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提起这么些似乎彼此并不相关的话题，需要解释一下。
先解释之所以提起这些问题的由来。北京大学的这个网站既不同于一般性评论网站，虽然它叫做‘燕园时评’，因为它毕竟“书卷气”比较浓厚。间或有人不满意这里的文章，还要讽刺地说：“北大就这个水平呀”，这个网站的主持frank也曾比较委屈地解释：这里的文章多一半是从外边贴上来的，不代表北京大学的水平。显然，批评和解释的双方都假定这里的“水平”应该够一定，才有资格作为“大学”的网站。此所以发问于“学”。
观察这个网站的文章和讨论，每每反驳意见者会以某某意见不科学为理由，或者说某某文章作者不配作为科学工作者，等等。即如本人，也曾针对一些作者提出类似的质询，可见，这里面对学问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内涵的，并不是八股学问就可以在这里登堂入室，闹不好，也会被斥责为“过时”或是“不成体统”。我以为这里大多数网友学友们－其中也包括发表文章的各位学长们－都以自己的论理比较符合“科学”为有学问，可以符合这个网站基本要求为标准。此所以发问于“科学”。
说到讨论，这里的讨论也就算热闹，有些非常激烈，有些很有些调侃，另外有一些读来仿佛是文字水平比较高的“口水战”，这些年来读了很多，有感于心，不吐不快。因为要谈的题目是在燕园评论上发表，所以后两者也一并写上去充数。
一、学和科学。
自从中国人借道日本，引进了“科学”的这个概念，科学和中国人的现代历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中国传统的“学”和“学问”作为概念，不复够用，一定要点出来本人谈的是科学，那才够一定级别，一定档次，不能应对的，就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可见，中国人脑子里的科学和传统学问之间，是有着明白的分野的。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延请来的“赛先生”，首先是要和中国人概念中的所谓“学”划清界限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另请高明呢？
那么，现代科学概念和我们的学问之间到底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区别呢？以求真而论，不必说过去中国人在做学问（而不是做文章）的时候，也不能不讲究假设和经验必须两相符合，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就尤其注重对疗效而且是对症施治的疗效，非常重视。你有没有说得通的理论还不要紧，要是阁下异想天开，仅仅说本人这里是个“秘方”，你吃下去就是，恐怕中国的医学家一定会嗤之以鼻。中国人的历法，起码在唐代还是非常讲究参照各种不同的方法，力求系统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描写时间记录的“现实”。就即便我们离开在中国历史后期不那么时兴的自然科学脉络，进入比如历史这样的“软科学”，在求真这一点上，乾嘉考据学派的“无一字无出处”的精神，我怕现在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依旧会引为经典的吧？
我不是科学史学家，不知从科学史的角度看，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的根本不同。但我以为对科学的几个基本要素出发来看中国传统学问，关键在于首先：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不在于对语义逻辑严格而且严格到趋向苛刻的定义上，而这一点是西方科学最为根本的立脚点。犹如数学里面要找原点一样，西方科学要找一个语义上的原点。而且不仅西方科学如此，即如「圣经」里，也有“开始是词语”的说法。两千年中国的学问作下来，要谈语义定义，或者搞绝对相对论，“阴即是阳，阳即是阴”，或者就来什么“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也”，完了。这样的定义用在比如算学里，还可以用公式来补救，但用在社会学问上，大家各自“词无定义”一番，于是缺乏真正共同讨论，互相监督的严格基础。久而久之，学问学问，就不大能适应精确和可操作的要求了。
其次，在定义不精确基础上，我们系统也很难精确。尽管比如明代的“心学”，就其推理而言和当年欧洲阿奎纳做“经院哲学”或有可以两相对照的地方，但阿奎纳似乎的系统“强词夺理”却真正给西方科学论证，奠定了本体方法论的基础，而中国的心学，最多给我们提供了怎样容纳研究者主观世界的进阶方式。同样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在阿奎纳的本体论方法基础上，可以继续前进。但“六经注我”，却仅只给中国人提供了面对客观世界时的足够勇气而已。
最后，西方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非常讲究“在同一条件下，按照同一方法一定可以排他地获得同一效果”这样的检验方法以及这样方法的前提（定义，限制，对限制的理论说明，等等），但我们中国的学问则太讲究“此一时彼一时”，经验论在时间延展意义上，成了经验相对论；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国实用理性，于是变成了实用主观时空相对理性。这样的理性，用来辩证施治，也许非常有效；用来在规定大框架下，充分发挥面对一定时空条件必须变通的工程手段上，也会非常有效。所谓“术”，此之谓也。但作为思维系统方法，颇有缺陷。这一点，我想无需赘述，学友们一定比我更明白。
而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大家并非不明白科学的真正涵义，何以我们在讨论乃至在进行我们自己认为还有点科学性的讨论的时候，竟而每每不关注基本概念的内涵呢？比如这里时常撰文的潘维先生吧。留学美国，学的据说是哲学，想来思想方法的训练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但潘先生一说“民主”，一定会联系到而且一定会主要联系到一个“决”字，而且按照这样的概念推理，论证只要“决”字对了头，剩下的就是“多数”或者“少数”的问题了。而民主何以就只剩下了“决”字，其中学理何在，潘先生或囿于篇幅，或出于其他原因，却不肯向这个论坛上的诸君宣示一二，以正视听。再比如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讨论吧。明明事实上，世界上各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有挺战的，也有反战的，但我们的有些学友们却一定要把民主和挺战抑或是民主和反战用二律背反的关系，联系起来，不知这里面的科学精神何在？再比如蒋兆永先生撰写弘文来阐述美国和中国之间冲突的文化背景。明明美国文化里也有充分神性因素，明明美国小布什政府援引发动战争的理由里，有着充分源于清教原教旨的成份，而明明我们中国文化里也有着充分世俗乃至世俗得要命的成份，但蒋先生大笔一挥，直接了当地就声称“美国文明是神性文明，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而不哪怕言简意赅地说明这样论述的系统根据在什么地方，这很有些我们老祖宗的“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也”的味道，但和我们自从“五四”就一直想恭敬延请的那位“赛先生”没有什么交情或是渊源了。
推而广之，在「燕园评论」之外，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比如上海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教授吧。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信仰理念之争，而美国大革命是利益利害之争”，并以此试图证明美国革命的模式要比法国革命的模式来得少了许多血腥。我没有充分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自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发言权。但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贵族决一死战，不知何以这就一定是“信仰理念之争”，而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对人权自由的崇高解释，就一定是利益和利害之争的遁词。从历史基本事实上看，近代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的社会大革命，有那一个真正可以脱离－哪怕是基本上脱离－社会利益分野和体现诠释这样分野的理想信念之间的争论呢？因为我们要学习美国民主的经验，而且是要在中国社会利益分野日益尖锐的前提下学习，所以为革命者讳，顺手改写改写美国革命史或是法国革命史，这样的推论我是不大敢用在朱教授的身上，只不过我迄今未曾拜读过朱教授解释他的立论的详尽历史考证和理论阐述而已。倘使所言不缺，还望朱教授海涵。
总之，我以为在我们不断以“科学”与“科学精神”为楷模的同时，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讨论，似乎有必要检讨我们对这位“赛先生”的忠诚到底如何，有没有阳奉阴违之处。
二科学与学。
科学之作为自然科学的解释，和作为社会科学的解释不一样。比如历史学吧。现代历史学界就有争论，问：历史学是否真的能够作为“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历史的发现，重述，再解释，反复归类，都可能导致此前历史，不论是叙述还是诠释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由此观之，历史似乎不能作为可以比之于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而存在。另外，许多社会科学即便称得起是科学，那也比如主要是因为对社会人文现象的系统描写尽可能逼真，而未必是因为由此揭示了什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存在。这样的描写逼真的现象，基础自然科学中固然也有，比如对对撞离子状态能量的描写，未必马上就能得出有关离子的什么“真理性结论”，但描写了，而且不是孤证式地描写了，毕竟也是发现科学的成就。但我们基本上可以假定：自然科学这样的描写性发现，最终会有助于提出系统自然科学理论。而比如历史学，社会历史学，社会语言学等等门类的社会科学，它们描写的状况，到提出描写的时候，很可能已发生变化，而且无法在社会中重现类似的状况，因此，社会科学当中的描述性发现本身，就非常重要，而无需一定要为提供什么系统性真理作出贡献，它才有意义。
在与自然科学严格标准不同的意义上，我以为我们不妨暂且把不严格符合这样科学定义的“社会科学”，称之为“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因为「燕园评论」里大多是有关社会人文的讨论，所以，这里的讨论不那么严格符合自然科学标准，我以为无可厚非。但既然它在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的心目中，毕竟还应该有些“学”气，那么探讨一下这样的“学”气都最起码应包括些什么，我以为很有必要。
简而言之，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学”最起码要包括尽可能准确的描写要论述的对象。你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就请尽可能准确地描写一下美国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事实。你要论述“三农问题”，那就尽可能象于建蝾博士那样，提出充分事实的根据。即或要评论什么现象，那也要尽可能准确地再现这个评论对象，以便读者论者对照比较，展开比较有针对性的讨论。
如果我的这个近乎常识的假定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对照「燕园评论」上的一些文章，我以为我们在这方面实在还有改进的广阔空间，因为有些讨论文章在我看来实在是描写不足。或者是因为事情本身还没有说清楚，或者是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不说对自己不利的过程；象关公一样，只说“过五关斩六将”，绝对不说“走麦城”，然后发一通议论。我以为这样的文章一定有它的好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乐此不疲，我想到的好处比如有：可读性很强，读起来气势磅礴的，所谓“说的痛快，写的淋漓”，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并非我要有意讥讽。这样的文章唯一的坏处－假如这可以算作是坏处的话－就是：它很缺少了一些“学”气－于科学精神就更加不必提起。
三、讨论与学。
讨论本身不必有学。因为假如那样，我们这里的讨论就一定会学究气实足，死气沉沉的。但讨论可以“无学”，在「燕园评论」这个大家认为毕竟应该有些“学气”乃至毕竟应该有些“科学精神”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应该起码包涵这样几层的意思：
质询。质询可以补足论证的可疑或者遗漏的地方，虽然质询者自己未必那么懂得其中道理，但就象会看戏的人不必一定会唱戏一样，提出问题的人，也容许并不那么懂得“学”乃至“科学”。
评论。评论者可以在质询之外，提出其他视角；在质询之内提出对比如论证逻辑的疑问，等等。尤其是社会科学与精神科学，稍微换个视角，一定会发现别有一番天地的，一定会发现作者没有抑或是也不可能照顾到的边边角角，这样读者论者或者“有则改之”，或者“无则问之”，或者若有若无则辩之论之。这样的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被成为“交往理性”，在后现代学者那里，可能被归在“试错”之列。无论怎么归类都有助于我们参与讨论的人，开拓视野，深化思考，总之未必能有益无害，但毕竟可以以备一说乃至数说。
最后，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以为我们也完全可以摆开“学”或是“科学”，来发表我们的感受，所谓“抒情”。毕竟伊拉克战争不是书斋里面坐以论道的精妙题目，而是血淋淋的世界政治现实；毕竟言论自由不是也不必是宪政学者们独门租赁下来不许他人染指的“学理”；毕竟孙志刚事件不能成为我们玩味切磋的“内省法门”，而必须有众多热血朋友见义勇言，见义勇论，见义勇驳才行。不过，我以为在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毕竟应该有些“学气”的论坛上，怎么见义勇而如何如何，也不能全然不顾基本做人的道理。动辄和人家三代祖宗过不去，固然不是顾及基本做人道理的表现，动辄就说对方有病，残疾或是该死，我以为也不能算是符合做人的道理；甚至苛刻一点要求：动辄就说其他民族如何如何从根上就不配“文明”二字，也有不那么顾及做人的基本道理的嫌疑。不管我们怎么不喜欢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是在世界各大宗教文本上都有的基本做人的道理。起码照顾到这个道理，我们也算是讲究了一些“学”了－讲究了人文的学问。
四、最后应该说一说我对「燕园时评」的感受了。
不管我上面如何学究式地提出什么样的批评和责难，「燕园时评」在这么多学友的关怀下，毕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了，成为我们大家以文会友，释疑解惑，精神砥砺的绝好场所，实在难得。「燕园时评」能否真的有足够的科学精神涌现出来，能否真的有着于我们滋养人文精神有所裨益的“学”气荡漾，固然是我心之所仪。但即或我们之间的争论缺乏了这样那样的精神，没有了这样那样的“气息”，能够有我上面希望的讨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须知：我们谁都不是圣人，在学问见解乃至在发表这些学问见解上有不足缺陷乃至投机，虽然令人非常遗憾气愤，但这是“人间城郭”题中应有之意，认可和宽容这样的“应有之意”，以符合人文主义基本道德观的胸襟来对待之，这本身未必“科学”，但却非常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五四请来的“赛先生”容得我们中国人整整一个世纪还没摸索出来发展中国使之走向共和与繁荣的道理，我们这些据说聚集在“赛先生”门下的徒子徒孙，又有什么资格动辄口沫横飞，非要在词令文章上置学长学友辩友乃至论敌于死地而后快呢？如果说真正「燕园评论」有学的话，让我们在这里学会讨论艺术，学会言论上的民主和自由，这不是一门很深奥，很高尚的学问乃至“科学”吗？我知道这样的学问在西方部分地被称为“沟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