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历史研究单元的文明

文明史是以文明为基本单元而展开的研究路径。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元，相对于其他可能的单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文明史因而是一种视野宏阔的历史研究。

现代历史学倡导的历史研究，特别突出以国家为单元的视角。国家是小于文明的社会单元，也是比文明更“刚性”的社会共同体。每个国家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一套制度、明确的疆域、确定的归属人群。因为前现代历史既以国家为单元也以文明为单元发展，仅用国家概念来叙述和理解人类以往的历史，不易说明同一文明内多政权并存、疆域变迁、族群聚散迁徙等现象，以及跨文明现象。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实际上主要是采取以今天国家疆域为尺度上溯，再从国家起源处顺时间说过来的方式书写历史。这多少会发生一些以今况古的情况，许多历史学争端根源于此。

狭义历史学所研究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文明发生以来的历史，文明发生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那主要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文明发生之初最重大的事情，是包括养殖在内的农业的发生，以此，人类摆脱与其他动物一样主要依靠直接获取大自然的产品维系自身生存延续的生活方式，开始利用大自然提供的条件培植自己生存的资源，从而为自身开启了无穷的可能性，人类的体质、心智在此基础上加速强化、发展。农耕生活要求定居，定居便于剩余产品的积累，精细的文化技能和追求也发展起来，社会共同生活的经验随之可能更为可靠地积累和传承，社会组织方式在此演变中日益复杂化，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和竞争也扩大规模和强化起来。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演变中，从大的聚落或聚落联盟演变而来的。早期国家规模皆小，其功能主要是实现局域性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有序性和相对于其他共同体的自身安全，因而不可能单一存在，早期国家一定是多元并存的。并存的国家处于相似、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彼此交流、竞争，形成包容多国家的文明生态。早期的文明生态系统因自然环境差异而相互分离，而在一个文明体系之内，无论多少政权，皆存在经济、文化、政治、信仰的通路，形成共性。历史上的国家，都在特定文明生态系统中存在。文明生态系统之间的分野，不在政权体制界定的刚性界限，而在于生活方式、精神境界、制度特点差异的柔性界限。因而，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柔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前现代历史上始终是重要的，现代化历史过程也没有将文明差异彻底遮掩，文明至今仍是人类内部组织的深层结构。然而在国族国家成为最重要的主权单元以后，文明的意义被现代国家分野所遮掩，文明在前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被大幅度淡化了。

二、文明史的普遍性

现代话语中的文明概念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作为关于社会发展和精神状态水平的概念，如与“野蛮”相对的“文明开化”，现在所说“讲文明”之类。在此种含义基础上书写文明史，会成为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这种历史书写虽亦可行，但讨论下去，只有“文明”与“不文明”等少数类目，难以用来讨论人类历史上大量差异现象，过于粗糙且价值预设过强，为深化历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认知有限。第二种是如前所述，指历史上出现过的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共性中的大规模社会文化共同体。现在日常话语中的文明，如“中华文明”“地中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等，都是在这种含义基础上来说的。这是文明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史研究相对于国家史而言，注定是视野更为宏大、更强调长时段历史变动的。在国家史长期主导现代历史书写并已经形成研究瓶颈，而超国家普遍联系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文明史提供将跨大区域流动、交往、互动、相互作用关系纳入全球历史透视和书写的更为自洽的进路，可以在扩展的层面展现以国家为单元的历史书写难以揭示的人类社会差异、模式特征与普遍联系性，由是成为晚近全球史书写的主要框架。

与受历史进步观影响的注重勾勒人类物质生产水平发展的历史书写相比，文明史因其注重从文化精神角度界定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更易于发现历史变迁中的多样性和精神文化之作用，从而有助于弱化关于历史的线性的和过度规则化的解释倾向。这种作用，有助于克服包括西方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以某一特定模式作为标准衡量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各种“中心主义”弊端。

现代历史思维高度强调国族国家单元，夸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方向性，把启蒙时代开始的社会观念当做一种恒定的尺度，逐渐形成思维惯性，人们思考历史和现实人类事务的思路颇受局限。“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历史终结”论，就反映出当时历史思维的萎靡，事实上影响到后冷战时代历史研究在应对和前瞻人类事务时的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无数历史学家把主要精力投入生活细节中的差异辨析，甚至把历史学家自己的话语策略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事情。这种氛围，把文明史研究衬托为不合时潮的“宏大叙事”。而实际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时提出的研究，比当时流行的大多数历史论说更大程度上把握了人类事务的脉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冲突不会因冷战终结而结束，冲突将在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后来的演变，虽然并没有证明亨廷顿的分析完全正确，但是不仅国际冲突没有消泯，而且超国家的文明、文化、宗教、族裔之间的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各种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此伏彼起，其中也隐约渗透着文明差异导致的矛盾关系。文明史实际上已经成为认识当下人类事务必不可少的研究路径之一。

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社会共同体，迄今仍然构成隐形的人类社会分野。文明的分野在现代世界与以往不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文明的地理界限趋于模糊，但不同文明传统造成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差异以弥散的方式存在，一直在人类各种事务中发生作用。各种反全球化的思潮、运动背后，也都有其影响。因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文明关系分析的视角，仅以国家史和社会发展逻辑去看可能难以索解。全球化并没有消除文明差异，其遭逢的一些挫抑与文明差异有关。因而，文明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为理解人类事务的重要概念，文明史研究也会因而保持很强的现实性。只有当全人类在精神文化和基本制度层面达成高度认同的时候，各个不同文明的边界才会消除，我们距离那样的时代尚为遥远。

三、文明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漫长的文明内聚过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国家，西方大多数现代国家并非通过同样的历程演进而来。不同的经验历程造成了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理念。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观倾向于将国家理解为语言、文化高度同一的社会共同体，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为其纯粹状态，对多民族融合而来的国家保持戒心。国家观念的这种差异，是现代国际关系中许多复杂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也在此类冲突之中。历史研究可以为化解这种国家观念冲突提供史实和历史认识方面的资源。

所有现代国家都在历史推演中形成，其合理与合法性也需要在历史中得以说明。历史上的国家皆处于特定文明生态系统之中，文明差异，历史不同，现代国家形成的路径和形态自然也不尽同。中华文明基于内陆性农业发展而来，农业社会最发达的中原区域很早就具有了相对于其周边区域的优势，从而成为亚洲大陆农业文明的核心区。核心区因其优势对周边区具有吸附力，在长期演进中呈现为内聚的趋势。中华文明核心区相对稳定，其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制度文化也呈现为具有明显延续性的演变。其行政管理体系的外缘则是弹性的，不仅经历了地缘政治的反复重组、族群变动，经历了农耕区与半农耕乃至游牧区之间对峙与依赖交融的互动，也表现在核心区与外缘区之间的藩封、羁縻、盟约、互市关系中。这种宏大的历史运动覆盖东起沿海及相关岛屿，北及漠北，西抵昆仑山脉，南至亚洲热带雨林的广大地区。其发展演变的基本倾向，是中华文明空间与国家管理空间的重合，是中华文明范围内各族裔人民日益深化的融合与制度、文化心理的趋同。清代是这种倾向达到空前规模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加速了中华国族国家体制和现代中国版图的确定。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变中最为宏阔的结构性历程。如果单纯注重国家单元并且偏重依社会形态进步阶段性线索来书写中国历史，就难以察觉和说明这一宏阔的演进历程，也难以透彻阐释从中华文明开端到现代中华多民族国家体制发展的逻辑。

第一，文明史研究视角有助于透视和说明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背后的依赖和共生格局。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周边地区政权的贸易、战争、和亲、封贡、融合、模仿等历史现象都是这种格局的反映。这些现象短时段视野下的含义是政权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长时段视野下则是其相互依存和融汇。第二，文明史研究视角有助于说明中原王朝更替的机制。中国历史上近乎周期性的王朝更迭，既有王朝内部统治失序方面的原因，也常因北部边缘区政权的南下运动。这种运动必然带来对中原经济相对发达区社会发展的干扰，甚至带来社会秩序的重组。这类变化多次发生，在单一政权视域下主要显示为重复现象，在中华文明史视野下则可以看出内聚趋势的逐步推演。第三，文明史研究有助于说明中国文化融汇包容的历史进程和韧性特征。所有文化都需要不断的创新，否则就会僵化，创新的机制部分在内部，部分在外部。中华文明包容差异的文化要素，因而具有丰富的自我调适能力并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累积起调适的经验和能力。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差异性及其持续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断得到锤炼，不断发生适应生存的调整，从而形成超过单一政权社会体系所能具有的韧性。第四，文明史研究视角有助于阐释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制度文化复杂性。中华文明包容差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的制度、语言，包容不同的族裔，所有差异都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关。这种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是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征，从古代延伸到现代，构成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情。要理解这种国情，就要从文明史的视角来对中国历史进行透视。以中华文明演进作为核心线索来书写中国历史，可以符合史实、符合论理地形成通体一贯的叙述系统，这方面已有尝试，其进一步优化，为可以预期之事。

四、文明史与全球史书写

东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就都有超出族裔、政权的对更大范围历史的记述。所有的国家史，都涉及关于国家疆域之外的知识。在全球航路开通，全球化逐渐发展以后，世界史加快发展。然而直到20世纪中期，所谓世界史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国别、族裔、区域史板块拼合而成的世界史。在这种历史中，国家、族裔、区域之间的关系是缺乏相关性的，“世界”只是一个地理范围概念。二是围绕某种理论编织起来的世界史，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种世界史受特定理论强力支配，历史的经验内容是被选择出来服务于理论阐释和由理论支配的。三是相对于本国史的外国史，如中国史学界长期将历史分为中国史、世界史两大分支，后者其实是外国史，于是实际造成了外国等于世界的逻辑。即使仅仅研究越南或西班牙等任何一个中国以外国家历史也被归为研究世界史，独研究中国史不是研究世界史。这种违反基本话语逻辑的事情，近来已经被注意到，但国内主流学术界却并未更改。20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史比较有效地克服了前述世界史书写的缺陷。这种历史书写追求体现人类历史的普遍联系，注重各个区域、文明、人种、族裔、社会之间的直接互动与结构性影响，注重在历史叙述中通过比较来揭示其共性、差异和相互关系。

这种有效性既体现于世界历史的问题研究中，也体现于历史著作编纂中。以国家为单元的历史并非从不顾及超国家的联系，但考察的目光优先投向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冲突，即国际关系、外交关系得到优先注意，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为关注的重心，在漫长历史演进中缓慢发生于日常中的人口流动、知识与技术传播、物种流传、观念与信仰融通、疾病流行等处于边缘。而此类关联，大量发生于不同文明之间，或者说，发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此类关联会造成更意味深长的历史后果。文明史的视角则天然凸显此类关联，各文明史的状况及其关联网络与历程，是考察普遍联系意义上的世界史的最佳视角。与问题研究不同，历史编纂指覆盖特定范围历史内容的通贯性的以呈现经验内容为重心的著作纂写。在有限篇幅内呈现世界史的画卷，即使是有限时段的世界史画卷，也需要设定叙述的基本线索。这种叙述如果以国家为单元进行，极易流于琐碎或者以偏概全，否则就必须规模巨大，难以阅读。以文明为单元，以各文明的历时性演变与横向关联为经纬来书写世界史，是一种更可行的方式。当然，文明史不等于全球史，全球史也并非仅能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考察。

基于最大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含义，在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时，就进入了人类文明的层面。自人类起源时代开始，其命运就是相关的。这突出体现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的统一性方面。不过，人类虽然很早就有关于同类认同的伦理意识，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性的深刻体认毕竟还是在现代乃至晚近时期才实现的。这需要充分了解地球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了解共同生存环境可以因为人类行为而发生威胁人类生存的变化，并且还因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直接关联日常化的程度、人类具备了彻底毁灭其共同生存条件的手段。全球史书写也正是在人类形成了前述认识和处境的晚近时期才真正兴起的。那么，把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单元来书写文明史必然是全球史。这种全球史应能比前述诸文明关联互动构成的文明史更能呈现人类经验的统一性。不过如前所述，人类文明的统一性是随着人类生存方式和知识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书写这种统一的文明史需要充分注意这种历史演变。凸显统一性就易于淡化差异性，也更易于进入观念预设主导的叙事语境。

五、文明史的局限

文明是整个人类共同体以下最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文明史是特定视角下的历史。与其他视角下的历史一样，文明史有其考察历史之所长，也就有其局限。这种研究因其考察的基本单元规模宏大，必然具有宏观的特色。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史的视角不能被运用于分割细化的具体课题，但具体课题的研究依然需要贯彻宏观透视的意识，否则就失去了文明史的意蕴和特殊功能。文明与国家、族裔、社区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社会单元，任何单一视角都不可能是研究所有层面历史内容的最佳视角。偏重宏观的视角，在研究微观对象、课题的时候，功能会衰减，甚至可能难以运用。倡导文明史研究，不能以为其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切之法，不能因而削弱关于国家史、民族史、地方史、个人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文明与族裔、人种相关，与文化、价值特异性相关，因而必须保持一种警惕，防止种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藉诸文明研究而复活。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文明毕竟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现象，而人类生存能力愈是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愈会相对缩短，所有人毕竟属于同类，毕竟有共同的命运，所以区分文明的研究，不是为了将那些差异深化，而是为了探索并存和融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