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思想。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界定了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共产党人”,初步揭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面对1848—1852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困局，马克思、恩格斯同步推进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与伦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掌握革命主动、推进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由此提出，该语境中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以不断的自我批判、自主行动引领社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中获得充分且深刻的继承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要求，更体现了对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共产党人如何成为“真正革命的党”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共产党人”概念，界定了其理论使命，并在1848—1852年遭遇的实践困局及由此激发的理论探索中凸显了共产党人推进自我改变、自我批判的必要性，强调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从两人的著作来看，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明确概念的边界、形成系统的学说，但却包含了重要的理论质点。回顾和阐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为准确理解自我革命的原初含义、探寻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思想缘起、领会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奠基于现实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指明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据是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底色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何介入和引导工人运动，特别是进一步建立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推进革命事业的重心。在欧洲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手工业者中间，魏特林的理论地位举足轻重，他所写的《现实的人类与理想的人类》构成了正义者同盟的纲领。为了使该同盟在理论上去除魏特林共产主义中的“秘密学说”、在实践上摒弃以往的密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春受邀参加并开始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共产党宣言》作为新的纲领，正面阐述基于历史观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人”(Kommunisten)。
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观叙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是大工业条件下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这集中表现为生产过剩所引发的商业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普遍存在：“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8。鉴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导致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无产者自身的实践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而出现的分散状态，到逐步结成同盟、开展革命运动，最终在政治上形成阶级与政党。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且必须组织为政党，缘于它被迫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1]41。
不同于以往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的独特性正在于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针对魏特林学说的弊端，马克思、恩格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着重揭示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空论的科学与革命的科学的关系，探讨了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及其自我革命的初步内涵。
第一，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自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就对两者做出了区分：前者是在现有市民社会基础上谋求改变政治形式，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后者是意图在市民社会内部变革市民社会，改变私有财产关系下无产者的贫困状况。魏特林所代表的传统共产主义者便是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作为直接的目标，否定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2]352。相反，马克思在看到两者差异的同时，强调其历史合理性和连续性：“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这种政治革命是“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3]395,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个必经的中介环节。在这个语境中，当魏特林截然划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就只能是脱离市民社会既有基础的密谋活动、暴力夺权；而当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内部理解无产阶级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时，才会充分承认政治革命的历史意义，将社会主义奠基于市民社会的现实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理论证之上。
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特别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共产党人会为了抵抗共同的反革命势力即“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这是他们的最低纲领；同时，共产党人也绝不会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1]65,从而继续参与到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去，这是他们的最高纲领。况且，在他们看来，与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相比，此时的德国正处于更进步的欧洲文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会推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变革。也就是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结合是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直接序幕。正是在此原则下，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包含十七个条目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首的要求便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4]3,这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印制成传单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与《共产党宣言》,成为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无产阶级者随身携带的宣传文件。[5]197-198
第二，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自觉联动。
黑格尔以辩证法揭示了绝对者在本质上是自我活动的结果，是指扬弃直接的、未经反省的实存而发展自身的道路。自1844年开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以来，马克思便指出，现实的人只能被把握为自己的劳动活动的结果，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缘于工人劳动活动的自我异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旧唯物主义者所直观到的客观世界，只能被把握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由此确立起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社会环境的改变即社会革命与人的自我改变即自我革命是内在一致的，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同步发生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于社会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得以展开的能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革命之所以必需，就在于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才能从中产生“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革命的必要性是“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6] 542、543
无产阶级的能动性并不是反抗压迫的盲目举动，而是基于客观历史进程的社会革命。在传统共产主义者特别是魏特林看来，革命的必然性建立在被压迫阶级寻求自我挽救的自发举动，“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2]302。而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历史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群众即无产阶级的活动，无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受到既有条件的制约，因而无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运动。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秉持这种历史观的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将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异的利益，他们不是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理论上，共产党人不以任何特殊的原则塑造无产阶级运动，而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在实践上，共产党人则成为无产阶级内在的一部分，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1]44
第三，空论的科学与革命的科学的理论区分。
共产党人如何以科学的理论引领无产阶级运动，既是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也是一项迫切的现实任务。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述，以往社会主义者是从既定的范畴、理论出发构想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性、暂时性，因而经济范畴也具有特定的时代限制，带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质，由此出发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实现着资产阶级理想的“空想主义者”,是“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7]448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突破资产阶级的视野，关键在于植根经济范畴所处的特定生产关系，立足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无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在历史运动中理解“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这些原理决不是以某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44-45。共产党人就是据此批判性地指认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局限性，自觉区分了在当时处于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主义”与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的“共产主义”[8]245-251,建构性地提出基于历史观的共产主义观：“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doktrin?r),而是革命的(revolution?r)科学了”[9]143。
相较而言，以往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忽视社会革命的历史前提、错认无产阶级的能动性，根源便在于对社会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引发的阶级运动缺乏深入剖析。正如马克思在评价魏特林的学说时强调的，对共产主义的科学探索必须“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10]465,即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前提下阐述共产主义。恩格斯也同样批评魏特林：“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11]232通过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升华至社会历史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共产党人阶级斗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本身的性质、条件和目的。
二、实践困局的突围：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参与了德国国内的民主革命，在短短一年间从书斋中的理论家转变为“革命中的起义者”[12]126。他们在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付诸实践之时，也需直面一系列新的难题：在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同步推进并不顺利；法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沉湎于理论空想，难以始终践行“革命的科学”;欧洲革命进程遭遇反革命势力的沉重打击，新的革命尚待新的契机。对这些实践困局的反思，使得两人更加意识到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中持续推进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第一，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联合中如何保持独立和主动？1848年春，以法国二月革命的方式抨击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是德国各股政治力量的最大共识。在此情况下，利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影响地位以及同科隆的长期联系，马克思加入了革命行列，在本土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从《新莱茵报》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他支持一切民主力量构成革命联合，一同参与到反抗普鲁士专制的革命中来。
无产阶级是否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争论的焦点。早在1846年3月魏特林到达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会面时，两人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继魏特林之后，马克思又遭遇以哥特沙克(Andreas Gottschalk)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质疑和挑战。后者反对与民主派结盟，认为马克思的做法无异于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办法是让他们自愿掉进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12]150。无产阶级如何在民主革命中坚持自身阶级利益、最终赢得领导权是问题的关键。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是德国历史条件的特殊性造就的：相较于英法两国，在晚近发展的德国，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争夺国家的统治地位；作为大工业的社会结果的德国无产阶级也同样发展得不充分，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为阶级政党。因此，他们强调：“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重大的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所以，“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联合起来战胜共同敌人。[13]688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德国共产党不是在理论上“布道”的“小小的宗派”,而是“巨大的行动党”,是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的积极力量。[14]19
然而，基于德国现状提出的革命联合方案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挫败。普鲁士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终倒戈，在与国王的“协商”中竟保留了旧王朝的全部统治机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反思：德国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旧的敌人”即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之时，发现“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对立起来，与专制王权的妥协是“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这是与它自身的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式。[1]72,75可见，民主革命联合的实现，既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需要无产阶级更深层的自我理解、更持久的斗争行动。面对具体的历史境遇，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13]146。
第二，无产阶级缘何无法践行“革命的科学”而陷入空想?社会革命的爆发会自发促成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之前坚信的一点。然而，社会革命不仅是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存在，而且是包含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无产阶级自觉在观念和行动上不断改变自我、改造社会的历史性过程。通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阶级斗争史的梳理，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正在面临的复杂形势。
这种复杂性首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摘以既定理论、范畴批判现存社会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即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属性；此时，作为革命亲历者的他们则发现，无产阶级自身在历史运动中同样遭受着意识形态困扰。马克思强调，身处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过去观念的束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470-471。作为既是历史“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无产阶级，仍会沿用既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旧话语来言说社会主义的新愿景。在二月革命中，巴黎无产阶级不仅在观念上抛开阶级斗争，将“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即“博爱”作为口号，而且提出空想的经济要求，将“组织劳动”“专门的劳动部”“劳动权”(droit au travail)作为目标。然而实际上，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所以，仅仅从劳动权出发，而不涉及这种范畴背后的生产关系，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意志”,是“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1]113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是在观念上、在想象中超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畴，而在行动上恰恰陷入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再生产结构中。
“社会主义”主张甚至也成为以社会主义形式表达的资产阶级利益。出于反对秩序党主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目的，共和派、山岳派、农民都逐步向无产阶级靠拢，形成革命联盟，并且将各自的革命主张团结在“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之下。例如，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使工业和自由贸易摆脱束缚的举措，被称为“社会主义”;又如，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设立信贷机关、设立协作社、抑制资本增长的措施，也被称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一切为打破秩序党垄断的主张，“全都是社会主义!”[1]164-165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般社会主义词句”只是意味着，联合起来的各个阶级都在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来改造社会，宣称自己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这使得原本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理论表现的社会主义再次沦为空论，成了“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1]166。
第三，无产阶级在革命低谷期如何展望未来的社会革命?自法国六月起义失败至1849年底，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逐渐陷入低潮。在流亡伦敦期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与一份政治经济学刊物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便是1850年1月问世的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The New Rhineland New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前三章就刊发在该杂志的头三期。新杂志的标题，凸显了马克思对革命事业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关系的重新估量。早在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强调，不仅要“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还要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6]711-712此时，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也是为了“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15]3。
因革命运动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于1850年春得以重启，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首先得到诠释。根据恩格斯晚年的回忆，马克思利用这个阶段的经济研究完全弄清了：1847年的世界性危机孕育了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则是欧洲反动势力重新振奋力量的基础；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前三章中“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的话，那么写于1850年秋的最后一章“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11]535-536这是因为，在生产力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繁荣的时候，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所以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到来之后才会发生。[1]176这是马克思首次明确地将经济危机与革命起义联系了起来。猜想下次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会出现何种情况，成为此后几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主题。
此外，作为工商业繁荣的一个政治后果，无产阶级的地位及革命意愿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及日常意识之间的反差，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恩格斯在剖析法国无产者在波拿巴政变中相对消极的原因时就提出：“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16]247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绝对贫困的问题大大缓解，于是“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1]519特别是在英国，工人有足够的工作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导致了政治上的冷淡，宪章派运动愈发式微，甚至在工人运动中还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可见，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拜物教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亟须借助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做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三、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
面对实践困局和新的趋势，作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的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如何引领无产阶级群众在社会革命中摆脱观念意识的空想、掌握历史进程的主动?共产党人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便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引论是富有启发性的：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只有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Umsturzpartei)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wirklich revolution?ren Partei)”,证明这一点是写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的“几篇论文的任务”。[17]11可以说，此时马克思语境中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主张变革的党”是在理论上主张和构想革命、从主观上要求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真正革命的党”则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并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自觉理解、凝练和践行无产阶级的理论要求的共产党人。
第一，“真正革命的党”践行的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自发与自为的差异，做出“空论的科学”和“革命的科学”的理论界划；在1848年至1850年欧洲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中，也相应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空论的社会主义”(doktrin?ren Sozialismus)与“革命的社会主义”(revolution?ren Sozialismus)。面对反资产阶级专政时各阶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主张，马克思强调，这都是理论家从既定的词语、范畴和现代社会的理想图景出发的想象，是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反资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空论，“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1]166。也就是说，面对历史运动，受到视野限制的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社会变革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使整个运动服从于其中一个由资产阶级利益所代表的阶段，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革命联盟“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空论的社会主义”周围，这即便不是“故意骗人”,也是一种“自我欺骗”。[1]165
与之相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史观，是“革命的科学”在现实的社会革命中的具体化。在马克思看来，当生产力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还未充分释放进而奠定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时，“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资本与劳动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含的存在”“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1]102-103,此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其革命要求只能借助于理论想象，投入不顾社会现实的空论家的怀抱。可见，社会革命需要社会本身提供新的历史内容，现代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决定革命是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还是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1]176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的理论引导，就不是以某种外在的学说塑造无产阶级，而是后者对自身所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觉悟：当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成熟，无产阶级能够将自身理解为资产阶级存在的根本条件，将“资产阶级制度”作为革命对象时，“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1]88。
这正是从理论上“主张变革的党”转变为实践上“真正革命的党”的关键所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立足客观的社会革命、揭示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来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使得无产阶级“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1]166。那么，可以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等人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这就涉及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自我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
第二，“真正革命的党”推动的是不断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
基于唯物史观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已经表明，生产力的阶段性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属性，意味着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是一场不断的革命；相应地，这要求身处其中的“历史剧中人”也要根据对历史运动的阶段性判断而持续自我改变。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相较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1]474。可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革命，是植根于经济的发展与自身的成熟的运动，并且克服运动中产生的革命行动以及观念意识的局限性。
自我革命的不间断性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基础性作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要求，缘于革命进程本身的长期性，从大的历史时段来看，民主革命只是整个历史运动的一个阶段。由于领导不同阶段的阶级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将按照他们的需要所改造的世界视作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对阶段性的斗争成果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而须着眼社会革命的总进程，将该成果视作继续前行的“新的作战基地”。所以，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作为物质条件的生产力基础，也包括作为精神条件的“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1]474,477;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无产阶级的规模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时，共产党人就要主动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积极介入并引导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一旦新的危机孕育了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1]66,宣布不断革命，将“消灭一切阶级差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作为对抗资产阶级专政及其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
这种不断革命论的依据不是布朗基式的唯意志论，而是唯物史观。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的举措，不是政治上的主观选择或暴力行为，而是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本身为无产阶级掌握生产力提供的客观可能。由此出发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在现实运动中同步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848年无产者的观念中，社会主义者强调经济理论论证和民主革命联合，共产主义者凸显大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及其主动性。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已经多次批判当时从头脑出发、主张变革的社会主义空论家；更重要的是，他也明确反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沙佩尔为代表的布朗基派的意志论：“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布朗基派却“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16]465
第三，“真正革命的党”致力于夺取科学上的胜利。
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不仅表现在对社会革命的历史性认识和自我改变的自觉行动上，还集中反映在“为我们党的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8]554的不懈努力中。按照恩格斯的叙述，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没有就怎样采取行动而争论不休，“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599。这个新世界观的运用和拓展，就始于马克思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马克思在此期间对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再诠释，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所取得的新突破，无不深化了“革命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为此后探索“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铺平了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前后并未将危机与革命视为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而是认为新的危机会直接催生新的革命。然而，通过在伦敦摘录“通货原理”派和“银行理论”派的货币危机理论，马克思觉察到，危机固然从流通信贷领域最先发生，但根源在生产过程，只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才是把握危机周期、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依据。危机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灭亡的直接标志，而成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般特征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长期参照。正如马克思在1852年下半年提到的：“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16]416-417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进一步佐证了社会革命的持久与复杂。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形成对生产关系的自主理解，并指向新的革命理论。当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界定为“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19]95,这只是在流通关系、分配关系层面理解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关系自身的特殊历史内容被抽象掉了。通过评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剖析了“价值的余额”问题：分配或流通中之所以有余额存在，是因为它已经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20]140,这种关系便是具有历史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于是，当从生产关系而非简单流通关系出发时，阶级斗争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了，而是使身处生产过程的工人阶级科学认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拜物教，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新社会之基础的历史进程了。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创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构建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并系统展开为《资本论》的动因所在。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1852年探索社会主义的历程表明，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在社会革命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和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却蕴含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启示：其一，共产党人是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在自觉参与、引领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二，共产党人在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和革命意识的退转时，不断推进自我批判、自我革命，它不是在理论上主观地要求变革，而是在实践中自觉地介入革命；其三，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不是狭义的政治行动，而是含括了革命者的自我锻造、革命队伍的团结凝聚、革命理论的科学探索，它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做出理性判定。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征途上继承发展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深刻的社会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自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曾特别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之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便需要我们始终秉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21]1438-1439习近平总书记则更明确地提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22]100-101
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典型地体现在：其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积极投身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华文化转型的历史性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相继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孕育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复兴道路上的复杂局面和困难时，始终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信念决心，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克服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及形式主义，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能力，逐步成长成熟起来，实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其三，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基础上，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以全面从严治党诠释了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5]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8] 韩蒙：《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9] Marx K.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4.Berlin:Dietz Verlag,1977.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 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7] Marx K.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7.Berlin:Dietz Verlag,1960.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被包括伯恩施坦在内的不少理论家诠释为布朗基主义的唯意志论。参见马丁·洪特:《关于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