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深入诠释当前时代中国与自身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迫切需要。知识体系重建的关键是哲学观念地基的清理和哲学方法论的正确运用，也就是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来为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即中国性奠基，从而自觉认识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程上中国哲学的历史作用，自觉把握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哲学的文明意义。

关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及其建设路径，结合近五年来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进展[1]，可以主要从如下三个主题或者三个层次来梳理概括：（1）围绕“哲学在中国”探讨中国哲学的出场、现代任务及其困境；（2）透过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探讨中国哲学知识的体系化及其变迁；（3）以“中国性”为方法构想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路径和可能意义。

一、“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的现代任务与困境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造就了“哲学在中国”的命题，划定了该命题的基本问题域。在西方现代知识进入中国以前，“哲学”“中国”以及“哲学在中国”的提法都是尚未出现的。在中西结合模式中产生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需要克服的相容性、兼容性难题。

（一）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哲学及其社会政治语境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产生于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由来及变革。1840年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使得中国决定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建构中国现代文明，而且在观念、知识上重新塑造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当时，除了少数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大部分中国学者选择了中西结合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方案莫过于冯桂芬、张之洞等提出的“中体西用”思路，其要义就是以中国精神（“四书五经”）为本体、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致用。于是，从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章程》展现的新旧知识的争执、体用关系的拉锯到近代学制体系的建立，专门知识分科取代了传统书院的统合性的“学问”，中国近代知识的建构是在西方科学式知识的框架下进行的。（参见章清，第3页）

在西方学界，“知识”（knowledge）作为人类的客观认知对象源于启蒙传统。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绘制了“人类知识体系图表”，告知世人“应该如何组织知识”，在其中，知识被分为三类：记忆、理性和表象，分别对应于历史、哲学与诗歌。（参见张寿安主编，第2页）此处的知识并非限于实证性、物质性的科学，而是意指不同于宗教“信仰”（faith）、个人“意见”（opinion）的“合理的观念”，除了器物知识、科学知识之外，也包括制度知识、哲学知识，等等。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就是被引入中国的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知识，意味着要求同时在器物和观念层面实现知识变革。“哲学”（philosophy）在中国的出现便是这种社会变革、知识变革的思想产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哲学”之名的设立不能等闲视之，它是在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和它一同出现的就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参见李存山）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共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政治革新向文化革新、知识变革的认知转变，使得“中西古今之争”演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运动。（参见方松华等，第19—20页）

（二）“哲学在中国”命题所引发的中国哲学身份疑案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金岳霖就提出“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哲学”是否要区分的疑问：“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岳霖，第17页）冯友兰可能正是在这一启发下，提出了“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的区分，前者指涉所属性和地域性，后者强调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独特性。实际上，这种区分已经初步揭示出“哲学在中国”的逻辑困境：它的根据是一种普遍哲学的观念，所谓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普遍哲学在中国的次级形态或不纯粹的形态；当中国哲学被理解为“哲学在中国”时，便意味着中国没有自主的哲学，而沦为一种有待用西方哲学框架来塑造、阐述的哲学素材。

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在既有争论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维度上，部分学者认为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普遍性”：普遍主义意味着一个价值等级的构造，一个边缘与中心的结构，普遍主义的担纲者在说服别人接受其普遍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同时说服别人接受了担纲者的特权地位；不同于西方式的普遍主义，中国确立其普遍性的特殊方式在于“仁”的理念，该理念不是作为更高一级的概念而存在，而是一种在差别性世界中产生不分别的共同感和平等感的能力，这便“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哲学的可能，它不依赖任何普遍哲学和普遍性的预设，却找到了一种使得天下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可能的哲学方式”（张志强，2017年，第7页）。中国传统思想中本就没有西方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可能“成为那个本身是差异之同一的普遍哲学的一个规定性部分”，从而“丰富哲学的普遍性概念，乃至一般的普遍性概念”（张汝伦，第37页）。由此，“过去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误判中实际上包含了‘唯我为大’‘唯我是瞻’的殖民思想”（许嘉璐，第7页）。此外，也有学者从“哲学”“中国哲学”的译名、在华传播的视角强调，若要确立哲学的自信，首先需要明确西方学界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根源——中国哲学界混淆了“哲学”与“思想”，就“哲学”之“爱智慧”的本质而言，东西方的“爱”都是存在的，但是东西方所爱的对象及对所追求的“知”的定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理解。（参见林美茂）纵观下来，“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赵汀阳，2020年a，第 4页）。

（三）西方分类学结构对中国思想的解构

切分一切是现代的主导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生产分工、知识分科、主权分立、政治分权、权力分有、阶层分化等。具体到知识而言，西方在现代建立起严格的分科知识，这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大学的兴起、院系的分工有关。如同生产领域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在自然科学、实证知识领域，也通过对事物在各个有限方面的细化精确研究来建立起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人文领域实际上正是仿照自然科学而细化为不同学科，以对应于社会分工下不同领域部门的需要，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等。（参见赵汀阳，2020年b）

哲学就是在这种分类的逻辑下进一步细化的。民国时期以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制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格局作出的划分。例如，冯友兰在1931年的《中国哲学史》中就按照西方哲学的分类将哲学整理为：宇宙论（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理学；伦理学）、知识论（知识论；论理学）。（参见冯友兰，第3—4页）对此，张岱年认为“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张岱年，第19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西方分类学下的中国哲学。有学者指出，将中国思想切换到西方分类结构中的做法是得失参半的：一方面，就系统化地整理中国思想而言，引入西方哲学的结构使中国思想进入了新阶段，实有建构之功，能够通过为哲学研究设定边界，使其具有高效的知识生产力，容易产生专业知识；但另一方面，“西化的结构转换把原本一体化的文脉变成互相隔离的学科知识而使文史哲失去互证互释的思想立体性，切断了整体思想的流动性而使问题的性质发生变性，问题被逐出原来的生态而变得无助、孤立和零碎”，于是，改制为西式结构同时也是对中国思想的解构。（参见赵汀阳，2020年a）

二、“中国化”进程：中国哲学知识的体系化及其变迁

“哲学在中国”这一思想事件本身就已经蕴含了哲学的中国化进程。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显著表现，就是对哲学知识的系统性反思进而引发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逐步克服西方研究范式的外在性，开始获得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知识型的中国思想的知识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引导的哲学中国化要求

克服“哲学在中国”的普遍主义预设的关键，在于从“中国底哲学”意义上诠释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自艾思奇、毛泽东以来开创的“中国化”思路，无疑是具有启发性和导引性的。为了使哲学更加通俗、服务中国抗战，艾思奇在1938年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37页）。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第534页）。“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容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具体实际本身的历史性，这也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

就此而言，“中国化”实际上蕴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强调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理解中国化。不少研究成果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进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的实践逻辑是高度契合的。第二个层次，强调从中国文化传统更新的视角看待中国化的历程。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中国哲学传统，乃是因为它既是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的最积极的扬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交汇、融合的结晶”（汪信砚，第2页）。

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层次，“中国化”不仅指向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也是对哲学本身以及如何发展中国哲学的一种方法论反思。有学者提出，如果从理论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中国化就是以现成状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具体应用过程，是外在于普遍原理的；而基于实践哲学的立场，这一举动决非外在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内在地颠覆了以理论哲学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因而中国化只能是在特定空间的鲜活存在、必定是随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的、必须是通过特定实践主体所不断创造出来的。（参见王南湜，第2—3页）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种被外在赋予中国的、既定的东西，而是从中国社会的自我运动中孕育而生的，是在特定阶段逐渐摆脱外部反思和师从西方或苏联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中国学术“自我主张”的过程，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进程已经为这种哲学转折提供了积极的动力。（参见吴晓明，2016年，第1页）

（二）中国化的哲学知识体系及其阶段性变迁

基于西方分类学初步建立起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化的要求下，开启了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化的哲学”的焦点迁移和范式转变。有学者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变迁概括为“从哲学史到哲学”：第一个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是经学终结后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将中国古代文本中的部分内容构建为可普遍理解和检验的知识系统，第二个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述中国哲学史，就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未来阶段而言，“现在应该进行新的研究范式转换，从‘注经’转到根据现代社会人生的实际状况引出具体的论题，把研究重点从对哲学史的梳理转到对哲学问题及其学理的研究”（陈霞，第25页）。

与中国哲学及其知识体系的历史性变化相对应的是西方哲学自传入中国后就开展的本土化、中国化过程。有学者强调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严格地说，并不存在‘在中国的西方哲学’（除非不使用中文），客居于中文里的西方哲学在翻译中就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为中文化的西方哲学。众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理念、存在、绝对、本体、现象、元（meta）、超越性、超验性、先验性、经验、真理、自由等，在中文里所蕴含的意义与西方本义都有着意义分叉或变异。”（赵汀阳，2020年a，第16页）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概括为“西方哲学处境化”，并具体提出了这种处境化的四个历史阶段。（参见赵敦华，2019年）与西方哲学紧密相关的中国逻辑学研究，起初也具有本土问题意识：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金岳霖先生把现代逻辑引入中国，其实是把一种科学引入中国，学习现代逻辑，其实也是学习现代科学”（刘新文，第181页）。

此外，美学一经进入中国也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产生了中国化的美学知识体系。有学者指出：Aesthetics译为“美学”而非“感性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意义偏转，前者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和审美心理，更具有“中国风格”，形成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并且相继经历了“超功利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美学”知识体系的阶段。（参见徐碧辉）东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西方构造的东方哲学、东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东方哲学到东西文化对话互鉴的新时代东方哲学的转变，体现了东方哲学研究从“观察”的心态转向“取用”的心态，不再是旁观者身份的检视评判，而是主人翁般积极介入的文化互鉴。（参见范文丽）新中国的伦理学同样是经历了类似阶段：西方伦理学谱系下的中国伦理学、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内核的中国伦理学，以及文化自信引领下的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对此有学者强调，“构建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不能脱离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历史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持守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不能脱离当代文化环境下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孙春晨，第161页）。此外，科技哲学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与自然辩证法的渊源，走过了从自然辩证法范式到科技与哲学跨学科范式的发展道路。（参见段伟文）

（三）中国知识型的探索：从分科知识到整体知识

西方分类学导致人文知识失去了整体视野，也导致了人文知识与生活根源相分离。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意识形态家”就是这种知识特权现象的产物。当前，随着知识的不断专业化和细化，当遇到复杂性问题的时候，现代分科知识缺乏理解整体的能力的缺陷就愈发明显了。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源自古希腊的概念episteme是指一般理念的普遍知识，以区别于对具体现象的特殊知识和主观意见；“知识型”就是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观念，知识考古学就是去发掘文本、问题背后的深层思想。（参见福柯）在知识型的意义上，是否可能揭示、凝练出中国思想的知识型，以便克服现代西方知识型的局限性，是有待探究的议题。

当代学术出现了向整体知识的回归运动，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具有一定的优势。正如有学者强调的，中国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因果性逻辑思维的“关联性思维”特征，这种思维将有助于恢复我们对世界的完整理解。（参见陈霞）另外，有学者指出，解决哲学二级学科划分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分”，而在于如何“合”，学科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发展的必要途径，但学科过于分化又会限制知识的发展，传统的学科划分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学科的融合乃至一体化是知识发展的必然。（参见王立胜）

关于学科分化后的统合，“中西马”之间的融合关系可谓一个方向性的范例。有学者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中西马”得以一体化的根据：如果把20世纪以来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按照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办法来概括，就是哲学的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西方哲学的处境化”；“三化”不是三条线索，而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在相互交叉、相互激荡中前进的趋势，如果能持久地深入下去，就能真正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成为“面向世界哲学的当代哲学。”（参见赵敦华，2021年）也有学者从中华文明的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激活中华文明内在力量、中国哲学内在价值、开辟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历史进程，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已经构成中国哲学的内在部分，“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限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体现在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上，体现在中国哲学对其历史与原理的解释上，也体现在中国哲学当前的最有活力的创发动机上”，“这是标志着中华文明卷入现代世界的头等大事”（丁耘，第178页）。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创造上指出其中包含的三重对话关系， “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由此才能形成“接着讲”的当代话语形态。（参见任平）

三、以“中国性”为方法：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方向指引

对“中国”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中国哲学”理解。不同于在地域和方位上理解中国，将“哲学在中国”视为中国哲学讨论的焦点，也不同于在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将“哲学的中国化”以及哲学知识体系的变迁视为中国哲学讨论的主线，在“中国性”意义上阐释中国，是为了强调中国是生生不息中的文明存续、是不断创生的社会现实。就此而言，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当以中国为本体、以中国为方法，揭示出当下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从“在中国”到“中国化”再到“中国性”的焦点转移和范式革新，其背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觉醒和中国学人的文化自信。

（一）凸显中国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在建设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时，要尤为注重“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习近平，第22页），也就是作为基础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性的重要体现，在党的创新理论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理论上则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提炼和阐发。在这方面，有学者较早地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并着重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理论体系和学术进展；这种范式由于侧重“中国性”的问题意识，因而涵盖的内容和代表人物更广，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包括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都被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并予以研究，有力延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空间。（参见陆剑杰）另外，有学者更鲜明地提出：中国性不同于中国化，“中国化”毕竟只是过程性的描述，这种过程一定要表现为理论成果，且这种理论成果要以一个标识性的概念来表达才行，这个概念便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参见王立胜、周丹）

当前西方哲学研究的主体性、中国性的重要表现，便是“汉语哲学”范式的兴起。汉语哲学或中文表述的哲学（philosophy in Chinese）是中国学者基于对西方哲学的广泛翻译和长期研究而提出的“让哲学说汉语”的主张，充分体现了自主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想望。正如论者所言，与持有“防御性的姿态”、指向过去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不同，汉语哲学的可能性讨论是持有“建设性的姿态”、指向未来的一种自觉创造，它将既是对汉语的丰富又是对哲学的丰富。（参见马寅卯）另有论者进一步提出， “汉语哲学是在中国哲学的当代转进中登场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当代转进是指中国哲学历史性地从‘以西释中’的借鉴模式向‘以中释中’的创建模式的转轨升进”，由此来建构中国哲学“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范型，其中主要的两条进路是哲学话语构造和语言哲学分析。（参见黄前程）可以说，汉语哲学的出现正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化过程与中国性品格相统一的哲学范式。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很大程度上缘于对中国特色的自觉即“文化自觉”“哲学自觉”。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第448页）更进一步，有学者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自发的、偶然的、主观乡愁的，而是需要深化到哲学层次，是自觉把握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客观道理和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是对中华文明道路的哲学总结，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文明史的哲学表征，中国的哲学知识体系应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以哲学的普遍性方式论证和阐明中国道理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体系”（张志强，2021年，第15页）。所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不仅是‘让哲学史说中国话’，而且要以中国眼界、中国框架和中国思路去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这应当是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李河，第183页）。

（二）文明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体系建设是在中华文明的继承转化和人类文明的形态更新中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第24—25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也应置于文明史观的视野下，为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两重时代任务。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正面临深刻的历史挑战，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尚无定数。历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在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同时，也在通过“小康社会”的脱贫计划、“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解放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大国关系等，宣告中国哲学理念的主体性，助力探索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正如有论者从中国式现代化层面指出的：“当今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显露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吴晓明，2019年，第9页）

基于这种双重格局，有必要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意义上促进文明互鉴与对话。正如有论者从中西哲学的开放精神上指出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西方世界的人类精神探索史”，展示了思想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因而“西方哲学和文化不应当被视作妨碍和威胁中国哲学和文化生长的对立面，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也不应当被视作用来抵御西方哲学和文化的长城。一种开放性的胸怀不仅要求把自身的、纵向的、内生的资源视作传统，而且要善于把他者的、横向的、外生的资源化作自己的传统。”（马寅卯，第31页）另外有论者强调，“中国知识体系建设能否成功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从‘我的问题’向‘我们的问题’的转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个范例（李河，第184—185页）。中西伦理学的交流也要强调开放的态度，“将伦理学知识体系构建融于全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大环境中，理解和尊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孙春晨，第162页）。同样，当下东方哲学研究的最大机遇是“一带一路”等倡议的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确立，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从不同文化传统汲取资源并得到丰富和成长，为解决现代人所共同面临的哲学问题提供最优化的解答方案。（参见范文丽）

（三）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的联动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重大命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特色哲学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习近平，第19页）在其中，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意义。

从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关系来看，合理的知识体系将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坚实内容和范式引导。第一，学科体系的建制要基于系统完整、专业严谨的知识体系。学科设置的基础是分科知识，知识的分化源于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分科知识向整体知识的转向，决定性地推动着学科设置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的转向，从而破解知识高度分工下的碎片化、零散化问题，以回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的结果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设置就需要与时俱进。（参见王立胜、周丹）第二，学术体系之继承性和原创性的动力在于习得和延伸贯通古今中外的哲学知识。作为西方现代化产物的知识，在不断中国化、体系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既汲取了西方科学理性、逻辑论证的基本精神，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关联性的思维习惯，哲学知识的古今贯通就是把现代看成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将有利于中国成长发展的知识资源包纳进体系的内部，使得中国有可能“化”出自己的现代及其学术形态。（参见张志强，2021年）第三，话语体系特别是话语能力的提升亟需知识体系提供足够养料。当前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掣肘是“概念短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党政理论、社会治理和国家制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需要在概念、理论上进行诠释时，以往西方的知识型和概念体系便出现了与中国经验、中国现实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只有提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标识性概念、凝练体现中国思想特质的知识型，才能根本上提升“概念供给”的能力（参见周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讨论、获得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

【注释】

[1]自2018年底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确立为未来几年的集体攻关重大项目，为此，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杂志设置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专栏，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并于2020年底将相关主题的文章汇总出版《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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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卷）“研究报告”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