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写下来的语言。文章和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我们不应该把文章和语言分割开来。现在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写得文一点，多加上一些辞藻，多加上一些政治名词，多绕一些弯子。这些人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时候，文章本来是很通顺的，到了高中和大学，文章越来越不通了。毛病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文章越文越好；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决不能成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

文章又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口语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不假思索， 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也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或大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发表出去，读者却又发现他的话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要好好地构思，仔细推敲，在文章的条理以及逻辑性和科学性方面多考虑。

毛主席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报纸上的文章，鲜明性方面做得较好，准确性方面做得较差。所以我这里主要谈谈准确性的问题。准确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是表达形式的准确性。我这里主要是谈表达形式的准确性，也就是语言的逻辑性。

不但逻辑推理要有逻辑性，我们造一个句子也须要有逻辑性。凡是不合事理的句子，也就是不合逻辑的句子。平常我们所谓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等等，严格地说，都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问题。

例如《新闻战线》1979年第二期梁枫同志批评的“最好水平”，是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表面上是语法问题，实际上是逻辑问题。依汉语语法，形容词用作定语时，应该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最好水平”这个结构并未违反语法规则，因此也没有犯语法错误。但是，“最好水平”这个词组是违背事理的，“水平”的原义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高低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就是不合事理。

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有一天我听中央台的广播，讲到某人民公社所走的道路是“行之有效”的，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只听说“有效方法、有效措施”，没有听说过“有效道路”。第二天看报纸，已经改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改得好！这样一改，就没有毛病了。又有一次，我在报上看见某公社“闯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任何人闯出来的。我们平常只说“闯出一条新路”，不说“闯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有时候，从标题起就出了语病，例如某日某报有一条新闻，标题是《舍身忘死救儿童》，讲的是一个中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标题只七个字就有两个错误：第一，“舍身”通常指牺牲了性命；这个中学生救活了一个小女孩，他自己没有死，说他“舍身”是不合事实的。第二，“忘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那个中学生忘记自己的死，而他自己并没有死，谈不上忘记自己的死。即使他死了，也不能说他“忘死”，因为死人无知，没有忘不忘的问题。也许作者说，这里的“忘死”指的是“不想到自己会死”。那也不好。应该是置生死于度外，明知冒生命的危险，也要救人。

有时候，过分夸大的语句也会出毛病。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稿，其中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台湾归还祖国贡献一切力量。”我说：“你把一切力量都用于争取台湾归还祖国了，还有什么力量再贡献给四个现代化呢？” 把“一切”二字删去，就没有毛病了。

有时候，不但是逻辑性问题，而且是科学性问题，例如冰心同志嘲笑的“月圆如镜, 繁星满天”，比不上曹操的“ 月明星稀”更合乎事实。皓月当空，三、四等以下的星星都被月光遮掩住了，我们还能看见繁星满天吗?

由此看来，要学好写文章, 首先要学好造句。古人的语文教育，要求人们写出通顺的文章。所谓通顺，指的是语言合乎语法，合乎逻辑，主要是用词造句的问题。而在造句的问题上，主要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什么叫做用词不当呢？就是把某一个词用在不合适的上下文里。为什么会用词不当呢？这是因为写文章的人不懂那个词的真正意义( 如“ 水平”)，或者是懂的( 如“ 有效、闯出”)，到下笔造句时却又忘了。韩愈说过：为文须略识字。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文章要懂得语词的真正意义。韩愈是一代文豪，尚且说这样的话，可见识字的重要性。我老了，写文章还常常查字典、词典，生怕用词不当。识字是基本功，同志们不要轻视它。

为了写好文章，须有好的语文修养。毛主席说：“语言这东西， 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毛主席要求我们：第一，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在这里谈谈我的体会：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民群众的语言，最鲜明，最生动，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报纸上多数文章总是那么干巴巴的？就是因为作者喜欢掉书袋，堆砌辞藻，半文半白，离开人民群众的语言很远，失掉宣传的效果。这是走错了路。希望这些同志回过头来，好好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毛主席说: “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 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 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我们吸收外国的语汇，要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今天，现代汉语的语汇中从外国吸收来的词语，比“五四” 时代以前高出数十倍，如果我们要学得像，不走样，最好是学好外语。

例如“水平” 一词来自外语，我们看见英语level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就不会再写出“ 最好水平” 这样的话了。又如“ 词汇”一词来自英语的vocabulary (即毛主席说的“语汇”)，指的是一种语言里的全部的词(斯大林叫做“词的总和”）。现在有人说：“某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汇。” 那就错了。一部词典只有一个词汇，不能有几千或几万个词汇。我们只能说这部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或两万个单词。我们应该把吸收外语而走了样的情况改变过来。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主要是指成语来说的。学习成语，可以丰富我们的词汇。许多成语都能起言简意赅的作用。这也和吸收外语一样，要学得像，不走样。有一次，我看见一张电影说明书上把“ 突如其来”写成了“突入其来”, 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不懂“突如” 是什么意思。“突如” 就是“突然”。作者不懂, 所以写错了。我的意见是：最好少用自己不懂的成语;；如果要用的话，请先查一查词典。

关于写文章，还有一个篇章结构的问题。这主要是逻辑推理的问题。要学习一些典范文，学会逻辑推理的本领。我的意见是：可以熟读马、恩、列、斯、毛的文章，注意篇章结构是如何严密。我们不但要学习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同时也要学习他们的文章的逻辑推理。我建议大家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两篇文章是逻辑推理的典范。当然还有其他的文章，这里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