐进革命”。殊不知就连这种最平稳最温和的改良模式或非革命模式，也是在经历了17世纪一场大规模资产阶级流血革命后才成为可能的，而在其后岁月里，经济凋弊、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甚至大规模骚乱等“畸形”仍然是常态。迟至20世纪中叶，英国才真正实现了社会稳定。
以上所说并非是要证明，欧美以外许多国家在引入先进观念和制度方面已臻于完美，甚至比欧美还好。它们所做的并非完美。它们仍然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坚定地学习、吸纳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只是不能因为其现行观念和制度与欧美仍然有形式上的差异，便把它们归为“边缘”，判为“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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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思维
不久前，西北大学三个日本留学生上演了一出略带性意味的滑稽剧。他们身穿T恤衫，T恤衫上又套了红色乳罩，在剧情达到高潮之际，将乳罩里的填塞物抛向观众。按较为传统的观念，这可能是不雅观甚至不礼貌的，但在国人性观已十分开放的当代条件下，却不应是什么大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一个问题，也并非不可以提出正面交涉或批评。可台下的中国学生并不这么看。他们不仅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而且感到中华民族的尊严遭到了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群情激愤中，一次单纯的娱乐活动演变为跨校园骚动，更有上千名学生冲向西安街头，专找日本人来施展其爱国主义拳脚。不难想象，那些日本人或是旅游者，为中国旅游业的繁荣做贡献；或在中国工作，同样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
一个民族应当有它的自我形象，应当有对自己的想象、定位和期许。问题是，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一个民族只要仍然具有活力，便应有开放性和生成性，便应是一个发展而非停滞、多样而非单质、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排他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其自主性的历史发展中，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过程中，总会努力守持其文化自主性和历史主体性，同时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也就是说，一个精进刚健、自强不息的民族应当是一个既能努力葆守其文化根性，又能努力敞开自己，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民族，一个在扬弃旧文化质素的过程中“日日新”、“又日新”的民族，一个海纳百川、敦厚平和、雍容大度的民族，而非总是让其心态滞留在过去的屈辱中，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永远被动挨打的可怜虫，总是沉湎在挫折所致的怨恨里，陷在某种难以名状的精神自虐中不能自拔。
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有什么样的自我定位和期许，就会有这定位和期许下的自我实现。其他民族也会根据这种自我形象、定位和期许来同它打交道，因为自我形象很大程度地就是自我本身。如果一个民族在其思维中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者，它就可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强者。如果它在思维中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领导者，即便目前它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领导者，也会努力去做一个领导者，将来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让世界心悦诚服的真正的领导者。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在其思维中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弱者，它就很可能永远是一个弱者。如果它总是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受气包，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去适应这样一个自我形象，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这一自我形象的外套往自己身上套。在自以为受了气时，它那脆弱的受辱受虐心态又极易导致非理性反弹甚至报复性反应；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也使它将来一定少不了气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自己总是在找气受。如此这般，哪里还有做领导者的样子？未来情势果真要求它肩负起世界责任，做领导者时，以这样的心态能够从容进入角色？
可是在未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恰恰是一个潜在的领导者。
如所周知，在历史上很长时期，中国曾全面领先世界，甚至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充当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导者。诚然，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一步步落后于欧洲和日本，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义和团骚乱等一系列战败、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中，中国的耻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无需否认的。但此后不久，中国便开始了逐步走出低落的历程。即便在内战频仍的1920年代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已经被废除；主要列强虽仍享有治外法权，但国民政府颁布了新法典，签订了新条约，将许多次要国家的国民置于中国司法权管治之下。及至1933年，关税自主已完全实现，外国租界从三十三个减至三个。此后至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无暇顾及余下的不平等条约，但共产党统一中国后，所有外国租界均被收回，治外法权亦自动废除。更值得国人时时注意的是，1945年联合国之筹备和成立，中国同美国、苏联和英国一道成为主要的发起国，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因而至少在政治象征层面，中国已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先前那种崇高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更持续了二十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急剧上升，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方面已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近年来，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频频提到中国正在返回其在历史上曾长期享有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频繁地以“领导者国家”、“主导性国家”，甚至“天生的伟大国家”一类字眼来描述未来中国甚至当代中国，与此同时也十分担心中国的复兴会打破国际秩序中既有的权力关系格局，像近现代史上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德国、日本乃至美国的崛起那样，引发大规模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当然，目前中国尚不是美国、日本那样的经济强国，可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并非如按美元汇率计算那样仅列世界第六。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指１美元对于国内的GNP或GDP具有与美国美元对美国的GNP或GDP相同的购买力”[1]），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至2025年左右，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即使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良好的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基础，考虑到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只要不发生重大意外，21世纪中期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和体育也必将获得相应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比先前更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度衰落的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的角色转换已然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却是否总能站在足够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民族自我形象是否总能与历史上中国文明的优秀表现相吻合，与未来中国文明的领导者角色相适应？回答是否定的。所以有西北大学事件。
其实岂止一个西北大学事件。也是几个月前，媒体上（尤其是网络媒体）盛传一群日本人于9月18日在珠海“集体买春”，于是不少国人又感到自己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伤害。一时间，这件事在全国上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演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可是后来调查表明，当事的日本人并非居心叵测地专选9·18这个敏感日子来羞辱中国人。“买春”固然可鄙，但一旦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就有点小题大做甚至可笑了。考虑到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国人在中国嫖妓之事绝非仅此一桩，也考虑到海外华人和在海外逗留的中国人多达五六千万，几乎相当于半个日本的人口，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人在外国甚至日本“性工作者”面前要做到绝对自律根本不可能，就更不应对日本人的行为无限上纲了。
再看看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姑不论究竟是“误炸”还是有意为之，究竟是美国军方一小撮别有用心之徒所为还是美国的国家行为，中国学生走向街头示威抗议完全是正当的爱国主义举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如果遭遇到类似的事件，其国民也一定会有类似的反应。可是围攻美国使领馆，烧毁、砸坏其财产和建筑的做法，却显然是非理性的过度反应（在美国政府在形式上已向中国政府正式道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学生们的过度反应也许不无原由，与1840年至1901年这六十来年里所遭受的民族屈辱显然有密切关联，但也决非没有后果，即把中国由一个原本完全无辜的原告多少也变成了一个被告。事实上，在后来双方商定的赔偿方案中，中国也需对美国使领馆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尽管美方对中方的赔偿额远远高于中方对美方的赔偿额）。思维缺乏应有高度所造成的短视，这种短视所导致的受虐受辱的民族自我形象，已然在道义和经济两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
短视的民族主义情思维并非局限于学生。笔者逗留海外期间观察到，留学西方国家的中国学者中，有些人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方式很难说是健康的。在西方人面前，他们尚能努力做到不卑不亢，许多人似乎还做得相当不错，然而在来自韩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面前，他们的爱国主义往往扭曲为一种褊狭的民族主义。他们会有意识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甚至前趾高气扬的态度。这是可悲可痛的。为什么不能用平常心来平等对待这些国家的人们？难道在那些比自己小比自己穷的民族面前耍一耍威风，就能抵消1840年至1901年间遭受的屈辱？考虑到伤害过中国的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决非发展中国家，那些中国学者的态度就更显得荒谬了。谁能说他们对爱国主义过分简单的理解不会疏远朋友甚至制造敌人，给中华民族的形象造成损害，使中华国家在道义上丢分？
中国人民大学某教授在网上遭漫骂一事也很能说明国人的民族主义短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只不过在对日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看法，结果遭到了人身攻击，被打成“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战败后的日本也并未能做出像德国那样深刻的反省，右派当政时甚至常常发生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但也应看到，199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已经有所进步。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在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本方面明确承认：“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3]我们同样也应当看到，1979至2000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25849亿日元的低息长期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7000亿日元的能源开发贷款；1979年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1981年至1997年无偿援华约1010日元，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国家中，中国始终居第一、二位；[4] “六·四”风波以后日本首相率先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并推动解除对中国的制裁；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日本政府一贯立场鲜明地持积极支持的态度。[5]
更当应看到，在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其国际战略中应利用一切资源、抓住一切机会抵消美日准军事同盟关系的负面效应，使自己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中国未来的长远目标应当是积极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发展，推动包括整个日韩朝蒙和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如果能够对所有这些因素加以通盘考虑，即便暂时尚无必要大幅度改变对日本的认知，至少也应养成一种从更高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习惯。
更为严重的短视是整个民族的短视，而非仅仅表现于一些青年学生和学者对爱国主义过分简单的理解。以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为例。西方人约翰·拉贝当时正在南京，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攻陷南京后对中国人进行的疯狂屠杀。据他估计，中国方面死亡人数（平民和军人）为5至6万。同一时期，中国方面的估计与拉贝的估计出入不大：国民政府代表向国联提交的数据是平民死亡2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估计则为4·2万人。[6]可是二战结束后多年来，在华语媒体和出版物上，中国死亡人数为30万，高出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各方估计数几倍。这是一个很久以来无法得到证实的数据。出现这种情形并非没有原由，甚至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因为日本方面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像德国战败后那样坦诚地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日本的极右派分子更是根本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之事。
可是，中国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民族，一个讲求有理有节的民族，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更是一个享有道义感召力的民族。新世纪的中国有新的历史角色要担当。如果它要重新享有它所曾经享有的道义感召力，就得以理服人。有新角色要担当的国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使用一个尚无过硬证据的数字，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吗？难道几万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被杀害这一事实本身尚不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使用一个目前并无过硬证据的数字，真能对得起惨遭屠戮的同胞？真能将屠杀者的深重罪恶凸显出来？使用这样一个数字，难道不会助长那种长期存在并已然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非理性思维？难道不会对国家未来外交政策的贯彻、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严重干扰？更糟糕的是，使用一个并无过硬证据的数字，国人是否多少已然将自己置于同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派分子相当的位置？故而，负责任的中国知识人为什么不可以花工夫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拿出一个基于过硬证据的数字来？
是的，中国受过气。中国曾遭受过挫折和深深。可是同数千年卓越的文明表现相比，1840至1901年这六十来年的屈辱毕竟是十分短暂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拥有深厚的底蕴和巨大的规模，更有着基于这底蕴和规模的和平主义品性，而身处多事之秋的当今世界所最需要、所最宝贵的，正莫过于这样一种和平主义的文明品质。面对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崛起中的中国应有新的思维。它不仅应在和平中崛起，而且应表现出责任心和使命感，应努力争取做领导者，一个公正、温良、谦和的领导者，一个平等对待所有民族的领导者，一个永不称霸的领导者。它不扮演一个目前看来很大程度上已然是自我强加的角色：一个受气包，一个沉溺在过去屈辱里不能自拔的受气包，一个陷在精神自虐中不能自拔的受气包，一个全然忘记了作为历史悠久的伟大文明所应有气度的受气包。
新世纪的中国任重道远，仍应一如晚清以来那样，继续引进吸纳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唯如此，中国文明的悠久智慧和和平主义品质才可能从遮蔽中彰显出来。唯如此，作为民族的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在道义上让世界心悦诚服（引进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与担当新的角色并不矛盾）。中国既然有一个新的角色要担当，就应当有一个与此角色相适应的新的思维，就应有新的自我形象。这应是一个自信的形象，一个理性的形象，一个在心平气静、不卑不亢中透出坚韧和力量的形象。
本文原写于2004年1月
参考材料：
[1]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 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胡鞍钢，《构建中国大战略：“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杨绍先，《中日韩关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见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黄大慧，《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见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Nicholas D. Kristof, 'What Force is China Court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2,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