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杨伯江还不满27岁。当时，杨伯江到日本的两个重要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一个是1974年成立、由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理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另外一个是1987年经外务省批准成立的智库机构日本国际论坛。
“在这两个单位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非常好的一点是，能够看到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还结识了一批日本当时非常活跃的学者，这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杨伯江看来，这次经历也让他对日本社会，对日本的国民性有了一种感性认知。
此后的数十年间，杨伯江通过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不断交流，并邀请日方青年学者访华，努力向日方传达“中国”的丰富内涵，展现出一个不夸张、不缩小、不修饰的中国形象，也见证了一些日本朋友从用比较挑剔的目光看中国，到以比较务实、脚踏实地的态度思考中日关系的转变。杨伯江寄语中日两国的青年学者们，在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海量信息的当下，需要建立自己的观察“坐标系”，踏实、扎实地做好基础研究。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节点上，杨伯江认为，汲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把未来50年的中日关系经营得更好的出发点。而回顾历史，最令他感慨的，是当时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复杂的形势下展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勇气、魄力和智慧。（澎湃新闻记者：王露 孙彰）
在民间交流中观察日本的意气风发与趋于谨慎
澎湃新闻：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间，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有哪些关键要素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杨伯江：仅就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72年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赶超日本（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2010年以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变量非常多，大致分为几方面：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变化的产生，各自的战略、政策、国内社会政治思潮等也都会发生变化。
二是国际大背景，包括国际格局、时代潮流、国际关系模式、国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这种国家间关系模式的变化，又可细分成合作模式、竞争模式，或者是斗争模式。
三是中日关系本身的特质。即中日关系有着区别于中美或中韩等其他关系的特点。这既包括了两国关系中积极的方面，也包括矛盾、分歧，甚至心理等因素，它们客观上都是中日关系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就意味着要以上述这些特质为背景，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研究。没有真空中的中日关系，只有现实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参与“北京-东京论坛”，并同日本政界人士、学者等进行了广泛交流。伴随着中日关系发展轨迹的变化，在与日方人士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观察和印象深刻的经历？
杨伯江：通过当前中日之间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北京-东京论坛”，来观察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轨迹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我们从中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如，中日双方代表讨论问题的时候，心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其背后影响因素是肉眼可见的，包括经济力量、生活水平，以及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等。
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可以期待五年、十年后，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好，这个民族会更有前途和光明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北京-东京论坛”发言的时候，中方的代表似乎都是信心满满。
相对来说，我们的日本同行和老朋友，感觉他们更为保守一些，甚至是比较消沉一些。心态、氛围趋于保守，是冷战后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们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对国家发展的预期都趋于谨慎。
回望2005年论坛创办之初，日方嘉宾还是比较意气风发的，能感受到他们的自信。当时“北京-东京论坛”召开的背景是中日政治关系进入僵局，中日希望借助民间力量推动双边关系转圜。所以，当年参加论坛的日方人员大部分都是友华或知华人士，讲话比较温和，对日本自身较为乐观。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间，日方人士的参会状态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点体会是，工作不光是在会上，也是在会下。场合不同，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开会时，我们两边会围绕一个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进行非常激烈的争论。会议结束后，双方还是朋友。但这也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各自原有的立场，只是换一种方式来继续讨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不少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甚至是偏右的政治家。
中日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
澎湃新闻：日本外务省4月22日发布了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里面提到，日本在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同时，还需要与中国携手解决共同的课题，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当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这一政策导向背后受到哪些思维和意识的影响？
杨伯江：近年来，日本的《外交蓝皮书》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概括而言，其背后受到两个方向力量的推动。一是出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目的，出于美日同盟的需要，不是出于国际社会的公益，而是自身私利，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但同时，还有一股强大但低调的力量推动中日关系朝着继续合作、和平的方向走。中日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国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同时，还有一些需要两国共同解决的问题，包括区域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等。
实际上，就推动中日合作的那股力量而言，《外交蓝皮书》中不愿承认的是，中日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我们不否认中国的发展需要和日本合作，但同时，日本对中国的需求更是呈上升趋势。
举例来说，2021年日本实际GDP增长1.7%，这在发达国家当中算非常低的水平。经过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各国（经济）普遍出现了报复性反弹，但日本的反弹非常乏力。而在这1.7%的增长当中，内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国际市场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国际合作特别是与近在咫尺的中国进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澎湃新闻：您曾指出，中日之间目前最需要的是对话与合作，双方应该就亚洲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形成共同愿景。如何理解“地区共同愿景”这一概念？目前，中日对于实现地区愿景存在哪些共识，又有哪些分歧？
杨伯江：共识大致包括：中日双方都以和平发展为基本路径，都不希望发生战争；都希望进行国际合作；希望维持开放式、对世界市场融入型的发展模式；都希望彼此的关系能够维持稳定的发展，最好是有建设性进展。
尽管我们提到了上述至少4点共识，但对于怎样达成这些目标，恐怕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我所讲的“亚洲未来的共同愿景”，具有一定针对性。原因在于，战后的亚洲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各方平等参与的、反映各方合理诉求的地区秩序。
这和二战后亚太的历史有直接关系。二战后国际秩序，包括亚太秩序的法理基础，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之上，这是在二战后期以及战后初期对日作战各主要国家达成的共识。
但随着1947年冷战开始，美国背离了过去的共识，片面对日媾和，这就产生了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受邀参与旧金山和会，也没有签字。因此，中国这一力量在战后新的地区秩序当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没有明确的定位。所以，战后的亚洲其实存在着两个分裂的世界：一个是现实政治的世界；第二是法理上的分裂的世界。所谓的“旧金山体制”，是造成亚洲包括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没有进入同一个秩序框架的最主要根源。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经历30多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在亚太地区中究竟处在何种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依然没被给出明确的答案。
因此，我们应该就共同生活的地区，来讨论未来究竟如何安排，这就是我所说的“地区共同愿景”。
让日本年轻学者了解“等身大的中国”
澎湃新闻：从2019年7月1日开始，中国社科院开始邀请日本青年学者到中国访问。请问这个项目实施的初衷是什么？近些年来，在与这些来华的日方青年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观察与发现？
杨伯江：应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动这个项目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具有跨时代意义。首先，这个项目是中国社科院主动策划、提出，以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中友好会馆为窗口单位，让他们负责在日本国内的组织协调。
中国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具体承办了这个项目，这也是我几十年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直接参与的完全由中方单独出资的一个项目，确实是有跨时代意义。这也反映了中日两国经济力量、国家力量的变化。
同时，这个项目也反映出了中国方面的主动性和倡导力，这主要体现在对日本访华团行程的设计安排上。除了到北京相关部委进行座谈、参观燕达养老设施之外，我们还邀请日方青年学者到中国的一些欠发达地区进行考察。例如，我们和日方学者去过甘肃，了解了当地沙漠化问题，以及老乡们努力奋斗改善生活的状态。
我们想传达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我们既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内陆欠发达地区。所以，我们应当让外国人，包括这些担负日本未来的年轻学者，了解真正的中国，用日语讲叫“等身大的中国”。
在与日方年轻学者接触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变化。近年来受国际舆论，包括日本舆论的一些不客观、不全面的报道影响，一些日本朋友，包括年轻学者、精英层面，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全面、客观和深入的。所以我们2019年7月第一次和他们接触时，一些人看中国的目光比较挑剔，并非很友善。
2020年、2021年由于疫情未能进行线下接触，日方仍希望项目能够以线上的方式继续进行。随着项目进入第三年，当双方再次讨论中日关系时，我们感受到日方学者，不同于之前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是以比较务实、脚踏实地的态度来思考问题。例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日方学者，他们提出的一些中日潜在的合作项目就相对具体，像是智慧城市共建、混动汽车开发等。
尽管日方学者在交流中也没有回避中日关系面临的一些困难，但也能愈发看到他们希望从地区和两国长远利益出发，促进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意愿。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近期的民调数据显示，中日民间对对方国家的负面看法比例呈上升趋势。如何看待和解读此类“民意”调查？
杨伯江：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正常”或者“自然”的现象。但这并非是“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对它的出现和形成有所理解。
前段时间，我刚好应邀参加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组织的一个三国媒体交流项目，当时的题目恰好就是分析中日韩民众之间相互认知度下降的原因。
首先，这与中日关系的历史有关。我们经常讲中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但由于种种因素，中日之间有时“似近而远”，其背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作为研究人员，如果把中日关系的历史进行细分，大概是有三副面孔：一副是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的历史；一副是兵戎相见、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还有一副是没有交往交流，相互对立、隔绝的历史。这三段历史是我们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基础。
比如，在日本1945年投降之后，一直到1972年中日才恢复邦交，而这段时期恰好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国家认知重构的重要时期。但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却缺乏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
第二点是战后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战后，日本采取了加入西方阵营、靠美国庇护来恢复发展的路径，日美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所以，在当时，中日双方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
除此之外，美国战略和政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重大而直接的。二战后，日本的保守派政权是依靠美国政府扶持的。一般来说，和美国关系不佳的日本领导人任期都不会太长。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民主党出身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而前首相安倍晋三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围绕朝核政策的分歧，也是促使其第一个任期（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下台的因素之一。
因此，当美国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推动其亚太地区盟友对华进行多边压制时，中日关系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汲取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方面经验
澎湃新闻：面对中日国内民众存在的情绪，两国有识之士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年来，有哪些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杨伯江：我们回顾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程，是为了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把今后50年的中日关系经营得更好，这个是出发点。
从正面经验来说，首先就是要有勇气、有智慧、有担当。回顾1972年9月29日之前的几年，日本的内政、外交以及中日之间官方与非官方的互动，就能够领略到在国际上和在日本国内均有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
而回看中日推动邦交正常化所采取的“两步走”模式，也会发现其区别于常规的建交模式。具体而言，“两步走”是先由双方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近6年后，两国于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层面确认了之前邦交正常化的成果，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
抚今追昔，最令人感慨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在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下，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真正展现了非同一般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同时又极富东方智慧。
第二点经验，就是要坚持中日和平合作的总基调。当两国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一方面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坚守原则，在一些重大、敏感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让步，但同时又牢牢把握着和平合作的总体大方向。
第三就是要求同存异。这和第二点有联系，但要求在方法上做得更周延、更科学。问题本身固然重要，但用什么态度、思路去解决它，往往比问题本身更重要。
比如，中日之间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前首相安倍进入他的第二任期以后，开始提出“价值观外交”。对此，我们想请教日方一个问题：为什么50年前价值观上的分歧没有成为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反而在今天成了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深化合作的障碍？究竟是树在动还是风在动？是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还是主观上刻意而为之？所以，如何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值得深入思考。
澎湃新闻：对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的两国青年学者们，您有哪些建议和寄语？
杨伯江：首先，应该认识到中日关系研究与日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道，“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程度。
我们对于日本的了解恐怕还没有那么深入，研究还没有那么系统。所以还需要加大力气、深入研究。需要充分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一个国家对你来说重不重要，既要考虑其正面价值，还需看到其负面价值。正面价值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可借助的外部资源。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负面价值、破坏性价值（distructive value）可能导致的一系列连锁效应。从昔日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开始，日本对地区乃至对美国对华战略观和对华战略政策是具有不小的影响力的。
第二，不要追风，要踏实、扎实做好基础研究。现在是一个媒体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每天只看短视频的话，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热闹、眼花缭乱，也会因此失去自我，被信息牵着鼻子走，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察“坐标系”。没有“坐标系”就不知道特定事件发生在哪个方位上，无法精准定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也不知道该事件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第三，日本研究需要开拓视野，要从国际关系全盘和中国外交全局的角度来加以定位和把握。日本研究有其特殊性，这是历史文化和二战后的国际因素造成的。比如，日语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本，通常不是那么通俗易懂。虽然日语中也有汉字，汉字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但由于两国的发展道路、民族命运不同，中日对同一个词的理解往往渐行渐远。例如，中文的“手纸”，在日语里就是“信件”的意思。
此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失去了海外殖民地，据1957年日本首份“外交蓝皮书”说失去了“国土”的46%，这也就意味着讲日语的人就是日本本土人。
基于这些因素，如果我们每天只看日本资料来进行日本研究的话，你时时刻刻接收的就只是日本官方、学界和媒体的信息和观点，缺乏比较分析与开阔的视野、宏观的把握，甚至是全面、公正的资料和角度。所以，我一直强调研究人员在日语之外最好能懂一些英语。目前在日本所四十余位研究人员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可以用双语工作的。
总而言之，我们把握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要放到一个更宏观、开阔的视角之上，这样我们的结论、观点才能更接近事实本身，离真理更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