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到佛教进入中国，中国文明对它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现在如果我们来看看这种包容性的具体表现，会发现一些我们现在仍然在经验的东西。比如说，佛教传入的价值观在一个根本的方面跟中国价值观发生了冲突，简单说来，佛教的僧俗有别与儒家伦理是相冲突的。所谓僧俗有别意味着纯洁的信仰容不得俗世的污染，出家人只有断绝了尘念才能好好修行，才能功德圆满。可是儒家对个人有很要求，都是实实在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责任，比如忠孝，再比如续香火。所以佛教这种观念与儒家伦理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事实上，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这种冲突一直存在（现在传播发达了，西方文明才进来一百多年便走过了印度文明进来一千年所走过的路，各种各样的冲突早就经历过了，而佛教传入时传播手段远不像现在发达，所以与中国宗教和文明的冲突、磨和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在儒家伦理面前，佛教要播扬开来，就必须采取一种调和与适应的方略。反过来看，中国文明对于外来文明总是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宽容，总是想方设法与它和平共处。即便与外来的东西发生冲突，中国文明也决不会采取“一棍子打死”，或把你赶走的方式，而采取的这种方式，那就是与它磨合，使它发生改变，最终使它适应当地的水土，结果是与本土文化的融合的。

在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上，佛教有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本原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兴趣，现在好像除了哲学系的老师还在教授或转述一些古人的话以外，全世界的人们都不大谈这个话题了，除非你是三、四岁的小孩，他们都充满了好奇心，总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佛教就是用“十二因缘”、“四大”、“五蕴”等等来搪塞或回避中国人提出的挑战，但没有信佛的中国人又不太接受它们。为了让佛教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当时一个高僧叫康僧会编译《六度集经》的时候，用了老庄哲学里的“本无”和“元气”概念，来解释生命的本原。本无和元气这些概念在正统佛教看来纯属歪门邪道，根本不是佛家正确的说法（佛家虽也讲四大、十二因缘什么的，但更侧重于“缘起”；所谓缘起我的理解就是没有本质，只有关系聚合，用英语表达就是dependent origination，就是所谓“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相互依赖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没有一个终极的本原，而不像“元气”那么实实在在，那么唯物主义）。在汉晋之际出版的佛书里面，中国人用来说明万物起源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也常常被用来解释印度佛学中的四大即地火水风。在印度人眼中，四大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而五行与四大有明显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被用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起源。这些情况说明，中国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进而包容外来思想，中国文明具有深厚的包容力。

“格义”法的流行也说明了这点。所谓“格义”，就是用本土现有的理念附会外来的理念或事物，来解释它，使其显得不那么陌生，尽管这种解释可能严重偏离它原有的含义。佛家的僧人就曾用道家的玄学概念来格义佛教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说安士高在翻译《安般守意经》的时候就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这其实用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家的概念。这种格义法看上去很有系统性，但实际上已远远偏离原典了。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被用来格义佛教理念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僧人用“道”这个概念来比附“菩提”，而“菩提”在印度语言里边指的是“对佛教真理的觉悟”；用道家的“真人”来比附佛家的“阿罗汉”；用“无为”来比附“涅磐”。这种做法并非有助于把握佛教的真理，但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有相当丰富的本土思想资源，能表现出相当高的包容力。

这种包容能力我们从佛教的造像上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比较正宗的佛祖造像应该有明显的印度人特征，应该有鼻子高挺、大耳、厚嘴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的确在佛祖的造像人有充分的体现。如果要搞什么本土化，去掉这些特征，信徒们就会觉得这些佛祖不是佛祖了。另一方面，印度人模样的佛祖像看上去虽然慈祥端庄，却容易令人产生距离感，毕竟这个形象跟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差别很大。于是，在不是佛祖的其他佛教人物如菩萨、罗汉的造像方面，中国人开始搞中国化或本土化，而严格地讲，这些人物都来自印度，在佛教经典里与特定的地点时间联系在一起，都应该是印度人的形象。总之，中国人种的特征开始出现在那些非佛祖的佛教人物造像上，比如说菩萨、罗汉、天神，以及某高僧大德。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明的反应是在改造它的过程中包容它。